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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多长的实木神案，下面是一张八仙桌和四条长凳，左右两边随意摆了几张竹长椅和木椅，大厅角落里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听到有人进门，周冬生从房间里出来，到了大厅。见是包凯旋，上前握手，吩咐老伴倒茶。他和袁晋鹏在刘贞吉办公室见过一面，可他似乎忘记了。恭敬地把袁晋鹏请上八仙桌，冲泡自制的绿茶，果盘里摆上花生和黑乎乎的笋干点心。
聊了一会儿家常，袁晋鹏直截了当说明来意：了解情况、物色村支书人选。村支书空缺七、八个月，总是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周冬生苦笑道：“袁书记，还是我带你先到村子里转一转吧。”说罢，在前头领路。到村子中央，停下脚步说：“袁书记，你看看村里有没有新房子，有几家人的门口有电视锅，有几个年轻人在家。”袁晋鹏点点头，视野里几乎没有新房子，多数是八十年代以前盖的平房，“电视锅”只有四、五个，村子里的鸡、狗也不多，显得冷冷清清。村委会办公楼残破不堪，村支部和村委会的牌子字迹斑驳脱落，成了两块白板子。房间里灰尘弥漫，蛛网密布。
接着，周冬生又领他们爬到村后的山上，站在山顶，周边风景一览无遗。对面几个山头，村民的自留山光秃秃，而县实验林场的山满目苍翠，泾渭分明。散落在山坳里的稻田，东一块，西一块，大的约摸一亩，小的不足一分地大小。
回到村里，周冬生又特意把他们带到一个农户家里：破败的老式平房、空旷的厅堂、一个猥琐的中年男人。在龌龊不堪的厨房里，周冬生拉着袁晋鹏看一口来历不凡的锅。只见这口锅被敲掉了一小半，却仍然架在锅台上。由于靠近锅底右侧被敲掉一块，锅的右边被砖头垫高——否则炒菜时油和水会漏出来。但即使垫高，炒菜的难度也非常大。现在锅里有点剩菜，菜汤正滴答滴答漏到锅台上，又从锅台上流到地下，弄得地上邋里邋遢。袁晋鹏惊得张大了嘴巴，眼窝子一热。原来，六月初为了凑足“双过半”的上缴款，乡长汪立德亲自带队到各村收乡统筹款。收到单身汉周二平时，卡了壳。每年五十一块钱的乡统筹、村提留款，周二平硬是连续三年没交。事实上，不是周二平捣蛋，实在是穷得叮当响，家徒四壁，没法交。四十多岁，还是光棍一条，吃了上顿没下顿。往年，乡村干部收到他家时，知根知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今年，情况不同，不愿交钱的人太多了。村里有人说，凭什么我们年年交，他周二平一分钱不交，还不是屁事没有？问题最后汇报给汪立德。这是一个难题，如果收不到钱又不采取行动，恐怕更多的人会效仿，全村人都盯着呢。可周二平光棍一条，家里没有值钱的东西，你怎么行动啊？扒谷，人家连谷仓都没有，往哪里扒？赶猪，人家压根没有养猪。汪立德权衡再三，一挥手：“把锅砸了！”。他哪里知道，周二平连补锅、买锅的钱都没有，只能将就着用。
红石岭村委会本来有四名村干部，村委会主任、民兵营长、会计分别在其他三个自然村，只有村支部书记周炳荣住在红石岭村。过完元宵，周炳荣撂挑子不干了，村委会的工作也几近瘫痪。包凯旋以前在周炳荣家开火吃饭，现在不得不厚着脸皮到周冬生家蹭饭。
袁晋鹏第一次上门，周冬生让老伴杀了一只老母鸡，又到冷水塘里捞了两条鱼。在红石岭，这算是一顿丰盛的家宴了。正要吃饭，周炳荣找上门来，说有事找袁书记，周冬生说有事吃完饭再说，拉着他一起上了八仙桌。
酒是清洌醇厚的米酒，菜是洗尽铅华的农家土菜，袁晋鹏来了兴致，很快喝了三、四碗米酒。这是一种碗口很大的瓷碗，边上是青花，当地人称之为“蓝边碗”。
