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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决定路线的中央最高权力不变，每个地方还得执行。
如表30和31所示，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要马上将学生按比例从普通学校转
到技术学校，也没有做任何工作使关闭中学与学龄人口的减少相适应。中等教育
的缩减要马上进行，而不考虑人口发展的趋势，也不考虑技术学校和职业学校的
发展。
表30 中等学校和学生：普通中学
应该指出，中国正处于转回到1966年前的12年学制的过程中，即小学6
年，中学6年，后者又分初、高中各3年。据称，这是必要的，因为新的全国统
一的初、高中课程如按10年制教学大纲教完，学生压力太大。
因此，从理论上讲，高中学生数量的减少并不标志着总体教育的下降。假如
普及小学和中学教育能保持的话，大多数人总的来说仍受9年教育。但是很清楚，
情况并不如此，因为农村地区的辍学率上升，不能上初中的青年人数比例日益增
加。初中一年级的入学人数从1979年的1770万人减少到1981年的1410万人。
总的中学入学人数从1979年的4610万人减到1982年的3880万人。①这样，新
的教育发展战略的最终结果是向宝塔式发展：以质量和数量而言，少数人可受到
更多的教育，而多数年青人实际上受到的教育更少，尽管他们所受的教育质量要
比以前好。
表31 中等学校和学生：中专
尽管中国已不再流行说社会主义理想的词句，但问题依然存在，因此，也有
人提出了批评。理论刊物《自然辨证法通讯》发表的一篇文章宣称，“以这样一
个人口结构去建设现代化的国家是不可想象的”。根据目前质量优于数量的教育
政策倾向，作者估计，按照目前教育水平，到1980年，年龄6—18岁的32200
万名青少年可能会有以下情况：有约2000万人成为文盲；至少13300万人只有
小学以下水平；而仅有1000万人能得到某种专门的中等或高等水平的教育。他
辩称，数量和质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他批评目前片面强调质量的做法。“我们
现在就应该想到这一点，改变这一点”，他强调说，“不要等后代人写历史来总
结教训”。①
在强调质量的倾向下，文化大革命10年间质量的地位被颠倒过来了。起初，
重要的问题是确定普通学校和中等专科学校的比例。事实上，前者总是占优势的，
但据说1∶1的比例最为合理，因为来自普通中学的毕业生需要2—3年的训练，
其大多数才能胜任维持他们生计的工作。不过，把普通学校转移为技工学校很快
被认为是行不通的。如表31所示，这些学校增长很慢。一种可选择的办法是把
职业课程引入普通非重点学校的高中课程中。目前正根据国务院1980年10月颁
布的教学大纲在这样做。②这种做法的结果是，这些学校的学生基本上不可能去
为升大学而竞争，而向他们提供的实际训练又不一定有用。中国人立刻遇到了同
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其他人试图在这一级学校引入职业训练时所遇到的。困
难在于使教师和专业训练计划与学生毕业后可能做的工作相适应。例如，福建一
个中学引进的第一批职业课程之一是服装加工。有这种技能至少可使他们从事商
业，做个体服装制造商或裁缝。但是，这一地区没有这类工厂，而学生又没有学
到加工整套服装的技能。所以，开这项课程被认为是失败的。
旧的半工半读思想一时以农中形式恢复过，这种学校在70年代末曾被正式
提倡。一些大学知识分子对农村一致反对这些学校表示真切的惊讶。然而，地方
官员随便地认可了。农民不愿把他们的孩子送到这些学校也出于20年前就有过
的类似原因。如果一个孩子进不了县城的正规学校，那么公社的类似学校也行。
由于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发展了，要求进这种公社级中学的人也增多了。但是，
进农中向有经验的农民学习农业知识则是一种浪费。学生们可以从他们的长辈那
里学到很多同样的知识，而与此同时，还能开始挣钱。已建立的为数不多的这类
学校到1981年正逐渐减少，如表31所示。
如果说这一战略在农村是失败了的话，那么它支持的城市重点学校或第三级
学校则是它所引以为骄傲的。作为大学后备力量的重点学校已完全恢复到过去的
状况，并得到慷慨的财政预算支持，完善了破旧的设施。受到称赞的从小学到大
学层层建立起来的那些知识“宝塔”，在全国各地恢复起来。有些城市甚至宣布
重建重点幼儿园。新的全国统一的课程和课本，特别在理科教育方面得到了加强
和更新，以便能适应这些学校学生的水平。
现在官方政策明确表示，对接收新生的政策和对不同学生所给予的教育种类
而产生的社会后果不用考虑。企图提拔工、农知识分子的尝试被公然嘲笑为缩小
城乡差别、脑体差别的不成熟企图。给予工人阶级的青年以入学资格照顾的早期
做法和后来片面照顾“出身好”的考生的做法都已被取消。现在每人或多或少是
“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学生要进入各级学校的大门，都要经过统一考试。从
这种体制中最能得益的，据说是干部、知识分子的孩子，现在他们想在重点大学
争得一席之地已全无障碍。大多数进重点中学的学生来自重点小学或普通小学的
重点班。在小学里，老师们表示要考虑孩子父母的情况，因为受过教育和经济上
可靠的父母的孩子一般在学校里表现都比较好。
可是，当地官员坦率地承认，“在社会上”存在着对恢复的重点学校的批评。
