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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纯如放下自己所有的工作，开始自己漫长的考证之旅，她只是一个普通人，但是好在，她还有一支笔，一双腿，一张嘴，一双眼，能够去听，去看，去写，去揭露那些罪人丑恶的嘴脸。
于是从1994年开始，张纯如便开始收集所有关于金陵事件的资料，27岁那年亲自到金陵，在完全不适应的气候中呆了25天，这25天，她白天参观各种纪念受难同胞的纪念馆，跟当地机构收录资料，采访老兵，拜访当时事件的幸存者，在每次采访过幸存者之后，她都会留下100块钱。
这钱不可为多，也不可谓不多，龙国这么多人，又有多少人能想起这件事情的受害者呢？甚至很多人只当是一个历史来看待。
但是他们忽略了，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还尚且存活在这个世界上。
历史的经历者还没有逝去，而在大多数华夏人心中，这段历史似乎早已变成没有任何温度纸张和故事。
这份心意，就抵得上金山银山。
白天收集的资料，张纯如晚上就熬夜整理，在金陵的25天，张纯如平均工作超过十个小时以上，张纯如的口语水平还可以，但是在阅读水平还是有些不足，有很多句子不懂，只能请教陪同的翻译。
那些幸存者说的大多数都是方言，根本听不懂，张纯如便录下来，之后回去一遍一遍的听，一遍一遍的核对。
同行的翻译当时决定，张纯如偏执的有些神经了。
是啊，她当时应该是神经的。
她是一个人，是一个女孩子，才二十七岁，她从开始接触这件事情以来，每天都是跟什么样的词汇和图片，视频打交道，普通人无法想象。
分shi，轮jian，虐sha，连打出来都要被和谐需要拼音来代替的词汇。
这些词汇不带有血腥，但是比血腥更血腥。
这些词属于绝望，但是一定比绝望更绝望。
人的肉眼看到别人的手指会划破，会条件反射下意识的感到疼痛，这是一种代入性的精神条件发射。
同时还会有一种精神类疾病，在目击大量残忍、破坏性场景之后，损害程度超过其中部分人群的心理和情绪的耐受极限，间接导致的各种心理异常现象。这些异常现象，通常都是出于对生还者及其创伤的同情和共情，而使自己出现严重的身心困扰，甚至精神崩溃。
这叫做替代性创伤。
简单的来说，就是在听过，见过，和了解过太多的绝望，让原本那个想要站在旁观角度的人，变成了正在经历绝望的那个人。
张纯如成为了金陵大屠杀的‘受害者’之一。
没人知道，张纯如在金陵的那25天，是经历了怎样的地狱。
更加恐怖的是，她要将这些绝望一遍遍的重复，在写下每一个单词的瞬间，卷入血腥中，最后写成一本，不敢发泄自己主观情绪，完全客观的陈述她所见所感的事实的一本书，一本‘受害者的证词’。
这种压抑，更为可怖。
有些历史不是一段用文字能够描述的故事，那是有过程，有原因，有无数亡灵和冤魂，尸骸和血浸透染黑了长江后，被记录在教科书中的寥寥几笔。
但是作为一个华夏人，尽管从这寥寥几笔，也能看到泪流满面的冲动，因为那是深埋在血液中的伤痛。
但是这样的历史背后，还隐藏着什么，或许是更为重要的东西。
仇恨固然需要铭记，但是仇恨过后的人们还要继续往前走，罪人受到处罚，才是应该有的结局。
可惜有一些罪人，喜欢自欺欺人。
张纯如希望更多的人知道他们的罪行，让他们在阳光下无所遁形，付出应有的惩罚。
张纯如在这本书里还有个最重要的立意，就是反思，战争带来的除了血腥和杀戮，带来的真正是什么。
在张纯如搜集的资料中，有一些东瀛当时战犯的，东瀛当时的参谋长多田骏根本不想进攻金陵，但是不进攻，就没有粮食，就会死人，当时又有多少士兵是心甘情愿来参加战争的？
另外一个就是，但是金陵守备军15万人，保守估计百姓50万人，而东瀛军队只有5万人。
即便是守备军装备能力都不足，但是东瀛军队几乎兵不血刃的杀入金陵城，而当时的守城官唐生智却已经撤退了。
战争，到底带来了什么？
张纯如写完了这本书，在美帝发售后掀起了巨大风波，这本书成为了当年美帝十大畅销书之一，所有人都开始关注这件比当娘纳粹集中营有过之无不及的恶劣事件。
张纯如为了更好的宣传，开始进行全国巡回签售演讲，在演讲的过程中，她流产过一次，失去了自己还未谋面的第一个孩子。
而流产带来的荷尔蒙紊乱，是最容易诱发生理性躁郁症的原因之一。
在张纯如收集资料的时候，无意中找到了一位当年在金陵大屠杀中一位德意志国的商人，当时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在金陵痛当时的二十几位外国友人筑起了一个国际保护区，庇护了数以万计的龙国人。
他叫约翰·拉贝，被称为华夏的辛德勒。
张纯如找到他的后代，并且说服他的后代约翰·拉贝的日记公诸于世，成为金陵大屠杀这段历史中最为重要完整的史料。
王耀在合上张纯如在离别时给他的日记和那本《金陵大屠杀》，独自一人发呆了很久。
最后吐出一口浊气，将毛笔放在快要干涸的砚台中，沉默再次出神，试着提了两次笔，仿佛手中笔杆万斤沉。
最后在宣纸上写下两个大字，一行小字。
‘耻辱’
‘侵略者和被侵略者，谁的耻辱。’
