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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国民党或一贯道，但必须有一个党。”②如果党被红卫兵和革命委
员会置于一边，那只是个暂时现象，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目的。
1967年9月，毛认为到了考虑重建党的时候了。毛说：“党组
织必须恢复，而且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应该召开。”毛是乐观的，他
认为能较快地完成这一任务：“我看，大约就在明年这个时候（即
1968年9月）召开第九次党代会。”③毛把重建党的任务交给了张春
桥和姚文元，还有谢富治，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负责政法工作，也出
尽了风头。10月10日，姚提交了一个初步报告，为党的重建设计了
一些基本原则。④姚的报告拟定出一个严密的程序，要求先召开一次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并通过一个新的党章。
参加大会的代表将与各省“协商”后由中央指定。党代会结束后，
就开始下级党组织的重建工作。根据姚的报告，各级新党委至少要
具体体现“三结合”的原则，即每一个委员会都由老、中、青；工、
农、兵及群众、部队官员和干部结合而成。
在姚的报告的基础上，11月27日，中央委员会发出了一个“关
于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意见的通知”。12月2日，又发
布了一个“关于整顿、恢复和重建党的机构的意见”的文件。这些
文件遵循了姚报告的要点，作了两个重要补充。第一，“通知”增
加了一个决定，它其实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隐隐约约存在着：现
在林彪成了毛的接班人。“通知”宣布：“大批同志建议，党的九
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而且为了进
一步加强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这一点要写进九大的报告和决议。”
第二，中央委员会的文件通知各级基层党组织重新开始过“组
织生活”。为指导各级党组织的整顿，各省革委会内部成立了党支
部，通常，它们被称作党的核心小组，其任务是开始纯洁党员队伍，
开除那些已演变为修正主义分子的党员，并从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分
子中吸收“新鲜血液”。
八届十二中全会
因此，尽管预期在1967年秋天开始党的重建工作，但直到1968
年9月最后一批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成立，这一进程才真
正开始。不过，这个重要任务一旦完成，残存的中央领导人就迅速
召开了第十二次中央全会，这次会议于10月13日至31日在北京举
行。
像1966年8月的十一中全会一样，十二中全会是党中央的一次
残阙会议，中央委员会的正式委员中，只有54人出席了会议，勉勉
强强代表了这个机构现存委员的法定人数。①此外，像前一次中央全
会一样，非中央委员充塞了十二中全会。但是，1966年的特邀观察
员是红卫兵运动中的“革命师生”，而1968年的特邀代表是“中央
文革小组”的成员、各省革委会的代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
负责同志”——即官员。换言之，这些人现在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幸
存者和受惠者。②
激进派怀着勃勃野心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要争取大会承认前
两年发生的事件，并完成最高层党的机构的清洗。与第二个目标相
比，他们在第一个目标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这次全会最后的公报
赞扬了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成就，歌颂了毛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
继续革命”的理论，坚信毛在这场运动中所作的很多“重要指示”
和林的“许多讲话”是完全正确的，并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贯
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会议拥护毛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认为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
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
常及时的”。会议宣布：“这个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这次中央全会还放眼于未来，
通过了一个新的党章草案，并宣布将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党的第
九次全国代表大会。③
这次全会宣布的最重要的决议大概是刘少奇被撤销了党内外一
切职务，并被“永远”开除出党。在这一议题上，全会的决议——
文化大革命期间，刘首次在正式公布的文件上受到点名批判——用
煽动性的语言污蔑刘。把他定为“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
是一个“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
狗”。然而，中央全会会后散发的证明材料（至少在西方能看到的
材料）主要涉及刘在革命早期的1925年、1927年的1939年的活动，
几乎没有提及他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表现。①这表明，全会在如
何述说刘在1949年以后的活动时，不能取得一致意见。
在中央全会的小组讨论会上，文革小组和林彪对1967年的“二
月逆流”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奇怪的是，毛在中央全会的闭幕讲话
中对那段插曲所持的观点比过去有所缓和。现在，毛主席把怀仁堂
那次臭名昭著的会议看成是中央政治局成员行使自己的权力，对一
些重大的政治问题发表自己意见的一个机会。不过，全会公报还是
把“二月逆流”斥责为对“以毛主席为统帅、林副主席为副统帅的
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次攻击”。毛对此袖手旁观。
尽管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除了谭震林已在前一年遭清
洗外，激进派仍没能保证把最积极地参与“二月逆流”的任何一个
人排挤出中央委员会。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和
