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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局面，他说：“现在该轮到我发言了，请允许我给你们引用毛
主席语录第271页的一段话，毛主席说过：‘陈毅是个好同志’。”
直到红卫兵打开书才发现，中文版的语录没有这一页。①
但是，也许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最终目标是周恩来，他被激
进派认为是“二月逆流”的“幕后支持者”和谭震林、陈毅等这类
官员的保护者。在北京贴出的许多大字报以冲击谭和陈开始，而以
批判周恩来结束。
“二月逆流”就是以这种方式使高级干部日益处于易受攻击的、
被动的地位。确实，毛还定期进行了干预，再次肯定了他那95％的中
国干部是可以挽救的判断。至少在一个时期，毛和周也想把一些干
部从群众批判和肉体打击中解救出来。周本人受毛的保护，而周则
竭力保护像廖承志、陈毅、李富春和李先念这样的干部。就在这个
关键时刻，许多省、市官员被带到北京，以便能够保证他们的人身
安全。
但是这样的措施没能保护每一个人，也没能阻止老资格的文职
官员的政治地位的进一步削弱。1967年夏天某个时候，刘少奇和邓
小平被软禁。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开始攫取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的许
多权力。激进派继续用“二月逆流”作为高级干部反对文化大革命，
反对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反对毛的领导地位的证据。在文化大革命
中的三个独立系统里，老一辈官员现在处于最软弱的地位。
武汉事件1967年中期，中国最重要的三个变化是：在激进的和
保守的群众组织之间，在解放军内部保守和激进的部队之间，以及
在“文革领导小组”和武装部队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裂。7月20日
的武汉事件（在事情发生的当天之后，中国人称之为“720事件”）
为理解这些分裂的发展及其含意提供了最好的例证。①
人民解放军奉命监督全国省和直辖市一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当时，这项任务主要分配给了各大军区及其指挥下的地方驻军。许
多军区司令员与当地党的负责人有密切的私人关系，这使得他们倾
向于与较为保守的群众组织站在一起来保护党组织。同样，人民解
放军维持秩序和纪律的倾向把自己置于与较为激进的群众组织的冲
突之中，这些激进的群众组织力图推翻一切官员，他们为了“正在
进行的革命”，忽视经济生产。
所以，在2月间，许多军区司令把中央当局不久前所发布的有
关限制“文化革命”的指示做理由，开始压制最难驾驭的激进组织。
在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作出了许多决定，他首先是使自己脱离
“工人总司令部”，然后命令它解散。人们都知道该司令部是激进
组织的联盟，它们一直在从事危害社会秩序及经济稳定的破坏性活
动。
对“二月逆流”的批判给北京和各省的激进派以反对人民解放
军“镇压”左派群众组织的机会。4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一篇
社论，呼吁“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也就是红卫兵）。这篇社论
是以武汉和成都军区对现状不满的激进派所提供的材料为基础写成
的。同一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军委各自发布指示，大大削弱了解
放军镇压激进群众组织的能力。①这些指示剥夺了武装部队宣布任何
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以及压制那些批判过军队领导人的组织
和进行大规模逮捕的权力。从此以后，对群众组织进行分类的权力
只有北京来掌握，而那些被军区司令员们贴上反革命标签的群众组
织将得到宽恕。据说，这些指示是林彪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共
同努力的结果。这件事情表明，至少在这一点上，毛主义者的联盟
之中的这两派之间还有过一次高度的合作。
由于这些指示大大削弱了人民解放军恢复秩序的能力，它们也
就大大增加了保守和激进的群众组织之间的冲突程度。激进派开始
从军械库夺取武器，而在华南，他们从开往北越的军火运输船上夺
取武器。与此相应，有些地方的人民解放军给比较保守的群众组织
提供武器。武斗事件大大增加，不仅造成人员伤亡，而且还影响经
济生产。在武汉，主要的结果就是激进派发起了一系列的抗议和示
威活动，要求扭转这个城市的“逆流”。显然，这些活动得到了江
青本人的支持。
由于4月初的指示规定，只有中央权力机关有权决定参加派性
斗争的群众组织的政治导向，所以陈再道请求会见周恩来和“中央
文革领导小组”，讨论武汉的形势。根据陈本人的叙述，会议的结
论是：武汉军区的行动基本上是正确的，应该通知武汉的激进派停
止对它的冲击。对陈来说不幸的是，在北京正式宣布之前，有关该
文件的消息就在武汉泄露了出来。这就引起了江青的不满。她指责
陈再道是在利用他的成功搞小动作，同时试图怂恿她废除这一协议。
在此期间，武汉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也加剧了。5月中旬，成立
了一个以“百万雄师”著称的保守组织。该组织的计划是保卫军区
和大多数老干部。据陈再道说，在武汉，参加“百万雄师”的人当
中党员占85％，而且至少获得了大多数地方武装的暗中支持。陈宣
称，军区司令部在派性斗争中正式采取中立态度，并且呼吁它们团