袁晋鹏觉得有点晕乎：“这酒喝着很淳，后劲肯定大，我这是第四碗了，不能再喝。”
周炳荣说：“袁书记年轻有为，这点米酒算什么。你放心，我们自家酿的酒，不打头、不伤身，哪里有什么后劲。”
“袁书记，我们这里山高水冷，粮食只能种一季，产量也低。糯米产量更低，但米质好。糯米好，水好，我家老太婆手艺也不错，当然是好酒哦，你尽管放心喝。”周冬生说。
袁晋鹏动情地说：“我来凤岭乡以来，还没有喝过这么多酒，今天陪两位前辈好好喝一顿。说句实话，今天长了见识。我没想到，老百姓过得这么苦、这么难，还有人烂了锅都没钱补。山上木头、竹子少了，山货也少了，田亩又少，这是你们头痛的事，也是我们党委、政府的难题。农业税、乡统筹、村提留收不上来，不单单完成不了县里的上缴任务，干部、老师的工资也发不出，乡村两级组织恐怕会陷于瘫痪。”说罢，端起蓝边碗，喝了一大口：“喝酒，大家一起喝！”
周冬生、周炳荣不吭声。袁晋鹏放下碗，接着说：“乡干部七个月没有领工资，老师也四个月没有领工资。当然，村组干部更难，工作在第一线，矛盾多收入低。可无论如何，我们总不能听任党支部瘫痪吧。我查了一下，红石岭已经六年没有发展党员，支部十七个党员平均年龄五十一岁……”
“责任在我，我做检讨！”周炳荣抢过话头，满脸通红。接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展开，递给袁晋鹏：“袁书记，本来想送到乡里去，听说你来了，就拿过来了。我不是来讨酒喝的。”
袁晋鹏接过纸条，大吃一惊，竟是一份“**申请书”。
周炳荣说：“袁书记，我的党龄比你的年龄都大，跟你说几句掏心窝的话吧。这几年，我老在寻思一个问题，国家怎么了，我们的党怎么了。我做这个村支书，一年的工资一千多块钱。为了完成财税上缴任务，去信用社贷款几万块钱。当然，我也知道你们当领导的贷款十几万、几十万。你说咋成这样了，私人贷款完成上解任务。你们国家干部还好点，我一个农民，今年当支部书记，明年还不知道干什么呢。贷款在我私人名下，拿什么还，还不了是不是要坐牢？去年我还被村里人打了一顿。就是因我带乡干部上门收上缴款，逼人家把祖传的几块现大洋交出来抵债。今年过完年，我儿子又被这些人找茬。这些人其实是逼我辞职啊！入党三十多年，我除了年年交党费，没得过什么好处。这几年当支部书记，又碰到最难的时候。看着村委会的两块牌子，我在想，这牌子还能挂多久啊？……”
周冬生打断周炳荣德的话：“炳荣，你喝醉了。怎么能这样想、这样说呢？”
周炳荣说：“冬生叔，我没醉。你看啊，村里那些信天主教的人，逢年过节，还有人送吃送喝送钱送春联，我们呢？做这个党员除了交党费，还有啥？人都要讲点实在的东西，不吃不喝不穿，活不下去。”
周炳荣的话深深地刺痛了袁晋鹏和包凯旋。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周炳荣的话并非不实之词，至少在贫困的红石岭村是事实。我们总是向老百姓索取，而不是付出。多数村的党支部，只有收缴党费时才和普通农民党员有那么一丁点接触。早些年，山上木竹资源丰富时，政府没有做好规划、控制，也没有做好产业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工作，导致木竹资源枯竭时农民迅速返贫。