。。。。。。。。。。。。。。。。。。。。。。
毫无疑问，战争是耻辱的，发起战争的也是耻辱的，制造战争的也是耻辱的，受到侵害的人不耻辱，弱不是一种原罪，是被畸形事实扭曲的无辜。
如果王耀没有出现，那么张纯如在2001结束巡回签售演讲后，休息了一段时间，继续整理金陵史料，同时在筹备第三本书，关于华人在海外地位的探究问题。
在这期间，2002年八月她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
但是在这段看似平静的阶段，因为《金陵大屠杀》这本书，她和她的家人受到了东瀛右翼分子的疯狂攻击，同时可能也受到了监视，给她和她的家人带来了巨大困扰。
独自承受的折磨和绝望张纯如还能够抵抗，但是给家人，尤其是刚出生的孩子带来的磨难，成为了压垮她意志的最后一根稻草。
尤其是在孩子快两岁的时候，丈夫发现了孩子的异常，带他去看了医生被诊断出了有自闭症之后，张纯如生命中最后一盏灯，可能熄灭了。
人的基因会遗传，不管好的坏的。
因为揭露这段历史付出的代价，是张纯如自己的生理性躁郁症，然后遗传给了她的孩子，这让一个母亲无法接受。
她没有带给他跟其他孩子一样无忧无虑的生活，因为她揭露了一些罪行，受到了罪犯们的反击，在他成长后的无数年，那些罪犯会把目光放在她的孩子身上。
即便是意志再强大的女人，也无法以一个母亲的身份接受这个事实。
终于在2004年11月9日，在去采访一位二战士兵时，过程遭到了拒绝，可能或许还有其他的事情，让已经濒临崩溃的张纯如最终丧失了对生命的欲望。
她一个人驾驶汽车，选择在一个安静的公路旁，掏出手枪，饮弹自尽，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为三十万同胞的冤魂，以渺小的自己向全世界发出控诉的女子，为正义，为祖国，为文明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在他丈夫后来为她写的传记中，多次描写因为张纯如因为整理了大量恐怖的资料，时常气的泪流满面浑身颤抖，失眠噩梦、体重减轻、头发掉落。
她当时面对的是一部比满清十大酷刑更加恶劣千万倍的屠杀百科全书，她承受着三十万冤魂的磨难。
在她最后一本书，关于华裔在海外地位被边缘化排挤的著作《华人在美帝》中写到：
‘刮开每个在美国成名的，继承了中国传统的美裔华人的外表，你会发现无论他们获得的成就多么杰出，无论他们为美国社会做了多少贡献，事实上他们所有人的身份都曾经受到过各式各样的质疑。’
这段主观描写可以感受到张纯如当时最真实情绪，似乎当时得到不公正待遇。
然后就是在她的遗言中。
‘我承诺我会在早晨起床并走出房子。我将进行一段长长的散步，并顺路拜访我的父母。我将遵照医生的医嘱服药。我承诺不会伤害我自己。我承诺不会访问那些讨论自杀的网站。’
‘当你相信你拥有未来时，你的设想是基于代际或者年。当你不相信你拥有未来时，你的设想并不是基于天——而是基于分钟。你们最好记住那个曾经的我——那个作为畅销书作家如日中天的我——而非那个从路易斯维尔市回来后变得失魂落魄的我……我的每一次呼吸都变得困难——这种焦虑堪比淹死在开阔的海洋中。我知道我的行为将会把一些这样的痛苦传递给别人，那些最爱我的人。请原谅我。’
‘我在路易斯维尔市的经历有一些我将永远无法理解的地方。实际上我猜测对这个问题也许你们比我了解的更多。我实在无法动摇一个信念，即我被某些比我想象中更强大的力量雇佣并迫害。这个力量也许是某些势力，也许是其他组织，我永远不知道。只要我还活着，这些力量将永远不会停止对我的追捕。’
‘在我动身去路易斯维尔市之前的几天，我就产生了一种对自身安全的深深的不幸预感。我感觉到了对我生命种种突然的威胁：这是一种恐怖的感觉，比如我在街上被人跟踪，停靠在我家门口的白色厢式货车，和我信箱里被损坏的邮件。我相信我在诺顿医院之所以被扣押是因为有些人想败坏我的名声。’
强烈的抑郁和自杀倾向，以及敏感的被迫害情绪时刻折磨着她，或许很多正常人无法体会抑郁症的感受，那么我来做一个比喻。
当你还是初中或者小学生的时候，有一天你因为贪玩忘记了写作业，欺骗了父母，在第二天要上学的时候，要交作业，不交会被老师告诉家长，家长知道会处罚你。
这段时间你经历所有的忐忑和不安以及恐惧，乘以无数倍，就是抑郁症患者每分每秒要承受的痛苦。
大胆的做一个猜测，她的自杀，或许是为了保护她写出来的那些真相，揭露的那些事实。
因为在这种强大的压力和抑郁之下，她很能会变成一个精神病，一旦她被确认患有精神疾病。
那么东瀛战犯右翼将会把她所有揭露的事实抹杀甚至推翻。
她，不得不死。
为了正义，为了那三十万怨灵，为了阳光。
慷慨赴死。
。。。。。。。。
后来一个作家在写相关题材的时候，专门将张纯如的事情写为序。
‘几乎是在顷刻之间，她吸引了大批为日本辩护的否定主义者的注意。她不仅在网络上受到攻击，连有名的西方学者也开始发表学术文章表达对她著作和动机的怀疑。
有人宣称她夸大了死亡人数，还有人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