这就引发了对重点学校的一片反对声，这在1981年底的报刊上短暂地出现过。
这种评论从本质上说（即使程度不同）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批判音的共鸣。有关这
些学校的这种论点，自1976年以后还是首次出现在报刊上。一位作者列举了三
点原因，建议再次取消重点学校：（1）它们对普遍提高教育质量起不到作用，
因为它们压抑绝大多数教师和学生的学习热情，而只使少数人得益；（2）它们
无益于整个民族素质的全面提高，因为它们片面强调升学率，对学习有损害；（3）
它们不利于普及教育，因为它们浪费财力、物力。①但是，公开争论很快就中止
了，没有取得实质性结果。
这种突然爆发的对重点学校的反对，是正在发生的争论的一部分。所争论的
问题是：有关“分班制”的做法，或者说，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要根据他们的能力
分别施教；由于每一级学校需有升学考试，重新使教育制度采取不灵活的僵硬做
法；为争取提高升学率而随之出现竞争。所有消息来源认为，填鸭式教学和竞争
情况比1966年以前更为厉害。老师们几乎一致赞成“正规化”，赞成有明确标
准和要求的全国统一教学课程：固定的课程进度，并通过一整套的小测验、平时
考试、期中和期末考试来强化，所有这一切就是要彻底恢复1966年前的制度。
不过，针对这些细节而进行的争论中的合理教学意见在某种程度上被采纳了。例
如，教师们欣然承认，把学生按智力划分成不同班，使教学较方便，但仅对最聪
明的学生有益。因此，如听任这种制度的缺点泛滥，甚至老师也会有理由批评的。
但是，任何纠正措施都要由领导部门决定，他们有责任制定这一制度的集中统一
规则。可以预言，假定两条路线斗争还存在另一逻辑的话，那就是，纠正措施不
会以指责新制度的形式出现，而是以指责新制度的前身的形式出现。
在答复1981年12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代表们提出的批评意见
时，教育部长蒋南翔承认，由于有那么多弊端，升大学的竞争比过去任何时候都
激烈。但他解释说，重要原因是，中等和高等教育比例失调。他回顾说，当50
年代初期首次采用大学统一入学考试时，也没有造成追求升学率的现象，因为在
早先那些年中，甚至还没有那么多中学毕业生能满足大学的招生人数。接近60
年代，高中教育大力发展以后，升大学的各种竞争情况才出现。他认为，那时高
中毕业生上大学的比例在30％—40％之间。改变这种状况的原因是，1966—1976
年10年间过早普及高中教育。结果每年高中毕业生中只有4％—5％的人能上大
学。这位部长最后说，这一“极其激烈的竞争”并不是恢复入学考试的结果，而
是由于数量庞大的高中毕业生和数量很少大学招生名额之间空前尖锐的矛盾所
致。①
因此，所有争论意见得出同一结论：中等教育的目的是为升大学做准备，既
然只有很小一部分毕业生能继续深造，所以解决的办法就是缩减中学招生名额，
重新把人力物力资源集中在重点学校上。根据这一判断，高中毕业生人数从1979
年的720万人的高峰降到1981年的480万人。在三年内，将另减100万人。1981
年接收的高中一年级新生只有320万名。②
高等教育
不过，在第三级，在所谓弥补文化大革命10年损失的努力中，这些数目都
在反向变动。那些认为对国家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是科学技术的意见受到特别重
视。全国入学总人数从1976年的56。5万人上升到1981年的130万人，同期高
校数目从392所上升到704所。③国际发展方面的专家们认为，像中国这样规模
的国家应有约200万大学生，这是1990年的目标。1949年以来，中国第一次直
接转向西方资本主义，把其作为获得援助和专门技能的来源。世界银行给中国提
供的第一批贷款是用于高等教育的，用于购置设备，并为进一步发展全国电视大
学网络提供资金。在1978至1981年间，有1万余名中国学生和学者被派到国外
学习和研究，大多数去了西方国家和日本，到美国的人数最多。①
在这一体制中，其他各级所必须坚持的集中统一的倾向，在高校一级也是明
显的。国家统一的课程由教育部准备。全国的学生和教师都得接受其不可改变的
规程，正如他们在50年代时首次引入中央统一课程时那样。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在《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9章中有阐述）被取消了
靠半工半读教学大纲维持的全省分支网络。保留下来的主校采纳了这种统一的课
程及教育部颁布的“正规”农业大学的全日制教学大纲。
同时，大学知识分子从至少老一代认为是被毛主义压抑的30年中解放了出
来。实际上，所有过去的右派分子和阶级敌人都被平了反，分配了工作。所有这
些人都成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而且他们的生活及工作条件很快得到
了改善。不过，很多人仍不满足似地回顾他们的过去，看看国外同行，比比自己，
仍不甘心。他们的这些倾向在某种程度上与毛以后领导人的兴趣是一致的，他们
想使西方技术成功的秘诀适用于现代化建设。而他们初期的努力是巩固某些教育
制度的特色，这一制度最早是50年代从苏联模式中吸取来的；与此同时，他们
试图把西方教育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