结起来。不过，对所有卷入派性斗争的人来说，陈及其部属的真正
偏向大抵是很明确的。
于是，第二轮会议于7月中旬在武汉召开，以求重新解决该城
市存在的问题。从北京前往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中央军委的两位
代表（李作鹏和杨成武）、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两位成员（王力和
谢富治）。毛也亲自参加了几次会议。会上，毛和周都批评陈在2
月份解散“工人总司令部”，并且命令恢复这个组织。但毛明确敦
促参加派性斗争的群众组织联合起来，而且否认有任何打倒陈再道
的企图。
随后，周返回北京，留下谢和王向武汉各派传达会议结果。不
论公正与否，这两人拿出来的毛和周的指示是：否定军区司令部，
批评“百万雄师”和支持该市激进的群众组织。为这些变化所激怒
的“百万雄师”的代表们猛烈冲击谢、王下榻的宾馆。然后，有一
群当地卫戍部队的士兵抓住了王力，把他拘留起来，可能还打了他。
谢只是因为他的正式职务是副总理和公安部长而得到宽恕。
由于周火速赶回武汉，保释王力，并调动大量的海军和空降部
队夺取了武汉的控制权，终于把暴乱压制下去。王、谢和陈再道都
离开武汉，飞往北京。前两人获得了英雄般的欢迎，后者则遭到批
判和审问。
像“二月逆流”一样，“武汉事件”的直接后果显然受到控制。
激进派把陈的问题描述成一场兵变。因此，人们以为他将因为其不
忠行为而受到严惩。但是，像谭震林一样，陈再道受到的处分比想
象的要轻得多。他被解除了军区司令员的职务，但在其他方面，对
他处理相当宽大，而且在林彪倒台后不到两年便恢复了职务。陈本
人把此归因于毛和周的善意。但人们也感到惊诧，在文革领导小组
的手中，林彪对一个完全遭到排斥、甚至不驯顺的军区司令员竟然
会友好相待。
“五一六”兵团的清洗尽管“武汉事件”对主要参加者的影响
不是太大，但从更广泛的方面来看，其影响是毁灭性的。激进派，
包括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成员要求抓住这一机会，进一步攻击北京
和各省的保守派和“修正主义分子”。7月22日，仅在“武汉事件”
两天以后，江青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①她那个级别的领导支
持席卷全国的武斗，这还是第一次。她的声明只是使恢复秩序的一
切努力复杂化。
这种高涨的激进主义目标包括在中国的外交官、外交部和周恩
来。许多国家的外交官受到骚扰，英国公使馆（原文如此。应为英
国驻华代办处——译者）被付之一炬。一个以前曾驻印度尼西亚名
叫姚登山的年轻外交官，在外交部策动一场夺权斗争，他不仅直接
把矛头指向陈毅，而且还意欲指向周恩来，因为周试图保护陈。②为
了批判“陈再道的后台老板”，揪出为了保护最大多数人而挺身而
出的“另一个刘少奇”，③这一时期激进派书写的墙报号召打倒“旧
政府”。激进的红卫兵想把周揪出来“批斗”，公然在办公室把他
堵了两天半时间。
不过，这时最重要的目标不是周恩来，而是人民解放军自己。8
月初，《红旗》杂志的一篇社论号召激进派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
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①人民解放军中可能有修正主义分子，这大
概算不得什么新观点。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里有这个意思，1967
年上半年的许多社论中也有这个说法。但“武汉事件”所产生的后
果使得这样一个口号具有爆炸性，而且产生了许多直接的后果。军
区司令员，包括一些与林彪关系密切的人都受到冲击：广州军区司
令员、国防部长的得力干将黄永胜被激进的红卫兵比作“广州的谭
震林”。②如果再不制止，这样一种提法将威胁到中国军队维持任何
一种秩序的能力。
毛、周和林都反对文革小组的这种煽动，他们有共同的理由：
对林来说，因为它威胁到军队的团结及其合法地位；对周而言，因
为它危及他对外交事务和国务院的控制，并使他自身的政治地位受
到冲击；对毛来说，因为它使中国更加运离他似乎在追求的、令人
难以捉摸的团结目标。
所以，在8月底，文革小组重新改组。最激进的四名成员——
王力、穆欣、林杰和关锋——被解职，第五个即戚本禹4个月后倒
台。陈伯达当主编的党的理论刊物《红旗》向来是文革小组的喉舌，
现在被迫停止发行。以1966年“五一六通知”命名的“五一六兵团”
把“二月逆流”作借口，先是批判余秋里，然后又批判李先念、李
富春和陈毅，因而受到控告，所有这一切的最终目的是推翻周恩来
本人。8月，责令激进派对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负责。③
9月5日，中国的全部四个中央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军事
委员会、国务院和“文革小组”——联合发出指示，企图结束全国
的武斗，恢复人民解放军被砸烂的权威。禁止红卫兵组织从军队手
中抢夺武器，军队不经中央指示，不得向群众组织转交武器。现在，
允许人民解放军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使用武力，以对付抗拒军队恢
复秩序计划的群众组织。①
同一天，江青在北京的一次红卫兵集会上发表谈话，她设法让
自己及“文革小组”的幸存者疏远与那四个被解职的人的关系。她
不点名地提到他们，把“五一六”组织说成是一小撮企图夺取群众
运动控制权的“极左分子”。她把“揪军内一小撮”的号召斥为这
些想把中国引向混乱的极左分子设下的“陷井”。她继续为自己提
出的“文攻武卫”进行辩解，同时她认为，中国目前的形势在任何
情况下都没有使用武力的正当理由。尽管她竭力否认自己对“五一
六”兵团负有任何个人责任，但事实上，江青等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