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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的“读书笔记”的一个英译本将“管理”译成run和manage，
而另一个则译成administer和take charge。③我更喜欢用
super…vise，其意思不是指全体劳动者都在同等程度上行使管理的
权力，因为这种译法更符合我所理解的毛在60年代的思想。应当承
认的是，这一选择是武断的，但它并不比其他的译法更武断。实际
上，模棱两可客观存在着，存在于毛本人的语言和思想中。
另一个恰当的例子是，1965年的那段话宣称，民主是指“群众
的事情由群众来管理。”④至于“由”一字，在群众是有效力量的意
义上，它的意思可能是指依靠群众，或者通过群众。换句话说，就
是把事情摆在群众面前，与他们商量。这里将它译成是“通过”，
因为在1965年12月的同一段引文中，毛清楚地阐明了需要来自上
级党的领导，这进一步证实了那时毛仍坚持他反复而明确地陈述过
的观点，即集中比民主更重要。然而，到1965年，他对这一问题的
看法显然已开始改变。
在大跃进前后的这段时期内，强调集中制采取的形式是，坚持
党的领导起关键性和决定性的作用。正如在本章第一部分所提到的，
毛恢复了在延安时十分强调的使党的领导一元化或一体化的思想。
总的说来，毛在大跃进期间的观点是，一体化或一元化不仅在
国家，而且必须在地方得到贯彻。此外，即使1953年那几句顺口溜
里提到的“小权”没有导致混乱，也不能放任它们。一元化的代表
只能是各级党委。党的控制，不管在中央还是在地方，正如毛在1958
年所阐明的，首先是就原则问题作出决定，然后去督察其执行情况。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临近，这一整套哲学逐渐被放弃了。因为毛
泽东对应该发挥“一元化”作用的党的合法性和政治上的正确性，
在理论上产生了怀疑，随后在实践中加以否定。在1964年7月14
日给苏共的第九封复信中那段著名的论述中，可以发现对将要发生
的事情的最初和最有戏剧性的暗示之一。这段话指出，如果干部被
阶级敌人（由“地、富、反、坏、牛鬼蛇神”组成）“腐蚀侵袭，
分化瓦解”，那么，“不要很多时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
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
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①
在1967年2月与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谈话中，毛虽然再次断言必
须有一个作为领导核心的党，虽然他继续努力用某种方式把对党的
需要与反天才论和鼓励来自下层的首创精神——这种首创精神成了
证明文化大革命有理有借口（如果不是主要动机的话）——结合起
来。由于群众对党的等级制度和政府官员“造反”的权利仅仅是靠
某个大人物运用某种个人权力来保证的，因而整个事业被歪曲和败
坏了。不久这种个人权力终于正式地与秦始皇的权力联系在了一起。
人们必须根据这一点来理解王洪文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①和
张春桥在1975年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②为实现党对政府机构
和其他一切机构的“一元化领导”而发出的号召。因为到此时，张
春桥和毛本人都不像对施加毛的个人权威的影响一样，对组织之间
的关系有多大兴趣。从此以后，真理和权力不属于党，而属于毛主
席。因为历史赋予这位领袖以教导中国人民和指引他们走向共产主
义的使命。
在毛泽东从井冈山和延安时期到60年代的整个生涯中，他一直
把民主和集中当作政治进程中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它们
彼此联系、相互促进。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
概念。“造反”代替了民主，对伟大领袖和舵手的“忠”代替了集
中，就像看待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一样，毫无疑问，毛把这些倾向看
作一个辩证统一体，彼此密切联系，在原则上他并不拒绝接受它们。
不过，虽然他自己承认“首长”的必要性，但他任由一种形势在发
展：在这种形势下，社会和经济的各级“首长”实际上并不能发挥
其作为“首长”的作用，因为，尽管他们被认为负有责任，但他们
却无权作出决定。在国家一级，领导和群众之间的联盟采取的只是
松散的公民投票的民主形式，这使人伤心地回想起早先的民主模式。
在基层，它产生的是特别委员会的专断统治、军事管制、冷酷无情
和骚乱的混合物。
这些思想的根源要追溯到60年代，尤其在1963年初，毛曾反
复强调，要坚持“一分为二”的原理。因为只有当党实际上是由一
个人代表和由一个人身上体现时，“一元化”和“一分为二”（以
及它们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斗争的倾向）这两条原理才能共存。换
言之，只有当中国共产党的一致性和完整性是在毛的领导下时，党
才能够虽会分裂但又能保持统一，才能够实现它的一元化使命。因
为毛主席本身是不会分离的（尽管我们在前面引用过他的话。①），
而且永久地掌握权力，即使他的思想充满了矛盾。
对毛的思想的另一个主要的二元解释，正如我通篇所强调的，
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遗产相互结合的产物。在毛的晚年，领袖终于
成了崇拜的偶像和真理的源泉，这一事实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不一
致的，实际上与毛本人在1971年的说法也是不相符的。他曾指出，
《国际歌》否认“救世主”的存在。②这样说，实际上并不是把毛的
统治完全当作东方专制主义的一种形式，甚至也不是指以他名字命
名的思想主要是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对领袖的崇拜毕竟有充分的
西方或西方化根源——包括斯大林的红色法西斯主义，还有希特勒、
