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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俘的另一种情况，就是诸侯向天子献捷献俘，天子“亲受而劳之”，并且常常举行典礼对诸侯颁布册命和给予赏赐。向天子献俘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诸侯奉王命伐四夷而有功；二是献俘者必须是诸侯或诸侯国的天子“命卿”。
如果不符合条件者即使献俘，周天子也可以驳回不接受。
献俘于庙后就是“饮至”和“大赏”。《左传·桓公二年》载：“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
其中“饮至”、“舍爵”，就是国君安排酒席，和群臣宴饮并行慰劳之事。
“策勋”就是将有功者书于简策，以示表彰，还要遍赏有功者，是为“大赏”。
如果军队作战失败，败军回国时就要用“凶礼”，正所谓“以凶礼哀邦国之忧”。最典型的莫过于着丧服的“哭师”之礼！
秦穆公迎接殽之战后被晋人释放的三帅等俘虏时，“素服郊次，向师而哭”。因为士卒散失、士气低落，故败军回国时不“振旅”。“不振旅”也就是战败的代名词，欲至就曾说过：“韩之战，惠公不振旅”。
春秋时期，战争频繁。一方面是诸侯兼并；另一方面，华夏族与少数民族间的斗争也逐渐加剧。
在新的战争背景下，战争礼也呈现出新的面貌，总的表现就是：在部分保留西周的形式和精神的条件下有所衰落。
子偃想要耀武扬威，借此以震慑宵小，获取帝国子民的荣誉感，献俘礼是必不可少的。
在献俘礼结束后，如何治理原本孔雀王朝的地盘，又成了子偃与群臣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为此，子偃又召开了大朝会。
邹衍站出来道：“陛下，臣以为应当在印度设置一个都护府。帝国已经无力在印度这么广袤的土地上设置郡县管理，也没有那么多的官吏可以派遣，没有那么多的百姓可以迁移，故而对新并入帝国版图的印度，可以实行军事占领，再教化其黎民百姓。”
“臣附议。”许多大臣都表示赞同。
这时，儒家出身的淳于琼出列道：“陛下，臣以为不可。”
“请说说你的看法。”
“如今帝国已经拥有方圆几万里的疆域，幅员辽阔，陛下日理万机，只是依靠郡县制的话，已经无法行之有效地管理，而只是设置都护府，实行军事占领，只怕各地生乱，帝国无法好好的进行教化。所以，臣以为，陛下应该分封诸子于各地！”
分封？又来了！
子偃并没有立即驳回，还是任由群臣在陛台下辩论。
子偃又询问了鹖冠子。
鹖冠子回答道：“陛下，臣以为，已经到了分封诸侯的时候了！”
“何以见得？”子偃淡淡的道。
“诚如淳于琼适才所说，光是设置都护府，已经无法行之有效地管理各地。帝国现在有安东、北庭、西域、安南、吕宋、夷洲、海南扶桑八个都护府，在海外，还有许许多多的殖民地！欲教化这些地方，不知需要多久的时间！而如何行之有效地进行教化？唯有分封！”
“分封？”
“是的。陛下可以将诸皇子和功臣分封出去，建立诸侯国，拱卫皇室，陛下当可垂拱而治，使我华夏之文化远播！”
“此事，随后再议。”子偃拒绝讨论这个问题。
鹖冠子又道：“陛下，此事必须尽快解决，若不确立分封制，久则生变！据我所知，孔雀王朝的统治是不巩固的，孔雀王朝分若干省，靠近都城的东部和中部省份由国王直辖，边远省份往往由王子统治。帝国境内还有很多半独立的部落。印度凡有一百一十八部落！国王对中央、地方和军队的官员都派密探进行侦察和监督。”
“远征军能轻而易举的征服了孔雀王朝，与其疏于对各地的掌控，强于军事，弱于政治、经济、文化这几个领域不无关系。”
子偃微微颔首，认为鹖冠子说的没错。
孔雀王朝是一个奴隶制国家。普遍存在着家庭奴隶制，似乎并没有大规模地使用奴隶，土地为国王所有。国家有60万步兵，3万骑兵，9000只战象。
孔雀王朝的官员有三类。第一类是地方长官，主管修治河渠，丈量土地，监督灌溉用水之公平分配；也管猎户，有权酌情予以赏罚；还负责收税、监督与土地有关的行业如伐木、采矿等，还负责修治道路。
第二类是城市长官，分为六组，每组五人。各组分别主管手工业、外侨、生死登记、市场交易及度量衡、产品检查以及征收什一之税等事项。
第三类是军事长官，分为六组，每组五人。各组分别主管海军、后勤辎重、步兵、马兵、车兵以及象兵。
孔雀王朝的统治是不巩固的。各个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很大的独立性。因此，这个靠武力统一起来的国家是不能长期维持下去的。阿育王死后，帝国逐渐分裂，其势力仅及恒河部分地区。
约在公元前187年（或公元前185），孔雀王朝末代国王布利哈德罗陀为其部将普士亚密多罗·巽伽所杀。至此，孔雀王朝灭，巽伽王朝兴。
分封诸侯，的确能在几十年内，使帝国加强对各个化外之地的控制，但是久而久之，帝国与诸侯渐行渐远，迟早是要生出大乱子的。
子偃又垂询道：“鹖冠子，朕听闻，印度是一个宗教色彩极为凝重的国家，其人，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奴隶平民，大多信仰耆那教、印度教和佛教对吗？”
