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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守势，因此邓更有可能同意那些外交措施，尽管这些措施削弱
了他旨在加强与西方安全合作的计划。①事实上这种通过与莫斯科谈
判来稳固中国的安全情势的尝试明显带有党的副主席陈云（他是经
济调整政策的主要制订者）的印记。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陈
就强调中国在购买外国设备方面“必须逐步走”，明确反对《十年
发展规划》中包含的过热的建设速度。②同样重要的是， 1979年4
月中旬，中国宣布恢复已去世的外交部官员王稼祥的名誉。1962年，
王稼祥和陈云一道主张中国应缓和与它的外部敌人的紧张关系，以
便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解决国内经济危机上。
如果中国愿意在不附带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进行谈判，那么
莫斯科似乎必须对北京的建议作出积极反应。即使谈判会引起越南
的猜疑，中国愿意讨论重大问题还是明显地对莫斯科有利，因为这
也意味着中美和解是不稳定的，有其局限性。但在1979年12月中
苏谈判开始时，邓小平再次掌握中国大权，因此北京立刻指责苏联
在谈判中缺乏诚意。事实上，邓起初可能对这样的谈判表示默许，
因为他相信莫斯科在关键问题上会固执己见，毫不让步。然而，由
于那个月底苏联发动了对阿富汗的侵略，这使谈判无限期地被延期
了。
甚至当邓同意进行中苏谈判时，他仍继续试探与美国发展更为
全面的关系的可能性。在4月份会见美国参议院代表团时，邓首次
提出与华盛顿进行公开的安全合作的可能性，包括访问军港，购买
美国武器（包括先进的战斗机）以及（颇具讽刺性的）在中国领土
上用美国监测站以核查苏联执行武器控制条约的情况。③ 邓认识到
这三项建议都带有实质性的问题，并具有敏感性，特别是在《与台
湾关系法》通过的情况下更是如此。邓也知道美国的政策仍继续阻
止向中国出售任何军事武器。而且，中国在大量削减预算的同时不
可能大规模地购买武器。但是他们的大胆建议意味着他想做中美关
系中异想天开的事。美国是否认为中国如此可靠和重要，所以应向
它提供很敏感的技术、甚至主要的武器设备，或至少表示它愿意考
虑这种可能性？美国是否充分注意到它的战略地位的削弱，而把中
国军事力量的增长看成是美国战略利益的一项重要收获，即使它使
苏美关系改善的可能性严重复杂化？
邓明确表示，他愿意考虑美国向中国提供武器，但他没有提出
与美国进行更具约束力的防务合作的方式。中国领导人中没有人—
—尤其是那个与华盛顿关系最密切的人——会感激和屈服于外国势
力，特别是那个仍被指责为干涉中国内政的国家。然而，如果美国
让中国获得如此敏感的技术，那么这意味着美国愿意把北京看作是
一个准同盟者，同样，这也表示华盛顿不再试图在两个主要共产党
国家之间实行等距离外交。
邓充分意识到他的主动做法将对当时卡特政府中激烈的官僚争
斗产生直接影响。针对国务卿万斯的反对，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
基和国防部长布朗反复要求总统改变美国对中国的技术转让政策，
并且如果西欧向中国出售武器，美国应保持“善意的中立”。由于
伊朗局势日益不稳，苏联愈来愈介入阿富汗和南也门，华盛顿的观
念发生了变化；1979年5月初，卡特总统向北京建议，建立一种他
简称为“萌芽阶段的美中军事关系”。①尽管卡特政府在如何制定这
笔交易的长远方针上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但邓有理由得出结论：美
国的政策正在朝着他所希望的方向改变。
可是，北京也似乎对苏联扩张的可能性感到真正的忧虑。由于
巴列维国王被推翻后西南亚局势日益不稳，中国愈来愈担心苏联会
在波斯湾和印度支那取得大的突破。中国的战略分析家一直在警告，
苏联可能在政治地缘上分两路向西南亚和东南亚进军。他们断言，
如果莫斯科控制了重要的战略要道和交通线，那么，它将在经济上
控制西方和日本，不提中国安全的本意似乎是可以理解的；北京认
为没有必要让人们注意到它自身的脆弱性。邓在私下的谈话中更为
直率。在邓看来，美国对驱逐巴列维的人的反应还远远不够，他怀
疑美国有抵制莫斯科在地缘政治上稳步前进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
北京不能确信美国能否被当作抵消苏联力量增长的砝码。
到11月初，《红旗》杂志评论员生动地描述了西方脆弱性的黯
淡景象，他认为，西南亚日益加深的不稳定“也许甚至会触发超级
大国之间的直接对抗”。令人满意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已理解
中国反对霸权主义战略的全球性质，但这位评论员同时又警告说，
在形势要求作出更强有力的反应时，某些西方政治家仍企图与苏联
修好。他得出结论，需要“采取切实措施和实际步骤不断打乱战争
策划者的扩张计划，反对绥靖主义政策，在必要时对侵略者采取针
锋相对的行动”。①评论员的可怕估计似乎同样针对那些仍想与莫斯
科和解的中国领导人。
1979年 12月底苏联入侵阿富汗充分证实了北京的可怕警告。1
月中旬，在一篇关于苏联入侵的权威性评论文章中，《人民日报》
观察员将苏联的行动归咎于阿富汗内部的不稳定和美国人的忍让退
缩。②不过，这位观察员希望苏联的行动会促使西方对苏联的全球战
略提出更有力的挑战。基于这种推测，美国过去的行为一直摇摆不
定，但苏联昭然若揭的侵略行为肯定会改变美国的看法。正如《红
旗》进一步指出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疯狂性和冒险
