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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主簿，正九品，全县的文书账册。
县典史，无品级，掌管缉捕、监狱。
府推官，正七品，掌一府刑讼之事。
按察司经历，正七品，相当于都察院在地方的办事员，监察地方官员。
中书舍人，从七品，协助内阁处理奏章。
提举，正八品，负责一项具体事务的襙作，如制盐、水利等。
大使，正九品，职责与提举相近，但级别又低了两级，多供职于过去朝廷认为不太的职能部门，如承运库、颜料局、皮作局、织染所等。
待诏，从九品，即翰林院最低级的官员。
教授，从九品，负责督导地方上的教学与考试事宜。
这些官职里，像知县、中书舍人这些都是比较受欢迎的，因为要么有实权，要么可接触到朝中高官。可其他官职就实在太卑微了，与胥吏也差不了多少。而且这些官职一般都是世袭的，朝廷任命只不过走个形式而已。
朱由检见众人狐疑，便朗声笑道：“你们是不是嫌有些官职太小？朕告诉你们，官职都有他的用处，一个岗位，要想把它做好、做到极致，都是一门高深的学问。而且过去像县丞、主簿、典史这样的官职常常世袭，也不能升迁，朕认为这很不正常。自今日始，这样的官也要纳入吏部的考核之中，能者上庸者下。你们要是做得好，很快就可以升迁，入阁拜相也并非不可能。
“另外，朕让你们选官职，是想看看你们对哪种官职更感兴趣，觉得自己有能力、有动力做好。若你选的官职，事实证明你不能胜任，朕也只要将你们降级罚俸，可要想好了再选哦！”
虽然如此，选择“知县”、“中书舍人”和“翰林院待诏”的人还是占大多数。朱由检也预料到这种情况，反正这只是考生们的意向，决定权还是在皇帝手中。
但也有些考生，主动选择了更“卑微”的官职。比如朱由检颇为欣赏的熊汝霖，他的任职意向就选择了品级最低、低到没有品级的典史。他的理由是：典史掌握一县衙役，肩负着缉盗的责任。如今浙江一代倭寇猖獗，他情愿回家乡做个小小的典史，保境安民，维护大明海疆。
又如袁枢，朱由检后来才知道他竟是袁可立之子。袁枢却并不想倚仗父亲的职位与威望提携自己，而情愿做一个九品主簿。他认为现在各地衙门账目混乱，贪腐情况十分严重，户部收不上赋税，自然也会间接影响到边军粮饷的补给。如能让他做个主簿，他保证可在一个月之内将一个县的账目梳理清楚。
当然，最让朱由检欣赏的，还是黄宗羲给出的答案。这些官职黄宗羲全不要，坚持要去户部，哪怕没有官职，做个文书小吏也成。
黄宗羲认为朝廷的赋税制度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程度。一方面，“天下之田赋日增”，并产生了三个严重的危害。一是“积累莫返”，即每次税制改革以后，不管怎么改，老百姓的税赋水平总是在提高；二是“所税非所出”，即田赋折银，在折银的过程中会有盘剥百姓的情形发生；三是“田土无等第”，即不分土地的肥瘠程度，也不管种植的是什么作物，一律按一个标准收税，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平。
而在另一方面，大批的商人经商收入远超种田，这部分收入却没有或很少征税。朝廷以农为本没有错，但是赋税仍以田赋为主，实际上是鼓励农户弃农经商或是做工。如果粮食够吃，这倒也没什么；可现在连年闹饥荒，种田的人却越来越少，收成自然也连年下降，田赋则全压到种田的农户身上，那些经商赚大钱的商人富户却逃避了赋税，这又是极其严重的不公平。
因此黄宗羲坚决要求到户部任职，那样他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深入的调研，并提出一整套赋税改革方案。现在这个方案当然还没有，但黄宗羲已经提出一个原则，那就是“崇本抑末”。
所谓“崇本”，即是把农、工、商都视为立国之本、赋税之本，加大对工商业的征税力度，同时也要对工商业给予和农业一样的扶持。
“抑末”，则是凡和工农商不太沾边、不能为社会创造财富的行业，如僧道、倡优；或是一些只能供少数人享用的奢侈品行业，如酒、丝、精制瓷器等，则应着力抑制，以免他们挤占过多的社会。
朱由检看罢赞不绝口，当即钦点黄宗羲为此次恩科的状元！
第八百六十九章 六千进士（）
天启六年春这场盛况空前的恩科，终于在紫禁城落下了帷幕。崇祯皇帝钦点黄宗羲为状元，不过为着照顾礼部官员的情绪，后面的名次他就没亲自指定了。
考官商议的结果，吴伟业为榜眼，南直隶山阳考生夏曰瑚为为探花。这两人都是当世公认的才子，尤以诗文见长。其实朱由检并乎官员会不会作诗写文章，像顾炎武和王夫之，不但精通经史百家，对各种经邦济世的学问也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就因为诗文名气稍小，难入来宗道等人的法眼，殊为可惜。
殿试共分为“三甲”，状元、榜眼、探花这前三名为“一甲”，称“赐进士及第”；成绩较为优秀者为“二甲”，称“赐进士出身”；其余为“三甲”，称“赐同进士出身”。由于这一科取仕太多，中二甲的就有二千多名，三甲者更是达到三千名。
朱由检欣赏的那些青年才俊，如顾炎武、王夫之、钱嘉征、熊汝霖、杨廷麟、陈天工等人，绝大多数被划入了三甲。不过他倒没太在乎这些，反正殿试的名次和自己今后提拔重用哪些人，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殿试结束，恩科就算彻底结束了，没考中的举子也逐渐离开京师。对于这些人来说，这个春天无疑是颇为失意的：好不容易赶上一次亘古未有的大恩科，主考题却是如此简单，很多自诩满腹经纶的考生都感到完全无从发挥。