墨索里尼的最初理论。此外，在文化移入的复杂过程中，如果西方
的新思想能够被用来服务于中国的旧目标和旧价值观，那么，中国
的传统思想同样可以转向外来的思想所阐述的目标。③因此，很难断
定最终何者占上风，但对这一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在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中期之间，毛泽东改变了拒绝接受张
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原则的态度。他在1956年8月“同音
乐工作者的谈话”中，采用了他从1938年以来一直坚持的观点，即
中国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还必须向西方学习很多东西。他宣称，
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虽然它必须与各国
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但这种“产生于西方的基本理论”构成了
中国新制度的基础或者“体”。①另一方面，1965年12月他在杭州
时说，实际上，张之洞是对的，“西方的‘体’不能用，……只能
用西方的技术”。②
正如上面已提到的，即使毛在同一次讲话中说他是一个“土生
土长的哲学家”，这句话的意思不能理解为毛不再打算从马克思那
里或从西方吸取任何东西。人们着重强调的说法是，如果想使从西
方借用的东西能够得到很好的利用，那么中国的革命学说今天就必
须扎根于她的文化和传统之中。然而，这并不是一个通过分析毛的
理论体系，用纯理性的措词就能够得到有效解决的问题。根深蒂固
的感情因素也渗入其中，甚至使他的政治理论或思想观点受到了渲
染。
1958年3月，毛在成都宣称：“首先是阶级消亡，然后是国家
消灭，最后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是如此。”③1970年12月18日，
毛在和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对此作了如下论述：
什么叫民族啊？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上层、剥削阶级、少数，这一部分人可以讲
话，组织政府，但是不能打仗、耕田、在工厂做工。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工人、农民、小资
产阶级，没有这些人就不能组成民族。④
在晚年，毛把阶级斗争看作一部分“大人物”与全体人民之间
的斗争，他在1970年的讲话再次表明了他的这一倾向。但人们也强
调，正如他在1958年的讲话中所说的那样，他认为民族作为一种主
要的社会组织形式，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虽然毛总是不容置疑地把中国当作“中心地区”，把中国文化
当作“中心之花”（“中华”），但我们不应从毛的这一性格中得
出像苏联人和他们的支持者、以及托洛茨基和持各种观点的其他左
派分子通常所提出的结论，即毛毕竟是一个没有多少马克思主义思
想的、旧式的中国民族主义者。
事实表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10年间，毛在数十年里潜心建
立的一整套理论体系基本上崩溃了，至少他自己看来是如此。1976
年，当毛去“见上帝”或“见马克思”的时候（或许两者都是）—
—以前他曾对埃德加斯诺这样说过，——当一个新时代在其继承
者领导下来临时，出自《左传》和类似典籍的道德和政治标准就隐
隐约约地出现了。
然而，如果我们不去考察毛最后的这些可悲的和反常的岁月，
而只分析他在1935至1965年间形成的较为严肃的思想理论，那么，
归根结底，它构成的是一种源于西方的，相当革命的思想和西方化
的传播媒介。
毫无疑问，西方化的影响和毛泽东的不容置辩的中国中心主义
之间的重要联系，已在毛所谓的“落后的辩证法”的观点中得到了
阐释。他在1960年的《读书笔记》中，最典型地阐释了“主流的毛
主义”。毛在其中一节里提出了“落后国家的革命是否更困难”的
论题。不必说，他的结论是否定的。他说，资本主义出现两三个世
纪以后，在西方先进的国家，资产阶级的毒害极深，影响了包括工
人阶级在内的社会的各个阶层。因此，列宁的“国家愈落后，它由
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就愈困难”这一论断是不正确的：
其实经济越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越穷，越要
革命。……在东方，像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原来都是落后的，贫穷的，现在不仅社会
制度比西方先进得多，而且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也比他们快得多。就资本主义各国发展的历
史来看，也是落后的赶过先进的，例如在19世纪末叶，美国超过英国，后来20世纪初德
国又超过英国。①
今天的中国当然放弃了这种过分乐观的幻想，而强调发展生产
力是改造社会制度的前提。毛在刚才所引的这段话里表达了这样一
种观点，即在西方（其含义是，在中国，一旦经济发展了）最重要
的问题是人民的改造问题。不管怎样，这一观点至今尚未被一同抛
弃。
也许，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洞察和对人与道德在政治生活
中重要性的强调，最终仍将是毛泽东对革命理论和实践的主要贡献，
因为这种洞察力是根植于对悠久历史的观察之中的。
① S。施拉姆：《毛泽东：初步再评价》，第71页。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477页；另见《杂录》，第343页。
① 廖盖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第2页。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342—343页。
③ 毛泽东：《对苏联经济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