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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只要不改革，显然也不会有什么战争，南方一旦发生战争，肯定是因为改革的原因。
反倒是西南地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比较大，毕竟这个年代的西南地区汉人并没有那么多。因为没有经历明末乱世，没那么汉人因为战乱跑到西南。
西南土司太多，汉人数量不够，在西南地区改土归流并不是那么容易，现在明王朝在西南地区改土归流的条件完全并不上满清时期。
不过西南暂时倒也没什么叛乱，尽管依旧天灾不断，天下总体还算是太平的。
这样的天下太平，却是建立在外部扩张和对外贸易掠夺之上的，天启九年年末，一支商船队在胶州湾扬帆，这支船队一路向东，前往檀香山和美洲西海岸。这支船队拥有三十多艘商船，满载人员与货物，一个月后，又有五十多艘商船前往美洲，这些商船不断的驶向美洲，拉开了开发美洲的序幕，并且正式开通美洲贸易航线。
此时的大明，已经拥有四千余艘远洋商船，这些商船为大明带回了大量的财富和资源。
但对于此时的大明来说，船还是太少了。
大明对外贸易的过程中，并不是以完全的追求更多贵金属为本质目的，掠夺世界的贵金属是需要不断进行的，但大明更需要的是各种资源，例如粮食和各种工业原材料等大宗商品，随着对海外开发的不断深入，为了运输这些大宗商品，需要的商船也越来越多。
大部分商船实际上都是在东北亚、中南半岛、南洋、澳洲，以及大明沿海跑运输，运输着规模越来越庞大的大宗商品。
朝廷此时已经不再动用徭役在京杭大运河运输粮食了，北方各省所需的大米都是直接从台湾、中南半岛和南洋运到北方港口，效率完爆河运，成本降低许多倍。
大明的危局已经被朱由校给盘活了，到了年末，朝廷全年的财政收入进行全面统计之后，达到了惊人的62亿元，财政收入完美的打了个翻身仗，并经开始呈现出碾压南方财阀的局势。
大明的双王格局，已经快要分出胜负了。
那些向政治伸出触手的江南资本，根本比不上朝廷财政增长的速度，以及国有资本成长的速度。
在朝廷的多方位围堵之下，大明的大资本商人势力已经被遏制了资本成长空间，而国有资本则在快速增长。
北方经济能有如此快速的发展，最大的秘诀还是发行了纸币，避免了货币紧缩的现象发生。扼杀生产的往往不是通膨，而是通缩，天灾时粮价暴涨，往往会造成受灾地区产生严重的通缩，天灾过后大家都没钱了，而奸商们又不把钱花出来，进而产生大量失业，随之而来就是汹涌的土地兼并，直接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天启九年北方市场在纸币的大量发行下，产生了轻微的通膨，对经济非常利好。
货币多了，带动商品生产规模的增加，货币依旧值钱。货币量多了，税收自然也快速增长。
财政收入的快速上涨，实际上还是改革所带动的。随着北方各省全面纳入改革，接下来几年税收增长速度则会放缓。（。）请访问m
第385章：日本内战又起（）
经过一番改革之后，新政地区所采取的户籍模式与后世中国相似，户籍的控制使得一些发达地区免受大量人口涌入的冲击。然后用发达地区的税收，去弥补、发展落后省份。
所以天启九年的财政税收，盈余部分大部分将用于落后省份的建设。
这种模式在后世的世界也有很多国家采用，最为明显的就是布尔人控制的南非。布尔人的想法是，把南非分成一个个相对**的省份，然后构建一个‘联合国模式’，黑人生活在一个‘国家’，白人生活在一个‘国家’。布尔人掌控南非的时候，南非发展速度很快，成为了发达国家，不论是医疗还是制造业，都是非常发达的。
不过后来曼德拉展开了一场黑人运动，把布尔人赶出了南非，并且把南非的主权卖给了世界各国，世界各国还能说什么呢？当然是举双手欢迎，大力歌颂无私的曼德拉先生，于是一首什么《光辉岁月》就出来了。最后南非被一通乱搞之后，制造业直接完蛋，医疗水平也从世界顶尖直接变成了垃圾得要死的地方，中国商人在南非碰上什么大病都是直接飞回国内进行治疗，整个南非直接从一个发达的主权国家，变成了一个被资本殖民的落后国家。
不过当前大明的移民制度还是比较的宽松，尽管关内地区跨省移民不是那么容易，但要到关外地区，以及海外殖民地，户籍是很容易获得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北直隶、山东等省份的人口趋于稳定。
新政地区各省省政府的发展路线也不太相同，地区之间根据各自不同的情况，制定了一些地方性的发展路线。
例如山东省政府确定的发展路线就是发展农业、工业制造，以及海洋贸易。而河南这些内陆省份，则是先大力发展农业，将这一优势产业确保下来。
各省财政支出倾向的领域各有不同，而中央拨款则是从发达的省份抽取财政收入补贴到落后省份。
整个北方各省。到处都在大兴土木。
建设工厂、道路、水利、城镇设施，商人则在投资农业、工业、商业，到处都是就业岗位。
大量农民工涌入工地，外出务工已经成为了北方各省农村的潮流。
同时各种土地兼并活动。也在持续不断的展开。土地兼并的主力就是农业公司，而不是传统的地主阶级。
离开了土地的农民，获得城镇户籍则非常容易。