还有副考题，说是只做为参考，可在主考题水平都差不多的情况下，无疑副考题的答题情况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很多人平时只是埋头钻研四书五经，根本不懂这些知识，此时均是后悔不迭。
好在皇帝又降下恩旨：明春举行恩科。不过下一次恩科就不会有这么大规模了，而是要和正常的科举一样，也须先通过院试和乡试。考题的形式则仍为“主题加副题”，前面那两级考试同样如此。
这个消息无疑又给学子们带来了希望。尤其是很多认为自己的文章水平已经没有多大提高余地的学子，更是很快决定把主要精力放到那些“副题”上，期待来年凭借“副题”鱼跃龙门。
朱由检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如果说前世的高考是指挥棒，那么做为国家抡才大典的科举，就更是指挥棒，考试考什么，考生就会学什么。只要假以时日，就会逐渐改变目前这种“只读圣贤书”的局面，官员的素质也会得到提高。
朝廷一科就取了六千人，这下吏部可有得忙了，得给这些人安排官职啊！
官场是最讲究论资排辈的。按照过去的惯例，一个官职出缺，则由平级或低级的官员依次补上，轮到新晋官员的机会微乎其微。所以朝廷才会有的闲职，包括六部都有京师和南京两套班子，就为安置这些无事可做的人。
可是这科人实在太多了，难不成一下增加数千个闲职？孙承宗等吏部官员不禁大伤脑筋。
朱由检却胸有成竹，他在与孙承宗密议后宣布，新科进士将大部分出任各地的县丞、主簿、典史，现有的这些官员则一律晋升半品，暂到京师吏部报到，待考核后授予新官职。全国共有一千五百多个县，就可以安置近五千新科进士，剩下的留在京师，翰林院等部门。
圣旨一下，很多大臣都感到忧心忡忡。因为地方低级官员在当地根深蒂固的情况，他们并不是不知道，都有些担心皇帝这个举动会引起地方政务的混乱。而且就算这个过程很顺利，那些原来的县丞、主簿来到京师，又该如何安排？
对此朱由检也不过多解释，只是宣布新晋官员先留在京师培训一个月，然后再奔赴各地走马上任。至于到底如何培训，大臣们就不得而知了。
虽然觉得皇帝这次恩科如同儿戏，但朝臣们并未把这件事太放在心上。原因也很简单，就算取再多的进士，也得从小官熬起，威胁不到他们这些高官的权力和地位。
他们真正关心的，是“枚卜大典”，也就是选举内阁成员。因为内阁掌握着“票拟”大权，在过去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内阁阁臣才是帝国的真正主宰者，而非经常辍朝的皇帝。
阁臣的位子炙手可热，但名额有限，一般就是一个首辅，两三个次辅，最多也不会超过六七个人。谁都想当阁臣，谁都觉得自己不含糊，那怎么办？不知道哪任皇帝发明了一个馊主意：用抽签的方式决定，抽上谁就是谁！
因为“抽签”这个词不太好听，换成了“枚卜”，但意思是完全一样的。此后“枚卜大典”就成为选举内阁的固定程序。
这不，殿试刚刚结束，就有很多大臣向朱由检上奏皇帝兑现之前的承诺，立即进行枚卜大典。而原来的三位阁臣施凤来、张瑞图和李国普也识相地马上提出辞呈，此时别说贪恋官位，皇帝没因为他们与魏忠贤过从甚密而降罪，他们已经烧高香了。
这次朱由检倒是很给大臣们面子，马上诏准，并定于后日早朝时举行大典。
大臣们这一天已经太久了，第二天就呈上了枚卜人选。能到这个名单的，自然都是在朝中非常有威望的官员，朱由检略略一看，却不禁皱紧了眉头。
原来这份名单，基本上就是东林党的“党员名册”。可见东林党现在在朝中的势力已经大到了何等程度！
这份名单中，孙承宗、王在晋、袁可立三位重臣因为并非东林党人，竟都被排挤在外。而著名的东林党领袖人物周道登、成基命、李标、刘鸿训、韩爌等人则全部在列，至少有二十余人。而不是东林党成员的，只有礼部尚书来宗道一人，此人又是个出名的老好人。东林党的算盘打得很精，枚卜人选都是东林党，那么无论选上谁，内阁都会被东林党所控制，他们也就可以把持朝政了。
朱由检看得心中冒火，目光一一扫过这些人名，突然落在最后两个名字上。
这两个人都姓钱，一个叫钱龙锡，一个叫钱谦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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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百七十章 枚卜大典（）
对于钱龙锡这个人，朱由检并不熟悉。事实上，钱龙锡之前曾出任南京礼部右侍郎，是个典型的闲官。两年以前，因为得罪了魏忠贤，还被削职为民，不久前才刚刚起复，出任吏部右侍郎。
但出乎朱由检意料的是，钱龙锡竟得到了重臣的一致推举，认为别人可以用枚卜的方式来选，只有钱龙锡必须入阁。而且不光是东林党人，包括来宗道、孙承宗、王在晋、袁可立等人也对钱龙锡极为推崇。
朱由检倒也不不敢怠慢吏部调出钱龙锡的履历详细观看，这才明白了几分。原来钱龙锡是万历三十五年进士，今年四十八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他也是东林党的领袖人物之一，但与其他东林党人相比，他对各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