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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史-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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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曾是毛的哲学研究小组的成员,他宣称:“毛泽东同志在《工作
方法六十条》中把惯称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改称否定之肯定规律。这
是他并未进行更多的论述而遗留下来需要哲学界进行探讨的一个重
要问题。”①
  几乎不需要对前面一句话中加了着重号的字的意义作详尽阐
述。因为,由毛泽东引入指示、此后也从未详细阐述的短语,在长
达20年的时间里成了一条新的规律,被中国的哲学家们断然接受。
这完全可与斯大林在生物学、语言学和其他领域里的所谓“天才贡
献”相媲美。
  不过,隐藏在这一理论创造之下的毛的思想倾向也是值得注意
的。1983年3月,周扬竟然这样明确地说,由于斯大林把“否定之
否定”当作黑格尔的遗迹加以摈斥,毛也没能纠正斯大林的这一“偏
颇”,结果最终毛开启了导致毁灭性暴行的文化大革命的大门。周
扬观点的核心是,毛对这个旧概念的担心表现出了这样一种倾向,
即夸大辩证过程中连续阶段的绝对对立与相互排斥的性质,而忽略
了“否定”意味着在抛弃被否定的事物的某些成分的同时,也保留
了其他成分,并将它们合成为一个新的综合物。②如果这就是毛的意
思之所在,那么这一新理论确实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中打倒一切
和否定一切的观念。
  而杨超则断言,在毛看来,每一次否定都使前一阶段的大部分
被消除。他也提到毛怀疑这个旧公式,并用一个“丰富其内容”的
新概念代替之。因为毛认为这意指整个过程的最终结果是回归到最
初的肯定,而不是上升到新的更高的水平。并且他还说,毛相信“肯
定”和“否定”是对立的辩证统一,就像他相信和平与战争、生与
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等的统一一样。在毛看来,一切事物都是
由“肯定和否定组成的矛盾统一体”。①
  也许把上述两种观点合在一起,就能对毛引入这一新概念企图
达到的目的有一个合理的正确理解。显然,“否定之肯定”的论述
所强调的事实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新的事物总是在不断地涌
现出来。不过它也认为,这样的新事物并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对以前
产生的事物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否定之否定),而且它们还受历史
的主体,如各个阶级或是那些自称为阶级的代言人的领袖和政党的
肯定或维护。换句话说,“否定之肯定”既引发了无休止的变化,
这是“不断革命的本质”(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两个词在1958年1
月的《六十条》中曾被一起使用过),同时也引发了意志的作用。
或换种方式说,它是为了适应于从强调经济基础到强调上层建筑的
进一步转变。
  根据毛的思想的实际政治意义,否定之肯定的概念,最好或许
可以看作是上文曾经谈到过的“一穷二白”这一说法的象征性的表
述。换句话说,它是这样一种说法,即否定的东西可以转变成肯定
的东西,或是在被称为“肯定”而不是(否定之)“否定”的转化
过程中,包含有许多消极因素的局面能够转化成一个新的、更有发
展前途的局面。如果我们接受周扬的分析,那么这种“肯定”将存
在于要求迅速而全面变迁的不切实际的希望之中,而不是存在于以
已经取得的成就为基础的、逐步的渐进主义的战略之中。
  这样,在60年代,毛就超越了仅仅对否定之否定重新进行命名
并在某种程度上重新进行定义的范围,彻底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个基本概念。在1964年8月18日与康生、陈伯达关于哲学的谈
话中,康请主席“谈谈有关三大范畴的问题”。显然他知道主席有
新思想要提出,果然,主席就开始谈了:
     恩格斯讲了三个范畴,我就不相信那两个范畴。(对立统一是最基本的规律,质量互
变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根本没有。)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规律
平行的并列,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最根本的是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就是质与量的对立
统一。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事物发展的每一个环节,既是肯
定又是否定。奴隶社会否定原始社会,对于封建社会又是肯定,封建社会对奴隶社会是否
定,对资本主义社会又是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社会是否定,对社会主义社会又是肯
定。①
  第二年,在1965年12月的杭州会议上,即文化大革命的前夕,
毛再次非常明确地总结了他的观点:
     辩证法过去说是三大规律,斯大林说是四大规律,我的意思是只有一个基本规律,就
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
是对立的统一。②
  在过去,一些西方学者,包括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和我本人都
认为,在以上这一发展中,毛是在转向或复归于更为传统的辩证法
观点。③不管人们是否接受这样的观点,可以肯定的是,在60年代,
中国传统思想对毛的整个思想的影响日益突出。
  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他对孔
子的评价。毛曾把“五四”时期的中文教师斥为把“一大堆古典式
死尸式的臭文章,迫着向我们的脑子里灌”的“顽固的先生”。①而
早在1938年,毛就开始采取这样的观点,认为古典文化遗产既有积
极的方面,又有消极的方面,因此必须区别对待。另一方面,从“五
四”时期以来,他一贯相信用儒家思想来回答20世纪的问题的反动
性和有害性。但在同时,从30年代到50年代,他默认了儒教经典
著作残篇中所记载的各种态度,如孔子周游四方,以及“每事问”②
的做法,他“不耻下问”③的态度,《孟子》中的劝告,如“说大人