回来的路上，袁晋鹏陷入沉思。向阳镇的经济情况明显好于凤岭乡，但两地有一点很相似，那就是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缺乏凝聚力和战斗力。这场波澜壮阔的农村改革二十年间取得空前成就，但也对农村基层组织的执政能力提出更高要求。生产方式和物资供应方式的转变直接削弱了基层组织对农民个体的控制力、影响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多数农民一年到头不必主动找乡镇干部和村干部。而乡村干部找上门来，无非催缴农业税、乡统筹、村提留或者其他摊派款，甚至扒谷赶猪，强行收缴。在这种情况下，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不是水乳交融，而是水火不容。九十年代初，一些地方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时，别出心裁地搞了一个“评五星农户”活动。没有评上“五星”的农户，各方面受到不同程度限制，最严厉的限制参军、上大学。活动开展后，“刁民”马上变老实了，但恐怖气氛笼罩着农村，人们甚至怀疑这是又一次政治运动的前兆，人心惶惶。随着几个农户的以死抗争，这项强制色彩鲜明的活动很快被上级明令叫停。当时，袁晋鹏是晴川师范学院的学生，无法认识地方政府开展“评五星农户”活动的目的。现在，他能够理解，倡导这项活动是迫于无奈。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赞同类似做法，钳制是逆潮流的愚蠢做法，终究要退出历史的舞台。新的农村形势呼唤崭新的、有生命力的工作内容和方法。只是他也感到很迷茫，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才能让农村重新焕发生机。
快到凤岭村时，看到一伙人齐刷刷跪在路边的田里。袁晋鹏叫小刘停车，和包凯旋一起过去看怎么回事。其中一人见了他们，赶忙站起身迎上来打招呼。袁晋鹏觉得此人有点面熟，一下子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包凯旋低声说是凤岭村村主任“红鼻子”，他才想起来。
包凯旋说：“红鼻子，你们怎么在这里跪一排，出了什么事？”
“红鼻子”尴尬地笑了笑：“没有事，就是玩玩。”
刚才跪着的那一伙人站起来，嚷嚷道：“包部长，你来评个理，我们说跪下来向天发誓，睡过两个女人的人天打雷劈。没想到红鼻子也敢跪下来，这是摆明了骗人嘛！他这个狗卵至少搞了四个女人，我们说得出名字。”
“红鼻子”狡黠地一笑：“你只是说睡过两个女人的天打雷劈，我睡过四、五个女人，又不是两个，怎么不敢发誓？”
大家听了，一阵哄笑，骂“红鼻子”刁钻滑头，散了。
回到乡政府，已是夜色苍茫。看到有一辆“桑塔纳”轿车停在院子里，车牌看不清，袁晋鹏估计有领导来了。这时，远远看到一个人站在食堂门口破口大骂：社会**！这个社会倒零！他正要上前问怎么回事，文书张木槿从食堂小跑过来，请他去食堂包厢里吃饭，说县民政局梁局长和民族宗教事务局胡局长来了，汪乡长正陪着喝酒。走近食堂时，刚才骂街的人停了嘴，背过身去。他特意看一眼，是食堂管理员梁金生。
梁克雄、胡林生此行因凤岭乡申报民族乡的事而来。此前他们已经来过几趟，可审批手续繁琐，只好一次次补充材料，否则省里那一关过不去。胡林生去年三月开始改任新成立的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有了实权，经常能收到寺庙里送来的茶油、香菇、木耳，心态平衡了，喝酒不再推三挡四。不过，凤岭乡离县城远，袁晋鹏没有强行劝酒，让他们早一点散场回家。
送走梁克雄、胡林生，袁晋鹏问汪立德：“那个老梁怎么回事，在食堂门口骂街骂政府？”
“不要理这个梁癞子！一餐没酒喝就骂大街。”汪立德挥着手说，径自回房间去了。
包凯旋跟着袁晋鹏走进办公室：“袁书记，老梁的笑话说来一箩筐哦。”
梁金生自幼生癞子，便养成了带帽子的习惯，三伏天也不脱帽子。中学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