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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剩下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谢富治。谢富治原来不属于核心集团，但
由于他担任公安部长，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当文化大革命蓬勃发展时他对核心
集团就十分有用了。康生，由于他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似乎越来越扮演一个名
义上的角色；谢富治死于1972年。这样，就剩下了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
幸存者指那些高级官员，尽管他们都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主攻方向，但他
们都一直与毛泽东进行合作：总理周恩来、副总理李先念，代理国家主席董必武
以及朱德、刘伯承和叶剑英三位老帅。所有这些人中，只有周、李和叶在政治上
发挥积极的作用，其他三位之所以留在政治局，是因为他们几乎在任何情况下对
毛都是忠诚可靠的；确实，刘伯承虽然智力超群，但眼睛失明，没有政治活动能
力，保留他的政治局委员，主要是对革命元勋的优遇。
林彪事件以后，毛似乎感到有必要加强同这些幸存者的关系，因此同意为一
批高级官员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重新安排工作。这些官员在文化大革命之初，
曾对此提出过尖锐批评，即所谓“二月逆流”，并因此被打倒，现在把打倒他们
的罪责全部推给了林彪。当其中一位元帅、前外交部长陈毅于1972年1月逝世
时，毛出人意外地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并高度评价了这位老帅。①
一件将对中国历史具有深远意义的事是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
权派”、前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平反昭雪。1969年10月，根据林彪的疏散命
令，邓和他的一部分家眷从北京转移到江西省，在一个县的拖拉机厂担任钳工，
每天工作半天。当林彪覆灭的消息传来时，他在1971年11月和1972年8月两
次给毛写信，请求允许他为党和国家再做些工作。在收到第二封信后，毛对邓小
平的革命功绩作了赞许的批语，同意他返京工作，1973年3月，有关他返京的
手续办完，邓小平返回北京。②至于邓小平第二次崛起的原因及其后果，本章后
面将要探讨。
第三种势力是那些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由于他们的上司遭到清洗，同时也
由于他们控制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复杂政局的能力，他们在中国政坛上逐
渐上升。林彪覆灭后立即涌现出来的这些官员主要是军人：许世友、陈锡联、李
德生和汪东兴；但其中也包括一位文职官员纪登奎，他参与了对林彪余党的清洗，
逐渐提高了自己的地位。①
毛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在这三组人中，显然没有一位合适的能够捍卫文化
大革命成果的接班人。无疑，周恩来是毛属下最高级的官员，如果主席认为他是
自己合适的接班人，他早就可以这样做了，而且能得到广泛赞同。但是，毛不准
备把他的极左纲领委托给任何一位幸存者。而且，不能想象周会比毛长寿。1972
年5月，在例行体检中，发现他患有癌症。②
原中央文革小组的余党，显然是毛寻找一位可靠接班人的地方。但主席一定
早已意识到，人民解放军不可能接受一位江青、张春桥那样的，曾经煽起暴力冲
突和流血，挑起动乱的人，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中，
也没有谁具有崇高的威望，从而获得广泛的支持和主席的认可。
在这种困难情况下，毛采取了非常措施。他把一位基层激进派成员像坐直升
飞机似的，迅速提拔到最高领导层。王洪文，在林彪覆灭时年仅36岁，原是上
海一家工厂的保卫干部，在上海“一月风暴”期间支持张春桥、姚文元，因而迅
速崛起，到1971年他已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左派大本营上海的实际最高领
导人，上海警备区政委。①1972年秋天，王洪文被调到北京，10月，在人民大会
堂庆祝西哈努克亲王50寿辰的宴会上公开露面，令中国地方官员们大惑不解。②
1973年5月，根据毛的指示，他又引人瞩目地进入政治局。同时进入政治局的
还有文化大革命的两位受益者：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他似乎在清除林彪余
党的过程中崭露头角）；③以及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④
很显然，王洪文的崛起，旨在为激进派提供一个易于为人接受的形象。37
岁的王洪文，英俊潇洒，是文化大革命中两种最重要的力量的象征：青年和工人。
激进派希望通过王洪文，重新激起青年人因红卫兵运动瓦解而消失的热情，同时，
王洪文的无产阶级出身，也可以用来吸引城市工人的支持。而且，不管他在上海
扮演了什么角色，没有一位将军可以就1967年和1968年全国性的城市无政府状
态谴责他。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王洪文被选举担任中
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从而上升为党内第三号人物。⑤这样，后来的“四
人帮”的第四个成员出台了，他的脱颖而出完全由于毛和周恩来的推荐。王洪文
仅仅只有六年革命斗争经验和政治经历，却要他赶上像周恩来那样的经历了大革
命、国内战争、外敌入侵、党内斗争的60年风风雨雨的老同志，并且与他们进
行抗衡，这确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是另一场毛主义者将遭受失败的政治赌博。
周恩来的反左攻势
当王洪文到达北京时，他的激进派同僚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正处于守势。
他们从林彪及其军事集团的毁灭中获得了利益，搬掉了他们继承毛的衣钵的一个
主要障碍；但林彪的行动玷污了左派的事业。他所招致的一些耻辱，不可避免地
影响了他以前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盟友。
周恩来利用“九一三事件”之后激进派的混乱和被动局面，恢复了他的长
达一年的运动，以稳定局势，促进经济发展。1971年12月，他要求国家计委官
员努力消除工业管理制度的无政府状态，恢复经济秩序和责任心。由于受到左派
的威胁，工厂管理者长期以来不敢维持生产秩序和纪律。但是，在周的推动下，
