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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夏传《春秋》，将历史学导入政治。他所最注重的首先是“微言大义”，后来传授于公羊学派，形成对汉初政治影响极大的《春秋》公羊之学。著名的董仲舒即是这一派的传人。
晚清时代著名改革思想家魏源、龚自珍、康有为也都属于公羊学派即今文学派。
魏、龚经世致用、变古适今的政治改革思想，当时流传到日本，对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的政治思想发生了重大影响。
另一方面，子夏也极其注重春秋时代的史事故实，此在《左氏春秋》中保存最多。此外，子夏也注重于训诂之学，这一学派即《谷梁春秋》。
以现代学术的观点看，可以说“公羊学”注重于政治意识形态和历史哲学。
而《左氏春秋》注重于史料和政治历史，“谷梁春秋”则偏重于语言分析哲学。如果说《春秋》之学开创于孔子，则子夏正是将其学说发扬光大而形成上述三大学派的最早传承者。
吴起在郑与秦军展开决战，魏军大胜。
魏太子击趁秦军西河守军主力围攻吴起防守空虚之际，指挥黄河东岸的魏军渡河。太子击率军攻破了秦国西河防线的军事重镇繁庞（今陕西韩城孔子讲学东南），秦国的西河防线被魏军彻底突破了，大批的魏军进入秦国。
魏文侯在西河地区一方面完成了军事占领，另一方面把魏国的便民政策带到了西河，得到了西河百姓的拥护，魏国在西河建立了稳固的统治。
魏国在西河实行的新政策对秦国百姓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秦简公为了安抚民心，被迫实行初租禾。
魏文侯在对秦攻略中除了军事打击、政策攻心外，还进行了文化渗透，著名的西河学派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
秦人本是华夏西陲部族，由于受到中原先进文化的影响而放弃了西向发展的打算，改向东方发展，商鞅变法后子夏画像更激起了统一中原的雄心。
魏文侯知道秦人不易武力屈服，但却对中原文化很向往。
于是魏文侯重用当时著名的大儒子夏，拜子夏为老师，在西河讲学。
子夏是孔子的学生，名卜商，比孔子小四十四岁，生于公元前507年。
魏文侯在延请子夏来西河的时候，子夏已是百岁老人，很少亲自教授了。
而且子夏由于老年丧子之痛，哭瞎了眼睛。在西河真正教授的是子夏的弟子齐人公羊高、鲁人谷梁赤、魏人段干木和子贡的弟子田子方。
子夏的政治思想具有法家倾向，在孔门弟子中，子夏并不象颜回、曾参辈那样恪守孔子之道。他是一位独创性的思想家。他关注的问题已不是“克己复礼”（复兴周礼），而是与时俱进的当世之政。
因此，子夏发展出一套偏离儒家正统证质观点的政治及历史理论。
吴起、商鞅变法，都首先采取示民以信的政治策略，显然源出于子夏之术。
子夏注重君王用权之术，认为君王必须注意研究政治历史。他说：“有国有家者不可以不学《春秋》。”“善持势者，早绝奸之萌。”（《韩非子·外储说》）主张治国者要学习《春秋》等史书，汲取历史教训，消除危机于萌芽状态，防止失权以至政变。
尽管子夏非常注意养生，身体一直很健康，但毕竟年事已高，而且双目失明，最初对魏文侯的邀请是很犹豫的。
魏文侯知道子夏是各国士人的灵魂宗师，决心一定要请子夏到西河坐镇。
于是，魏文侯亲自拜子夏为师，对子夏异常尊重。给国君做老师是儒的最高荣誉，即所谓的帝王师。子夏是第一个享有这个荣誉的大儒，甚至孔子在生前也没有享受过如此尊高的荣誉。
子夏被魏文侯的诚意感动了，决定亲自到西河坐镇。
由于子夏做了魏文侯的老师，而且亲自坐镇西河，华夏文化的重点就转到了魏国，转到了西河，形成了著名的西河学派。
第260章 奇观（）
子夏在西河的象征意义极其重大，不仅对秦国、楚国、赵国这些外族文化占上风的国家的怀化作用十分显著，而且使魏国俨然成为中原各国中的文化宗主国。
儒本来是以教授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教师。
而六艺是贵族和士人在治理国家中必须要掌握的基本技能。
儒由于各有侧重而产生不同的流派，相当于不同的学科。
鲁国的曾参之儒是以重礼，尤其是重孝为代表的流派，培养的是掌礼之儒，这些人不以经世济用为特长，在各国官僚系统中的地位不高。
子夏之儒培养的是经世济用之儒，大量地充斥到各国的官僚系统中，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儒学流派。
子夏到西河后，谋求进身的士人纷纷转入西河学习。
这个时候，西河学派应魏文侯的要求已经不以贵贱为收取学生的标准了。子夏由于不亲自教课，而且已经享有了魏文侯师的至高荣誉，也就不计较了。
这些士人在西河学派学习后，很自然地选择魏国为其效力的首选国家。这样，西河学派为魏国吸引、培养了大批官员。各国的士人对西河都很向往，魏国无形之中成了他们理想的效力国家。
西河学派教授的内容很丰富。
公羊高与谷梁赤本来不是最能代表子夏思想的学生，但由于他们教授的历史学科春秋是以服务国君为对象的，所以魏文侯抬高了他们的地位。
公羊高口授的春秋成为后来春秋公羊传的蓝本，谷梁赤口授的春秋成为后来春秋谷梁传的蓝本。
子贡的学生田子方传授的不仅包括儒本身的六艺，还包括子贡对儒学的发展，纵横术与经商的本领。
纵横术是士人成为官员后，从事外交所必须具备的才能，而经商致富则是一个官员富国富民所必须要掌握的知识。
