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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鱼当即黑着脸道：“怎么，难道秦国想要毁约吗？”
“非也非也。”张仪当着秦国群臣的面，拿出了一份国书，就这样指着上面的字样，说道，“昭子请看，我秦国的确是许诺了土地给你们楚国的。但不是商於之地，而是从柏村到细沙口的六里之地！昭子你可要听清楚了，是六里，而不是六百里！”
昭鱼听到这话，哪里还不知道自己被欺骗了，他们楚国被欺骗了？
昭鱼当即暴跳如雷地道：“秦人如此无信无义乎？”
张仪瞪着眼睛道：“昭子你莫要如此诽谤于我秦人！分明是你们的楚王听错了！是他错将六里听成了六百里！二者怎可同日而语？”
“好，很好。”
昭鱼脸色阴沉地看了张仪，还有在陛台上高坐的秦王嬴驷一眼，沉声道：“秦王、张子，今日之辱我们楚国记住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走着瞧！”
随即，昭鱼拂袖而去。
当昭鱼回到楚王宫，与熊槐还有楚国的群臣说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哪里还不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
“秦人卑鄙！秦王卑鄙！张仪卑鄙！无信无义！寡廉鲜耻！气煞寡人也！真是气煞寡人也！”楚王熊槐气得浑身发抖地道，“秦人竟敢如此欺我、辱我楚国！”
“王上息怒！”群臣都哗啦啦地跪了一地。
熊槐当即拍案而起，暴喝道：“既然商於之地秦人不予，那我楚国自当取之！屈丐！”
“臣在！”
“命你率大军十万伐取商於之地！”
“诺！”
“且慢！”看见熊槐如此之冲动，意气用事，令尹昭阳不得不硬着头皮站了出来，垂手道，“大王，臣以为现在不是伐秦的最佳时机。商於之地易守难攻，秦国又有重兵驻扎在那里，商於素来又是兵家必争之地，秦国势必不会甘心放弃商於之地的！”
“此一战，必将是秦楚大战！大王，现在我们楚国压根儿就没有做好进行大战的准备，何以战？何以战而胜之？”
熊槐气极了，挥了挥手道：“难道你要让寡人咽下这口恶气吗？令尹大人，什么事情寡人都可以听你的，但是唯独在伐秦一事之上，寡人绝不容辩驳！”
左司徒屈原亦是出声道：“大王，令尹大人所言极是啊！我们楚国压根儿就没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强行大战的话，只怕功败垂成！不得商於之地且不说，就连我们旧楚地都要被夺去啊！”
俗话说得好，忠言逆耳。
若是放在平时，楚王熊槐或许还能听得进昭阳与屈原二人的忠言，因为他知道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是为了自己着想，为了楚国的好坏着想，但是熊槐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
“寡人就不相信了！”
楚王熊槐瞪着眼睛道：“我们楚国没有做好大战的充分准备，难道秦人就做好了大战的充分准备了吗？秦楚两国大战，鹿死谁手，还犹未可知！”
“立即发布战争动员令！除了郢都大营出的十万常备军，各地的封君，安陵君、襄城君、权君、鄂君、弋阳君等都必须要出五千甲士，寡人要出兵二十万，攻伐秦地！”
看来楚王真的是气坏了。
竟然要倾举国之力攻伐秦国！
不过诸如昭阳、屈原他们都是一点都不怂的。毕竟楚国本来便是南方的霸主国，国势比之秦国一向是只强不弱的，而且经过了屈原这几年的变法改革之后，楚国明显比之前更加的强大了！
这便是楚王还有楚国群臣的底气！
既然楚王铁了心的想要伐秦，不妨随他去吧。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候的楚国，从中央到地方都实行了加强中央集权的具体措施，楚王的权力大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行政统辖关系更为严格。
正在开始孕育和成长起来的楚国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进入战国时期逐渐走向成熟。
然而，进入战国时期，楚国境内还存在着大量的封君封邑。这些封君封邑是西周、春秋时期分封卿大夫的继续，但又和旧的封建诸侯和卿大夫的制度有着实质性的不同。
尤其是从战国时期政治经济等发展的总趋势来看，封君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及其产生的历史影响日趋微弱。封君是楚王所封，在封邑内仅有衣食租税之权。
因此，战国时期楚国的封君制，是地方行政组织形式的补充。
楚封君数，如从历世楚王来看，楚惠王时13名，悼王时1名，肃王时2名，宣王时5名，威王时3名，怀王时23名，顷襄王时9名，考烈王时2名，幽王时1名，还有3名时代不明。
楚国封君现有62名，比之封君数较多的赵国26名、秦国23名、魏国17名，宋国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追赠除外），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由此可见，战国时期楚国是当时封君最多的国家。
战国时期各国的封君，就其本身身份来说，主要是王族贵族、有功的将相大臣等。楚国的封君主要是王族成员以及春秋以来楚国的旧贵族后裔。
析君公孙宁、鲁阳文君公孙宽是平王之孙，陵君申和鄂君子皙为楚王之子，江君昭奚恤、阳陵君庄辛、邸阳君潘乘等则是以往楚国宗法大家族的后代子孙。