性……得到了新的证实，再也不容人们置疑了。……那种把现在的
苏联领导人说成是什么‘鸽派’，并把维持世界和平的希望寄托在
这个‘鸽派’身上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①
这些警告似乎是既说给国内人、也说给西方人听的。中苏第一
轮谈判于1979年12月初在莫斯科结束，双方同意来年春天在北京
继续进行谈判。然而，到1980年1月19日，——即苏联入侵阿富
汗后3个多星期——外交部宣布北京不准备继续谈判，因为在新的
情况下，进一步谈判是不合适的。某些中国官员似乎仍不愿放弃与
莫斯科的谈判机会，他们认为这次入侵是一种软弱无能和孤注一掷
的行为，而不是更广泛和更具威胁性的战略意图的一部分。可是这
种更为温和的观点明显代表了少数人的观点。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在西南亚和东南亚开始进行，它预示着“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
家”应对越南和苏联施加压力。在这种形势下，扩大与美国的合作
似乎非常迫切；对苏联和解和灵活性的暗示等于向华盛顿和莫斯科
发出错误的信号。
中国和南亚
由于莫斯科的入侵，中国对南亚的政策变得灵活了。从60年代
中期起，北京已把对南亚政策的重点放在维护巴基斯坦的安全与独
立上。1965年和1971年，巴基斯坦与印度发生两次边界冲突，均败
在占绝对优势的印度军队手下，但巴基斯坦却从中国得到了极为重
要的政治与安全支持，其中包括大规模地重建其武装部队。与此同
时，中国却不拒绝与印度改善关系。但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
联与印度关系的持续发展（特别是在军事领域）以及 1971年 8月
签订《印苏条约》以后，使中印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更加困难重重了。
此外，中美关系的和解，又使中国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因苏联
和美国在南亚次大陆的利益冲突而逐渐定型。由于巴基斯坦在推进
中美关系和解进程中所起的神秘而又卓有成效的作用（包括向北京
传递尼克松政府最早的信息，以及基辛格利用巴基斯坦作“掩护”
而秘密访华），这一格局更加稳固了。
尽管如此，北京仍抱有希望，以促成巴基斯坦与印度关系的发
展，而这在后来成了中国与新德里恢复关系的基础。①纵观整个70
年代，印度对北京的评论就不那么尖刻了。两国关系在中断了14年
之后，1976年双方又重新交换了使节。印度的政策不再放任扩大与
苏联的关系，为新德里和北京之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
尽管中国领导人对这种可能没有投入过分的热情，但是，他们也不
想阻止它。 1979年初，印度外交部部长 A。B。瓦杰帕伊访问了
中国，这是近20年来中印两国之间的最高级接触。
然而，瓦杰帕伊访华期间，正值中国进攻越南，这使新德里很
不愉快地想到了1962年北京与印度的边界战争。部分是因为表示对
河内的支持，但也因为北京仿佛漠视了印度人的感情，访问还未结
束，瓦杰帕伊就一气之下离开了中国。中印双方没有机会认真探讨
有关边界纠纷，以取得相互谅解。改善中印关系的进程遂告中断。
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这使中印关系在短期内得到改
善更是困难重重。新德里不愿强烈谴责苏联的行动。莫斯科入侵阿
富汗，大大加剧了苏美在南亚地缘政治中的争斗，也使北京和新德
里的对立形势越来越紧张。由于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北京进一步
加强了对巴基斯坦的支持，既支持伊斯兰堡面对苏联潜在威胁的决
心，又为阿富汗境内的抵抗力量开辟了一条军事援助的通道。为了
使中印关系有可能发展，消除主要在政治和军事上存在的紧张关系，
进行适当的外交往来，这些都是基本的要求，但在那个时候，这些
东西都非常缺乏。
但是，从长远的观点看，和解的大门仍然是敞开着的，特别是
80年代初，英迪拉甘地总理开始使印度摆脱与莫斯科过分牵扯的
关系。1981年4月，中国提出为改善中印关系进行谈判，北京的积
极姿态促成了这年6月黄华访印。黄华的印度之行，是20多年来中
国外交部长的首次访印。同年12月，双方在北京开始了边界谈判。
在这次谈判以及1982年5月中印在新德里举行的第二轮谈判中，两
国代表团都反复重申各自在边界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尽管如此，由
于没有以前的冲突，谈判中的攻击也显得更有意义。①中印不太可能
出现公开对抗的关系，但是，苏联不断介入阿富汗，以及印度继续
关注中巴关系，严重地束缚了双方政治关系的发展。
① 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载《北京周报》 1977
年8月 26日，第60—61页。
② 奥克森伯格：《中美关系十年》，第184页。
③ 同上，第182页。
④ 赛勒斯万斯：《艰难的选择》，第82页。
① 赛勒斯万斯：《艰难的选择》，第82页。
② 哈里森E。索尔兹伯里：“一位高级领导人说，中国对卡特关照台湾‘很不高兴’”，见
《纽 约时报》1977年8月30日；路易斯博卡迪：“邓说万斯之行使正常关系受到损害”，
见 《纽约时报》1977年9月7日；“中国高级领导人断然反对台湾与美国协调一致的做法”，
见 《华尔街杂志》，1977年10月3日；“中国副总理重申在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