“是的。被攻灭的孔雀王朝，信徒最多的还是耆那教！孔雀王朝的先王，旃陀罗笈多是个虔诚的耆那教信徒。耆那教是筏陀摩那在大概四百年前所创立的宗教，同印度教和佛教一样，相信灵魂解脱，业报轮回，主张非暴力、不杀生、行善积德，而对禁欲和苦行的提倡则远超过佛教和印度教，其部分教派甚至主张信徒裸体修行，以示一文不名。”
“旃陀罗笈多在俗世间的业绩已圆满，便转而追求灵魂上的价值。为了更好地以一个耆那教信徒的方式生活，抛弃了王位出家，最后竟至绝食而死！由此可见，印度人是十分信教的。”
第716章 儿孙自有儿孙福（）
“朕并不迷信武力。”子偃眯着眼睛道，“欲征服一个国家，必须要从文化上击败他，泯灭其文化，再输入自己的文化，如此才能做到帝国化胡为夏的目的！”
“朕始终相信，依靠强大的武力，只能维系一时的统治，不可长久。所以，只是使用武力的话，是无法从根本上同化印度人的，朕打算派遣巫教进驻印度，宣教教义，使其归附。”
“陛下圣明！”群臣山呼道。
巫教，是宋帝国的国教，子偃作为帝国的皇帝的同时，还是巫教的教皇！
子偃之所以神化自己，神化日后的皇帝，其目的很简单，就是想要让君权神授的观念深入人心。皇帝，在是世俗的统治者的同时，又是上天派来普度众生的救世主。
“巫教”一词，对于后世人或许很陌生，但是，巫教的的确确是道教的前身。
巫，在那个时期，代表的不是力量，而是一种信仰。人们都相信，巫能够带领他们战胜恶劣的生存环境，繁衍下去。
无数巫用自己的生命和一代一代的积累，为那个时期的人们指明的生存的方向！
华夏文明的根源在于上古巫教。
上古巫教历经夏、商、周三代，统治中国数千年，对华夏文明具有根本性的影响。
大家所熟悉的如周易八卦等，皆是此中产物。
到了东周，随着社会经济的多方面发展，原有的上古巫教也面临种种社会新问题的考验，旧的社会秩序不复存在，分封制度和周天子的宗教、政治权威随着诸侯之间“无义战”而面临全盘崩溃的危险。
对此，华夏先民开始了新的探索，出现了百家学派。
当然，这些探索离不开当时上古巫教的大环境，不可能平空造楼，都是在上古巫教的基础之上的改造和发展。
因此，这些学派可以看做是上古巫教的根上生出来的不同枝杈，若将上古巫教看作是土壤，也可以看作是同一土壤上的不同的几棵树。儒家由孔子提出，他经过删编书籍，对上古巫教进行了重新的诠释和改造。
由于当时天子的宗教权威已经衰落，为了重新解释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权构造，使之更加合理，孔子删除了一些过于“怪力乱神”的东西，而强调血缘伦理，企图以此来重新建立社会秩序，使周代得以延续。
作为上古巫教的继承者，孔子依然保留了如“昊天上帝”之类的上古信仰。
儒家学说可以看作是上古巫教的“新教”。道家由老子提出，他主张复古，恢复到更古老的先王原始时代，回到上古巫教的源头去，也就是社会的最初形态，来以此解决当时空前严重的社会危机，换句话说，老子是上古巫教的“原教旨”主义者。
因此，道家保留了更多的上古巫教的文化，如周易八卦、鬼神信仰、风水占卜等等。鲁迅说，中国文化的根源在于道教，指的就是道教的原始巫教性的一面。
墨家由墨子提出，他主张兼爱非攻，可以看作是社会低层民众对当时社会混乱而提出的自保思想。墨子本质上是实用主义者，他的主张主要针对当时社会现实，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如非乐等，他认为儒道都过于贵族化，不能体现下层利益。
当然，作为以“先王”的继承人而自居的大贤，他也主张“明鬼神”，人死后有鬼魂，神灵自然会赏善罚恶等等，体现出墨家思想中的上古巫教影响的一面。
因此，把墨家完全排除在道统之外是不准确的，严格说，墨家属于道统大树上比较另类的一枝，比较贴近下层民众，属于上古巫教的“底层另类派别”。
法家由韩非子提出，他的思想为“法、术、势”，强调帝王之学，注重国家管理和帝王之术。他的学说是针对当时周天子权威全面削弱，宗教上的崇高地位荡然无存，政治地位也一落千丈的局面提出的。
他主张帝王用强力来恢复社会秩序，再现先王政治上的权威，来弥补其在宗教上地位衰落的不足。属于上古巫教的“上层另类派别”。
另有其他百家学说，影响相对较小，这里不再一一说明。
综上所述，儒家是新教，道家是原教旨老教，墨家是下层民众的政治幻想，法家是上层社会的强权思想。都是一条根上结出来的不同果实。
到了后来，儒家走进上层，以伦理为主，宗教为辅，治理国家。
法家也走进上层，以术、势为主，法为辅，来保证帝王的权威和儒教的执行。
道家走进下层，（后来也多次向上层进军），以巫术为主，主要针对各阶层民众的宗教救赎，由于其自身的政治性的依然保留，成为多次农民暴动的思想武器。墨家的思想过于理想化，后来，其中一部分为儒家吸收，一些为道家吸收，部分思想为底层民众的思想武器，演变为侠客之风。
各分支多以“主流”自居，互相争论，当然，若以强弱论，儒家和道家作为新旧两大派别，是所有的枝杈中最粗壮也最大的。各家互补互通，互相摄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