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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峰牺牲后，我病了住院一个多月。出院后就经常到巨峰的墓地去，一个人坐在墓碑前，静静地回忆几年来我们相处的一幕幕。常常想起他在篮球场上奔跑跳跃矫健的身影；常常想起他在全院文艺汇演时那一曲“马儿啊，你慢些走”的嘹亮歌喉；常常想起在校园林荫道上的散步，在松花江中的畅游；在文革中大辩论时的争论，在大串连时一路上的关怀……
我觉得这样对自己是一种寄托和安慰，别人说：“这是一种折磨”，经常是李帆在附近徘徊。有时看天快耍颓袄慈暗迹阕乓黄鸹厝ァＫΥΦ墓鼗场参俊⑻逄褂形颐嵌跃薹宓墓餐衬睿沼谑刮颐亲叩揭黄鹆恕５币痪牌？年凡在农场、兵团劳动锻炼的大学生重新分配时，李帆回到哈尔滨市一所高校任教，我也分配到哈市的一个研究所工作。现在我们不满四岁的小女儿由李帆的父母照看着。
则平深为范丽的不幸遭遇而难过，又为她重新得到幸福而高兴。
则平说：“我这一来，又惹你难过了。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珍惜今天的幸福吧。”
范丽说：“过去的事哪能那么轻易地就过去呢，苏轼不是在一首词中说“不思量，自难忘”吗，更何况我经常自觉不自觉地总能想起他。”
则平心想：是啊，人生的初恋是难忘的，初恋的悲剧就更是刻骨铭心了。这件事在她人生的岁月里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就像树木年轮中最中间的那圈髓心一样，虽然他不会再扩大，但永远也不会消失。
范丽说：“有时看电影或读小说看到爱情的悲剧时，就常常想到巨峰的不幸，不知不觉中潸然泪下。自从有了孩子后，常去李帆父母那里过星期天，一家人正高高兴兴地逗孩子玩时，我会突然想到巨峰的父母如今怎么样了，他们该多么想念他们的儿子呀。
顿时我心里刚才那种欢乐情绪一扫而光。就赶紧找个借口退出去冷静一会，免得被家人发现。李帆和他的父母都很善良，体贴人。一九七五年李帆和父母商量把巨峰的母亲请来到哈尔滨医科大学去治治眼睛。经几次邀请之后，巨峰的母亲在女儿的陪护下来了。
李帆的全家忙开了，动员一切可能的关系，联系住院排床位，找名医给检查、手术，术后轮班去护理，从家中送去可口的饭菜，水果及生活必需品，结算了住院期间的全部费用，预定火车票，把母女送到回程的火车上。经过这次手术，摘除了白内障，效果很好，老人的视力明显恢复，解除了老人失明的痛苦。
李帆觉得无论如何也报答不了巨峰的救命之恩。我也觉得能为巨峰的母亲做点事，对失去爱子的老母亲是一点安慰，我也减轻点心中的痛苦。”
她们俩正聊着，范丽的弟媳于丹回来了。她和则平打过招呼，一边麻利地系上花围裙准备做午饭，一边抱怨伊春的生活条件太差，去浴池洗澡也得排队，足足用去一上午的时间。则平起身抱孩子要走，范丽拦住说：“不行，你别走，咱俩的话还没说完呢，这一上午光听我说了，你还没向我汇报呢。”
两个人都笑了，于丹也过来说：“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多在一起说说话，一会儿，也尝尝我的手艺。”则平觉得盛情难却，便说：“好吧，恭敬不如从命，听你的了。”
则平说：“咱俩也帮助干点活，摘摘菜吧。”
范丽说：“行啊，咱俩边干活儿边聊。”随后她去厨房拿来一盆油豆角和芹菜。
则平的儿子已经困了，则平放下他轻轻拍几下就睡着了，两人重新坐下边摘菜边聊起来。
范丽问：“这几年，你俩过的怎么样？”
则平说：“我们过的平平淡淡，既没有大的挫折，也没有什么成绩。”
范丽说：“平常也好，总比我遭受不幸强。”
则平说：“那倒是，不过，你不知道我去报道时的那个沮丧劲儿。我下火车后一看那环境，心都凉了。在滨北铁路线的终点站，一个没有一条像样街道的小镇上，几座破旧的砖房是林业局的局址，周围还有几座帐棚，竟是林业局基层单位的办公室。而我要去的地方是离这很远的一个森林经营所。办完报道手续后，在几个热心人的帮助下又经过一番周折才搭上一辆运送粮食和商品的汽车来到这个偏辟的小山村。
这里只有百十户人家，交通不便。讷谟尔河从村子南边流过，雨季河宽有一百多米。河上没有桥，汽车、马车只能在水浅的地方趟水过，行人由一条木船摆渡。过河后再走四十里山路到达一个部队农场，从这里搭乘公共汽车二小时后到达离它最近的县城北安，从这再坐一个多小时的火车才能到达林业局局址处。
冬天，交通稍便利些。经常有林业局运输木材，运送粮食的汽车可以为来往的行人捎个脚，免去四十里山路徒步之劳。但多数时侯是车少人多，尤其是驾驶室的座位有限，我们平常百姓根本不敢奢望，为了探家、办事赶路，冷冬数九坐在敞车上是常事。
通常是几个人挤坐在一起，每个人都是带着大狗皮帽子，围上厚围巾，只露出两只眼睛，穿棉大头鞋，棉大衣或皮大衣等，个各全副武装，那也扛不住刮脸的老北风，脚冻得钻心的疼，等到下车时几乎不会走路了，那个罪真是受够了。”
则平接着说：“我去了没几天，由经营所的调度员告诉我去粉坊捡土豆。这是生产制做粉条的第一道工序，而且只有我一个人。在粉坊的最西头，面对比半间房子还大的土豆堆，我坐在小板凳上默默地，一个一个地往筐里捡土豆，挑出其中的烂土豆和石头子。
这样日复一日简单重复的劳动着，直到来年春天四月末才结束。这期间，我心里很委屈，思想也很消沉，但又不敢流露。我陆续收到几个同学的来信后才知道，他们那些在农场劳动锻炼的同学，虽然同学人多不孤独，但干活劳动强度大，全是军事化管理。每天要出早操，外出办事请假按小时计。对比之下我比他们自由多了。”