经过一番改革之后，百姓的赋税压力大减。徭役被彻底取消了，官方的建设活动都在给工钱。而且工钱每日一结，每天给工钱30文以上，避免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
这是朝廷的硬性规定，朝廷的工程如今大量外包，承包这些工程的主力就是国有资本的建设公司，旗下有诸多工程队。这些国有资本建设公司资本雄厚，农民工工资日结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同时民间资本同样也参与到了这些工程之中，从国有建设公司手上承接一些局部项目，民间商人要参与这些工程，门槛要求不高。因为他们承接的都是一些没太多技术性的东西，唯一的门槛就是工资要日结，避免出钱拖欠工资的问题。同时工程质量要过关，一旦发现严重的质量问题，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
朝廷还降低了自耕农的农业税，拥有土地规模小的自耕农是不需要交税的。同时那些佃农，如今已经不需要承担任何直接收取的赋税，即便是个人所得税都不需要缴纳。只有日常消费过程中，需要承担商品增值税和盐税之类的赋税，但都不是直接从百姓手上收取。
这对于普通百姓来说。环境顿时变得很宽松起来，赚了钱才要考虑交税的问题，没钱的时候官府也不会上门逼税。
这是非常积极的一面，而对于普通百姓的压力。同样也增加了。一方面是不断展开的土地兼并活动，一方面是进入城镇之后生活成本的增加。对于没有什么存款的普通工人而言，只要几个月不做事，就会坐吃山空，所以只能不断的工作。好似有一条鞭子，在背后不断鞭挞着人民前进。
古人将管理百姓称之为‘牧民’。人民实际上没有自我管理能力，一旦百姓日子过得很安逸，就不愿意做事，这样的劣根是广泛存在于各个阶级的，不仅仅是普通百姓，那些权贵同样如此，一旦那些权贵不用做事就能获得利益，那些权贵也不愿意做事。
不做事就产生不了财富，而是在不断消耗财富，整个社会就穷了。
一番改革之后，北方各省的权贵利益输送脐带被不断剪断，他们也需要做事了，去考虑如何赚钱的问题。而普通百姓也脱离了农村自然经济，从整天无所事事，甚至是想做事有时候都找不到事做，变成有事做，而且不做事在城镇就无法维持正常水平的生活。
大家都在做事，就能创造出大量的商品，分配分配之后，不管什么阶级，日子都能过得还行，就是累一点罢了。苦一点累一点，实际上对人民是有好处的，只可以避免更大的苦难降临。
一个民族最可怕的不是苦难，正所谓多难兴邦。人只有在绝境的时候，才愿意去奋斗，只要肯吃苦必然是可以出头的，至于能出头到什么程度，那就要看文化底蕴。
中国的文化底蕴无疑是世界上最深厚的，只要愿意艰苦奋斗，根本无惧苦难。
此前的大明，就是安逸日子过得太久了，才会酿成满清入关的巨大苦难，那样的苦难就太大了。
一个人最可怕的也不是吃苦、受累，而是没有苦累可受，一旦安逸过头了，苦难降临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不可挽回的灾难性后果。
因此大明即便再有钱，朱由校也不会给普通百姓非常安逸的福利待遇，大家都不做事了，那国家不就衰弱了。
同样的，对于那些没有进取态度的资本家。也是坚决淘汰的。即便是在国有资本财团内部，那些红顶商人也面临着淘汰制度，能者上，不能者下。没有什么千秋万代的稳固利益，没有谁能够坐在家里翘着脚就能收到钱。
不过该有的保障制度还是要有的，随着天启九年的财政收入的迅猛增长，朱由校进一步的完善了新政地区的保障性福利。
首先是孤寡、残疾群体，朝廷加大补助力度。让这些没有劳动能力，没有收入的群体可以能够在城镇中生存下去，保障他们的基本生存权，这样的基本生存权不仅仅是吃饱饭了，还包括住房、教育、医疗的问
题。
养老院、孤儿院这些设施在各省各州县皆有修建，三餐朝廷保障，居住、医疗、教育也是朝廷保障。
失去劳动能力的残疾群体则每个月给予低保补贴，补贴额度为每月1元，算是比较高的补贴，能够很好的保障基本生存。毕竟此时的大明没有外部剥削。而且生产力全球最高，可以通过商品出口等方式盘剥落后国家，对困难群体的保障力度确实可以高一些。
而在医疗保障方面的力度也有所增加，全面在新政地区推行小病自掏腰包，大病朝廷报销的制度，避免工人因为生病而倾家荡产。
对于困难户，给予不同方面的救助。如果是子女太多导致的贫困，朝廷可以让他们子女的义务教育免费，并且给予一定的食品补贴费用。如果是具备劳动能力，却因为好吃懒做导致的贫困。那就只能保障他们不被饿死，保障金比较低。
工人失业可以申请失业补贴，确保工人在城镇中能够生存下去。例如是因为伤病导致的失业，每个月的补贴都是1元。如果还有子女在受教育，义务教育的学费也可以全免，如果没有住房，还可以申请廉租房。如果是因为找不到满意工作而失业的，那么补贴金额则比较低，只是保障他们不被饿死。
在国有资本占主导地位的环境下。不可能像后世美国那样出现大规模的失业。因为国有资本的财富是在不断流向底层百姓的，不存在大规模失业的问题，只存在愿不愿意做事的问题，只要愿意做事，总能找到事情做。
在这样的保障制度下，在城镇中生活的工人，只要是具备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