由国家计委制定的管理规定，却遭到了张春桥的否决，因此不能作为正式文件下
发。虽然没有统计数字证实，据称这些规定对工业生产无疑具有有益的影响。①
在农业方面，周恩来指示，各地必须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学习大寨经验，只
有在地方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才能模仿大寨大队的平均主义做法。②这种平均主
义的一个内容是把核算单位由生产队换成生产大队。在大跃进后可怖的荒年里，
对农民最重要的是如何刺激生产的发展。因此中央决定将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
位。生产队是农村人民公社三级组织中最小的、最基层的组织，是农村中最具凝
聚力、最和谐的集体单位。在生产队一级核算，意味着收入在生产队里进行分配。
把核算单位由生产队转移到生产大队，在贫队和富队之间进行收入再分配，这就
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引起不满。从1968年开始，激进派号召向大队核算转变，
但这种做法在周恩来反击以前，已于1970年被制止了。①农村激进主义的另一个
标志是要收回农民的自留地，这个方面，他们似乎也早在林彪覆灭以前的1970
年就往后退了。②统计表明，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统计表明，粮食产
量并没有显著增加，农业生产也没有普遍发展。③
然而，1972年可以称为周恩来年。文化领域出现松动，在周的鼓励下，一
位著名学者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要恢复教育改革和科学研究。虽然这篇文章没
有能够在激进派控制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并且遭到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反击，
但毕竟最后还是在其他报刊上发表了。④在1972年5月20日至6月底于北京召
开的有300多位中央和地方高级干部参加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周深化了对林彪的
批判，并且赢得了毛的坚决支持。⑤但是，周恩来没有能够摧毁左派，因为说到
底，激进派仍然得到毛的支持。到1972年12月，毛泽东感到反左浪潮走得太远
了。在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强烈要求下，他最后裁定，林彪不是极左，而是极右。
①激进派抓到这根救命稻草，重新开始了进攻。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1973年8月24—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在会
议筹备期间，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受中央工作会议委托，负责起草十大的三
个主要文件：政治报告、修改党章的报告、新党章草案。②这表明激进派在意识
形态领域里重新取得了优势地位。
在十大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尽管九大以来中国的领导层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两个报告和新党章仍然反映
了九大的路线，这并不令人感到惊奇。用王洪文的话说：“四年多来的实践充分
证明，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③自然，林彪的名字在新党章
中被划掉了，但激进派不会抛弃这个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前三年的理想和成就的文
件，相反，他们重申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在新党章的总纲部分加进这样的语句：
“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④无法了解他们是否企图使周恩来说类似
的话，但在周的报告中，确实没有发现这样的观点。⑤
新党章增加的其他内容，反映了激进派关注的其他问题：批判修正主义；反
潮流；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必要性；坚持党对其他国家机关，尤其是对军队的绝对
领导；不允许压制批评。①
在十大结束后召开的党的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了中国
共产党新的中央领导班子。选举结果反映了激进派的复活，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
员大大增加，九大时5位常委，现在增加到9人。9名常委中，毛泽东、王洪文、
康生、张春桥可以看作是文化大革命目标的坚决支持者；朱德（86岁）和董必
武（87岁）是两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没有什么政治影响，他们当选为常委主要
是满足那些怀旧的高级官员，但（假如与他们协商）他们几乎肯定会支持毛泽东；
随后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是一匹黑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对激进的
要求态度暖昧，可以算作激进派的机会主义的支持者。这样，在政治局常委中，
只有周恩来和叶剑英代表了稳健派的声音。
新当选的政治局成员，如华国锋、吴德、陈永贵（斯达汉诺夫式的农民，大
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几乎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因此可以想象他们会支持
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李先念、谭震林等高级干部，在周恩来短暂的反左期间，经
过周的努力，得以重新工作，进入中央委员会，但未能返回政治局。
当激进派经过林彪事件的打击，在十大上取得胜利之后，他们便秣马厉兵，
准备向他们最可怕的敌人周恩来总理本人发动攻势了。
“批林批孔”
1974年1月18月，毛批示同意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
②根据一份材料的记载，最初允许进行这种看来稀奇古怪的联系的，是1973年8
月毛对清华大学一个学习小组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毛指出可以将批林批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