这时，于丹已经做好了午饭。范丽的弟弟范阳也下班回来了，准备吃午饭，中断了她们的谈话。席间范阳说：“若不是姐姐从哈尔滨带来的红肠，真没什么好东西招待则平姐的。”
则平说：“范阳太客气了，这已经够丰盛的了。”
这样几个人边说边笑着用完了午饭。
饭后，于丹很认真地问则平：“张姐，你不是学林的吗，怎么到粉坊捡土豆了呢？” 则平笑了说：“我是一九六八年九月份毕业离校的。这之前《人民日报》转发过《文汇报》的一篇调查报告并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文中的大意是：经调查认为，在工作实践中，大学本科毕业生不如专科毕业生；专科毕业生不如中专生。要求大学毕业生一律到工农兵中去接受再教育。我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去报到的，林业局政工组的负责人说：“都先下去劳动锻炼，时间不定。”我还跟人家谈什么专业啊。
于丹又问：“张姐，你一个人一天到晚捡土豆时，不感到枯躁、寂寞吗？”
则平说：“是很枯躁、寂寞，我没办法，也很无奈。很大的一栋房子里，制粉的工人也不多。我捡土豆是在最里间，我只是在进、出时和工人师付打打招呼。干活时，离我三、四米远处有两个男工负责洗土豆，和他们搭话拉家常的时侯也不多。我常常是靠想念家乡、想念亲人、想念同学，回忆往事来打发时间，在校时的理想、抱负都化为泡影，对未来一片茫然。”
于丹又问：“张姐，你冬天捡土豆，那夏天干十么？”
则平说：“夏天，我是结合专业参加劳动。实际就是看苗圃地。那个苗圃很小，那时没有新播、换床等生产任务，只有一点留床苗。我的任务是拿一根自制的鞭子，用它赶鸟，赶鸡，赶猪，赶牛羊等，更是要看着前来玩的孩子们，免得他们淘气弄坏苗木。我每天这样在苗圃地里来回遛达着，渡过漫长的夏秋季节。
那时，我始终是独立作业，平时很少和大家来往。只有在食堂吃饭或所里开会的会前或会后有时和别人聊聊。我与小学校的五名带课女老师住在一起，平时相处也很融恰。
每当学校放寒、署假时只剩下我和另外一名妇女主任两个人了。这时，如果她再出去开会有事走了。就只剩下我一个人进出宿舍，真是孤独寂寞极了。有一次夜间风雨大作，电闪雷鸣，风吹打着外面的什么东西乱响，吓得我既不敢去看，又睡不着觉，索性披衣看书坐等天明。
有时，我一个人漫步到河边小渡口的老柳树下，去看上船、下船的行人，或者去看日落西沉时的晚霞。天上的火烧云把河面照得通红，波光粼粼。远处的青山，近处的绿树，都被染成淡淡的玫瑰色。
袅袅升腾的炊烟和不时传来的鸡鸣犬吠，充满诗情画意的小山村景色美极了，但丝毫不能减经我思想上的苦闷，反而更加想念家中的父母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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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想，如果大学毕业生始终这样接受再教育，那么今后我们国家可以不办大学了。可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又在最新指示中说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新型大学究竟什么样，为什么我们这茬人就这么倒霉，苦读寒窗十几年，多少掌握点专业知识，到头来成了知识越多越反动。
按照这个逻辑，难到我真比同屋住的小学老师反动吗？不是，不是的。百思不得其解，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有多少回这样渡过难捱的夜晚。
范丽问：“默仁的情况怎么样？”
则平说：“他的情况也不比我好多少。他被分配到一个很大、很有名气的军工企业。一下子来了从全国各大专院校毕业的学生几百人在这里接受再教育，均由厂劳动工资科分配到各车间班组顶岗劳动。
默仁被分配到成品车间，每天用手推车运送沉重的木箱，天天累得筋疲力尽。我们是一九六九年春节时回家结婚的，一直两地分居。他不好请假，不能常来看我。
我苦于四十里山路之劳很少去看他。直到一九七0年春，我从森林经营所被调到林业局营林科。这年末，他调到我们林业局机修厂工作。这时我俩专业也都对口，我们也有了自己的家。”
则平觉得时间不早了，就对范丽说：“我们俩要说的话太多了，还是以后在信里接着说吧。”于是，互相记下了新的通信地址，告别范丽和她的弟弟、弟媳走了。
则平因为惦记工作分配的事，在母亲家里只住三天就回到青山林业局的婆婆家了。
在她回来后的第二天下午，当她和妹妹默华在院子里聊天时，突然从大街上的高音喇叭里传来了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空中低回着阵阵哀乐，人们纷纷佩带上白花、础Ｔ谡饩俟吹娜兆永铮磺姓９ぷ鞫纪Ｏ吕戳恕Ｒ虼耍湍使ぷ鞣峙涞氖戮驮菔备橄吕础？br>
默仁的家离林业局的职工俱乐部很近，那几天没事时，则平就抱着孩子到俱乐部附近去，站在不被人注意的地方，看个各单位、部门、群众团体送去的悼念毛主席的花圈。
各种个样的花圈，大小不同、花色不同，出自不同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