则藐之”。④
  然而,就在1964年,毛转向中国的经典著作寻求灵感。这使他
对孔子产生了惊人的好感。1964年2月在关于教育问题的座谈会上,
毛在批评这位圣贤轻视体力劳动以及对农业缺少兴趣的同时,他又
说:
     孔夫子出身贫农,他放过羊,也没进过中学、大学……他自小由群众中来,了解一些
群众的疾苦。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官,也不太大……⑤
  接着在8月,毛在与康生和陈伯达关于哲学的谈话中,毛以赞
同的口气从《诗经》中引用了一段话,并评论道:“这是怨天、反
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⑥
  在毛的政治观点中,也许“中国的民族风格”最典型的表达,
在于他强调道德价值的政治意义,以及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强调国家
的教育职能。1958年1月,毛在那个为大跃进制订蓝图的指示中,
号召培养新的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他是这样说的:
     中央各部,省、专区、县三级,都要比培养‘秀才’。没有知识分子不行。无产阶级
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这些人要较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
词章修养。①
  秀才或“有教养的人才”一词,是帝制时代考试制度中最低层
次毕业生(中举)的俗称,带有十足的传统内涵,对它的使用应该
谨慎,而不能像开玩笑那样轻率。无疑,毛在使用这一词时是有所
保留的,但其中也含有儒家正统学说核心的、根深蒂固的信念,那
就是人们受教育是为了做官,而一旦受了教育就有义务有承担权力
的责任。
  另一个对过去的附和,是毛在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
提出的观点,即“外行领导内行”是一个普遍规律。确实,他指出
前些年右派分子们提出过这个问题,他们声称外行不能领导专家,
造成了极大的混乱。②换句话说,他的这个命题是对这种观点的驳斥,
他在“六十条”一文中已经驳斥过这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我
们是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③除了正规院校的毕业生
对那些在1957年春批评过毛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不满之外,
不难看出,毛在1958年5月的这次讲话中所提出的“政治家是搞人
与人的相互关系的”这一观点,又一次肯定了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
的道德基础。
  几个月后,1958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在讨论法治(像韩非
子所倡导的那样)和人治(像儒教所倡导的那样)的问题时,毛声
称:
     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养成习惯。……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
得。……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是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我
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
(我们)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
靠我们那一套。①
  这一段话除了有关于中国共产党与政府机构的关系的含义之
外,毛在这里非常有力地表述了国家作为最高教育者的传统作用的
思想。
  1964年4月,毛同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讨论了劳动改造问题。毛
说:“归根结底究竟是人的改造为主,还是劳动生产为主,还是两
者并重?是重人、重物,还是两者并重?有些同志就是只重物,不
重人。其实人的工作做好,物也就有了。”谢对此回答说:“我在
浙江省第一监狱宋硕中队,向犯人宣传了‘双十条’(亦称前十条
和后十条,是当时所搞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方针。该运动在
《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7章中已有论述)……读后,绝大多数原
来不认罪的犯人认罪了,许多顽固犯人也有转变。”②
  我不认为对政治犯宣读一项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绝
对等同于从前召集百姓宣读敕令(上谕),不过在相信道德劝诫是
政治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来说,这里确实有某种内在的连续性,或
许毛没有明确讲出的观点是:新社会的知识分子的政治观点应该是
“马克思主义”或“无产阶级的”,他们又是“资产阶级的”,因
为他们肯定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的现代知识的承担者,而就
他们对自身作用的认识而言,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封建的”。
  就本章开头部分讨论的权力问题而言,马列主义与中国传统的
关系问题在这一领域也许是一个更为模棱两可的问题。在总体上说,
晚清帝制时代国家的正统观念所规定的儒家与法家学说的综合,是
等级制度与专制主义的。在很大程度上列宁主义也是这样。就此而
论,马列主义与中国传统殊途而同归。此外,如果毛把政治看成是
永远优先于经济,并最终形成社会变动模式的“纲”,那么,他在
这个问题上不但师从了列宁,也继承了在社会秩序方面盛行中国两
千年的一元论和国家中心论。①与此同时,毛的思想与中国的传统也
有重要的区别:他把人与社会机构同时看成是正确思想的改造力量
的主体和政治活动的目的。
  我们在前一部分已经看到:毛关于国家思想的重心在于中央集
权。这一思想明显地贯穿在他从40年代到60年代的所有论著中。
所以,他不仅对秦始皇而且对中国历史上其他强有力的统治者多次
褒扬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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