聂荣臻全都留在中央委员会。最为重要的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不
但要把邓小平赶出中央委员会，还要把他与刘少奇一道，永远开除
出党。这一建议在毛泽东本人干预后遭到否决。②
除了这几点以外，十二中全会几乎没有作出什么重要决策。全
会含含糊糊地提到将在工宣队领导下进行“教育革命”，但没有说
要采取什么特别的方案。与此相似，全会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正
在促进并将继续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新的飞跃”，但没有
宣布新的经济计划。文化大革命可能旨在否定60年代初期毛认为是
“修正主义的”某些经济、社会政策，但全会表示尚未确立任何新
的、可以取代它们的政策。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1969年4月召开的第九次党代会反映了许多相同的倾向。林彪
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试图证明文化大革命是“对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①林彪赞扬了
军队和文革领导小组自1966年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他不指名地提到
了幸存的政府高级干部，又一次批判“二月逆流”（“这就是1966
年冬季到1967年春季出现的那股逆流”）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猖狂
反扑”，其目的是“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
关于国内政策，林的政治报告——与十二中全会的公报一样—
—实际上没有什么内容。报告只是指出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农
业生产连年获得丰收”、“工业生产……出现了一片蓬蓬勃勃的局
面”、“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并断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的伟大胜利，必将继续促使经济战线……出现新的跃进”。报告
还宣称，“在文化、艺术、教育、新闻、卫生等部门”的夺权将结
束“知识分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这些部门的一统
天下，但没有说明将有什么新政策出台。报告还用相当篇幅提及从
党内开除一些老党员，吸收一批新党员。但是，对这个即将开始的
过程，报告没有提供任何新的线索。
因此，九大对中国政治重建的贡献在于对新党章和党中央领导
人所作的决议。与上一次在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相比，新的
党章强调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和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的重要性——
这两种提法在以前的文本中都没有出现过。①另外，入党的机会现在
只给那些阶级出身好的人。1956年的党章向参加劳动、不剥削他人
的劳动及承担党员义务的任何人敞开大门。相反，1968年的党章原
则上把党员的来源局限在工人、贫下中农和军人家庭出身的人。
不过，新党章最重要的特点是简略而缺乏精确性。新党章只有
12个条款，所占篇幅大约只有1956年党章的1/5。新党章没有一处
提到党员的权利，也没打算要详细地阐明各级党委的结构和权力、
处分党员的程序、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周期，及党和国家之间
的关系——所有这些都是以前的党章的重要特点。从党的结构中被
撤销的组织有：领导中共党组织的书记处、监督党的日常工作的总
书记办公室和负责党内纪律的监察委员会的全部组织系统。因此，
九大所产生的党的组织结构，比起文化大革命前的组织结构，必然
更加脆弱、更加缺乏制度化，因而也更容易受到高层领导人物的操
纵。
党的九大不仅为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看来也为毛以后的时代
选举了一个新的中央领导班子，林彪作为唯一的副主席和“毛泽东
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正式写入新党章，从而确定了他的地位。
上一届中央委员会的167名委员，在九大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的仅
54人。一大批没有被任命为革命委员会委员的省、地级党的领导，
还有一些重要的经济专家，如以前一直在国务院工作的薄一波、姚
依林，此时都被排除在党的精英集团之外。在经历了一场由激进派
发起的旷日持久的运动之后，大部分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一辈
文职官员和军官，尽管还保留了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资格，但都丢掉
了在中央政治局的职位。九大最主要的牺牲者是邓小平，他被贬出
了中央委员会。不过，党代会的正式文件仍没有点名批判他。
很清楚，参加大会的代表和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证明了文化
大革命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影响。第一，他们表明了军队突出的地位。
对大会记录片的一份分析表明，在1500名代表中，大约有2/3的人
身着军装。与1956年八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军队代表占19％的数字
相比，这届中央委员会中，解放军代表占了45％。①军队的崛起是靠
牺牲文职官员和群众代表而实现的。前者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
后者则一直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受益者。在新的党中央机构
里，群众代表最少。的确，只有19％的中央委员“来自群众”，但
是，他们往往都是老工人、老农民，而不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
的年轻的群众积极分子。军官代表数量较大也意味着文职官员的代
表数量下降了，尤其是国务院官员的代表数减少了，他们约占中央
委员的1/3。众所周知，人民解放军和那些政府领导人所受的教育不
同，他们的人生道路也不相同，中央委员会构成上的这种变化，关
系到文化教育程度的下降和国外生活阅历的减少。
第二，与第一点同等重要的是，大会证明了文化大革命期间造
成的权力分散。1956年，约有38％的中央委员是省级干部，其余的
都在中央党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