子贡、田子方对传统六艺的发展是与当时的时代发展，各国对官员的要求相适应的。段干木是子夏看重的一个学生，他的教授中还可以看到子夏培养高级官员的精髓。
魏文侯担心段干木培养的高级官员不为魏国所用，反而与魏国为敌，便让段干木主要教习魏国的公室贵族，并请子夏能够对自己的子弟能够指点。
魏国本来对儒是不重视的，魏国的文化与韩国一样，起初受卫国的鬼谷文化影响最大。
魏文侯时，使用大臣不看出身，重视能力，提拔了很多平民和有戎狄背景的人才，魏国的贵族很少得到重用。
魏文侯重用的最重要的两个人物吴起和李悝都是来自卫国的平民。
乐羊、西门豹是魏国的平民。翟璜是戎狄出身。只有魏成是魏文侯的弟弟，出身贵族。
而魏文侯以后，魏国的大臣结构由于魏文侯对鬼谷学派和西河学派的融合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段干木及得到其真传弟子的教授下，魏国的公室贵族出现了大批的人才，如公叔痤、公子昂，成为魏国高级官员的一个主要群体。
田子方的后学逐渐融入到段干木这一支。
魏国大臣的另一个集团则是受鬼谷文化影响出身平民的人，其中以公孙衍和庞涓为代表的西河出身的很多。
这两个集团在魏文侯以后的魏国政坛争夺很激烈。
后来，受西河学派影响很大的贵族集团占了上风，魏国逐渐衰落了。
而公羊高和谷梁赤这两支很少出现有政绩显著的高级官员。
西河学派与鬼谷学派的争斗在魏文侯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鬼谷学派虽然不象西河学派这样大张旗鼓地收徒讲学，但也在不断地表达不同的学术见解。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事件就是吴起与公羊高、谷梁赤对春秋的争论。
历史是当时贵族和士人教育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学科，而《春秋》是必讲的一门课程。
但由于《春秋》只记结果，不记过程和背景，如何解释《春秋》记载的历史事件的真相就成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了。
魏文侯出于控制士人的目的，拔高在学术上并不是很深透、比较迂腐的公羊高和谷梁赤的地位，使公羊和谷梁学派的忠君思想深入士人之心。
而吴起由于早年投身曾参被逐的经历，对腐儒产生了很大的敌视情绪。
吴起根据自己的春秋的理解，作了一本左氏春秋传，与公羊春秋传和谷梁春秋传相抗。
吴起对春秋的见解要更符合实际，更符合政治军事斗争的实际，但是魏文侯不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政治、军事斗争的实际情况，对左氏春秋传很少宣扬。
由于魏文侯的扶植，公羊与谷梁两派占了上风。吴起对此很郁闷。
子夏在西河没有几年就去世了，但其在西河的象征意义却长期存在，魏国取代鲁国成为中原各国的文化中心。
魏文侯尊子夏为师的政治效果十分显著。
魏国之所以能够称霸百年，一方面是由于强大的军事实力，另一方面就是因为魏文侯把魏国变成了中原各国的文化中心。
而现在魏国的朝堂上绝大多数都是河西学派的士人。
望着陛台之下跪倒在地上的群臣，老魏王沉声道：“今宋师伐我，以我魏国一国之军力不可阻挡，而现在韩赵两国不出兵抗宋，包括大梁城在内的河南地这大片疆土沦丧在即。诸卿，如今已经是国家危难时刻，大家有什么主意不妨畅所欲言！”
魏国从来都不是以言获罪的国家，历代魏国的君主，魏文侯、魏文侯和现在的魏惠王都是较为开明的君主，广开言路，所以朝野上下对于一些国家大事，以及君主的为人、作风都可以畅所欲言。
若是在韩国，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魏国经过李悝变法，百家争鸣，不过主流思想依旧是儒学。儒生是空谈，但不会误国，至少老魏王还能辨别是非。
魏国现在盛行的儒家学术，治国却是用黄老之术，无为而治，这在天下列国当中是绝无仅有的。不得不说，这是一种“奇观”。
第261章 玉碎（）
惠施是魏国的相国，魏王问策，他必须责无旁贷地站出来奏对，不管他有没有应对之策。
惠施是宋人，出身名家，还是诸子百家之一的名家的集大成者，名家的开山鼻祖和代表人物，学识渊博，口才一流，不管是头脑、眼光还是口才在这个时代所有的贤臣当中都是顶尖的。
对于自己的母国宋国的日益强盛，惠施心里感到很欣慰，但是他现在是魏国的相国，又倍受老魏王的器重和信任，自然是要站在魏国这一边，与母国为敌的。
“大王，臣以为为今之计，是要向举国上下显示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意志！”惠施高声道，“眼下在黄池、高都等地魏宋两军正在激战，宋军有兵马十余万，攻势愈演愈烈。而根据我们在宋国的探子回报，宋君偃又从吴郡、淮南郡各地调集重兵，想要源源不断地增援伐魏的战事！”
“宋人对于我大魏国的河南地看样子是志在必得的。当此时，危难之秋，我魏国上下绝不能低头，绝不能服软！一低头，一服软，便是弱了气势，无气势便无胆魄，没有胆魄便是先败了！”
惠施抑扬顿挫地道：“大王啊，现在朝野上下对于是否抗宋之事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宋军百战百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