墨翟指责当时“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贤使能为政”，“亲戚则使之，无故（当作功）富贵、面目佼好则使之”。战国时期楚国有些封君确是出于国君和太后的宠爱。
如安陵君、州侯、夏侯、鄢陵君、寿陵君，都是由于“面目佼好”而得到国君的宠爱。这些反映了当时楚国政治腐败的一个方面。
楚国的封君，基本上是以封地之名冠以君号，而中原各国的封君除以封地为号外，不少是以功德为号，以原籍或发迹地为号，有的则是雅号、谥号。以封地为号，可以说是楚国封君称号的一个特点。
战国时期的封君和过去的采邑制已不相同。在采邑制下的卿大夫不仅对其封地是世袭的，而且在封地内几乎与国君一样有相对的经济、政治和征兵的权力，并有家宰和邑宰以掌其封土，实际上封地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小国家。
而战国时期的国君在封地内仅有衣食租税之权。
战国时期楚国封君也是如此，他们在封地内的权力远没有采邑主的权力大。如鲁阳文君，他领有封地内的一切行政号令及刑罚大权。
鲁阳文君曰：“鲁（阳）四境之内，皆寡人之臣也。”但也就在鲁阳文君的封地内发生“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杀其人民，取其牛马、狗豕、布帛、米粟、货财”这样的变乱时，鲁阳文君只是说“必将厚罚之”而已。
鲁阳文君并不认为这些大都、小都、大家、小家都是他个人的私有财产。
这些大都、小都、大家、小家都有人民、牛马、布帛、货财，想必都是中、小地主或有一定数量财产的自耕农。
这些财产并不属于封君，封君只有封地内的衣食租税之权，并负责封地内的行政事务。
战国时期楚国封君除了衣食租税之权之外，还在经济上拥有特权。
除了“毋载金革篃箭”（禁运金属皮革箭杆等军用物资），“女（如）载牛马台（以）出（内）关”和“则政（征）于大（府）”（运载牛马归王室的大府征税）以外，所有贩运物资经过关卡“得其金节则母（毋）政（征）”，就是凭节一律免税。
这个错金铜节，有楚怀王命令大攻（工）尹“为鄂君之（府）”铸造的，有效期为一年。由此可知，战国时期楚国封君在封地内的经济上还有一些特权，可以凭借这些特权来经营手工业和商业，从中谋取暴利。
鄂君启节铭文云：“大攻（工）尹脽台（以）王命……为鄂君之鑄金節。”鄂君启节是楚王颁发的水陆两路免税过关的通行证，是有楚王命令大工尹铸成后发给“鄂君启之府”使用的。
这说明当时封君设有“府”掌管他的经济收入和开支，包括从水陆两路贩运物资。
汉代的封君设有“中府”或“私府”，如同皇帝设有“少府”那样，负责征收工商业税作为“私奉养”。
第505章 左右逢源（）
战国时期楚国封君已经没有私人武装，发兵之权是由楚王直接掌管的。春秋时期，楚国大臣、大夫的私人武装的记载不绝于书，是楚国军队的重要力量。
但战国以后，尤其是经过屈原变法以后，封君没有多少的私人军队，也没有发兵之权。
墨者钜子孟胜，奉楚国阳城君之令“守于国”。楚悼王去世后，宗室大臣作乱，围攻吴起于丧所，《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
阳城君就是要“夷宗死”的一家。
阳城君出走，孟胜坚持守国，结果孟胜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
由此可见，楚国贵族皆亲自参加射杀吴起，并没有指挥私人武装进攻吴起的情况。楚国号称“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的霸主之国，这些军队皆属于国家所有，而不是封君的私人军队。
楚国贵族势力虽然强大，但是在他们的封邑内还没有发邑兵之权，阳城君因而使用墨者孟胜率领弟子180多人守国。
墨家从墨子开始，就是以讲究守城的战斗而著称的，墨者钜子孟胜因为“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命令他“守于国”，“毁璜以为符（兵符），约曰：符合，听之”。
孟胜所统率的是弟子而非士卒，是一个墨家的集团。可见，战国时期楚国封君在封邑内的权力是有限的。
战国时期各国的封君已很少世袭，但是，战国时期的楚国，由于旧贵族势力强大，封君众多，不少出于世袭。
吴起变法要限制楚国封君的长期世袭制，这对于楚国封君制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实际上吴起变法并没有使楚国封君减少，到楚怀王时楚国封君还很多，不少封君的封地及其封号还是传之于后世，封君世袭制问题并未彻底解决。
战国时期楚国封君虽然世袭封土和封号，但是，这些封君在其封土内同战国时期各国封君一样，也仅有衣食租税之权，而没有或很少有政治和军事上的特权。汉王朝的封国中的封君“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等，就是沿袭战国时的制度。
战国时期楚国封君有的是受封而不临邑。如江乙曾在楚宣王面前指责“州侯相楚贵甚矣而主（独）断”。既为相，又主断，证明他不是在封地而是在楚都郢。
封君不就封的原因主要是在朝廷任有实职，封地由其所委派的私吏管理。
从楚国总的趋势看，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和扩大，楚国的封君制度逐渐走向衰落，封君的实际权力缩小了。
一般地说，由于封君是楚王分封的，势力也比楚王要小得多，因此封君依赖于楚王。战国时期楚国封君的封地不受地方行政机构郡、县的统辖，它与郡、县并行，统属于楚王。
因此，战国时期楚国地方行政机构的组织形式，是以郡、县为主而以封君制作为补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