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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农村地区，石灰石和煤都小有发现，因而，将水泥厂建在发现地附近，以满
足修建水渠和其他目的的要求，还是可能的。如果工厂不大，当地人只须利用有
限的外部的技术监督，便能自建工厂。修建一个能生产100—200万吨水泥的大
型工厂的抉择，将会导致生产出更高质量的水泥，但绝大多数的公社要花费两倍
或三倍于最初的生产费用，把水泥运到利用它们的地方。
农业机械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把这些小工厂建在靠近产品用户的优越性。拖
拉机和其他机械故障频仍。在工业国家，农民可以到附近的销售者所设的修理店
去更换零件。但在发展中国家中鲜有销售商，而备用零件也不充足，甚至没有存
货。农民为了修理起见，只能将拖拉机远远运到上海或北京，但这要花费几个月
甚至几年的时间。解决的办法是在公社用户的周围设立修理单位。但是，大修的
能力包括多种最初制造这一产品所需的技术和设备，所以，把大修单位改造为制
造业企业并不困难，而中国所做的就是如此。①
1965至1970年，社办小企业的数量提高到4。5万个，而到1976年，数量
达10。6万个，差不多回到大跃进的水平。五种工业尤其受到重视——水泥、农
业机械、化肥、钢铁以及电力。到70年代初期，中国水泥总产量的一半，或者
说农村使用的几乎全部水泥，都是由小型工厂生产的（见表26）。几乎一半化
肥也是来自小型工厂，这些化肥的构成主要是低质的碳酸氢铵。在70年代后期，
中国开始关闭了许多小型企业，而这些都是属于那些浪费原料且成本高得无法允
许的企业。1966—1976年10年间决定修建许多工厂，并未充分考虑它们的经济
效益，这并不令人吃惊。令人吃惊的事是，没有几家工厂是因为低效率而关闭的，
因为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决定是在高度政治化的气氛下做出的。①
表26 小 型 水 泥 厂
小型钢铁工业是一个很难遭受关闭打击的部门，其中500家工厂中有300
家（主要是最小的）被关闭。小化肥厂也颇遭非议，但在多家效率极低的工厂被
关闭之后，这些工厂的化肥产量可以达到其最高水平的3/4。①可是，总的来看，
小型工业仍以迅猛的速度持续增长。到1980年，共有18。7万家社办企业，比
1976年多出8万家。
原来的五种小工业中，有些（特别是水泥业）在70年代后期继续增长（表
26）。1979年，机械和建筑材料（砖和水泥）占了社级企业增长总值的一半以
上，而化学制品和煤又占去13％。②但至少在城市工业中心周围的公社中，人们
日益尝试着把社办工业当作以城市为基地的大型企业的转包者。这些和其他的变
化，造成已经描述过的80年代发生的小型集体工业的迅速发展。但80年代的这
个发展，只是中国工业化战略的一部分，与农业发展只有间接的关系。由于这在
工业战略部分早有讨论，因而，有关讨论这里不再赘述。
① 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食品约占农村家庭预算的65％和城市家庭预算的60％以 上。此外，
服装又占去家庭预算的另外12％—15％，而服装的价值多来自棉花＇国家统计 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
第439、443页＇。
① 更确切地说，总产量以及由此推算出来的税收、投资、时价和福利基金的定额，由当时作为 基本核算
单位的合作社或生产队计算。剩余的数额按工分总数均分，以决定单个工分的价 值，而家庭集体收入是由
家庭的工分总数乘以单个工分价值而得出的。
① 《中国经济年鉴》（1981），第6卷第9页指出“可耕地面积的数据偏低，有待于今后核实”。
② 这些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第205—206页。
③ 增长计算法正规地采取如下形式的生产函数：Q=F（L，Ld，K，C，t），这里，Q是产量， L是劳动，
Ld是土地，K是固定资本，C是经常性投入，t是时间。这里使用的规范形式包 括：假定恒定的利润，把
与时间相关的方程式转化成一个简单的形式，得出如下公式：dQ/ dt=F/t＋F/C×dC/dt＋F/L×dL/dt＋F/Ld×
dLd/dt，其中，化肥是最近投入物资的代表，水 浇地面积的增长仅仅代表了土地上的重要变化。
① 机械化问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及其以前的主要争论点。机械化的实行部分地是为了克服劳动力短缺，诸
如在一年两熟或三熟的情况下，人们必须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中收获一季作物并换种另一季作物。然而，
机械化也被看做是服务于社会政治目的的，诸如：减少城乡之间劳动样式的差别和巩固集体经济。（拖拉机
尤其在为集体所有的情况下，有助于补充集体所需的劳动力。）参见本尼迪克特斯塔维斯：《中国农业机
械化的政治》。
① 关于华北地区用水问题的讨论，参见詹姆斯E。尼克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水力工程和水 力资源》；
阿尔瓦刘易斯埃里斯曼：“引水灌溉华北平原的潜在费用与收益”；见德怀特 H。珀金斯：《中国农业
的发展（1368—1968）》，第4页。
②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第207页。
①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小型工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例见乔恩西格森：《中国农 的工业化》；
卡尔里斯金：“小工业与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季刊》第46期（1971年 —6月）；德怀特H。珀金斯
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的小型工业》，美国农村小型工业 表团的报告。
① 对1976年以后那个时期所做的一项有用的研究是，克里斯廷汪（音）：“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村的工
业化：文化大革命10年的教训”，见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四个现代化下的 中国》，第394—418页。
① 至少山东省的情况是如此（汪：“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的工业化”，第413页）。
② 这些数据来自《中国农业年鉴》（1980），第368页。
1979年以后农村政策的变化
在某些方面，特别是在小型工业的持续发展上，文化大革命以后那段时间继
续坚持1966年以来的方向。然而，其他方面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大寨大队由
于提出了错误主张，公然遭到人们的耻笑。征派大量劳动力从事农业基本建设的
情况依然存在，但其作用已显然不受重视了。
在80年代初期的中国领导层看来，中国1977年全年的农业成就是不能满足
本国需要的，其失误在于计划不周和管理不力，在于农民缺乏努力工作和发挥积
极性的动力。毛及其同僚依靠组织方式上的变化，通过大规模的劳力动员，以实
现农业奇迹；邓及其同僚同样依赖改变组织方式——尽管在类型上二者十分不同
——来提高农业生产率。
第一步是对农副业产品敞开市场，鼓励农民不仅扩大集体收入，而且扩大个
人收入。原则上，自由市场和个人家庭副业在1960和1961年便已恢复，并在此
后从未中断。个人的家庭自留地在1960年也已恢复，60年代初期面积还稍有增
加，①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一直保留下来。事实上，各种个体活动不断受到负责
集体生产的农村干部的压制。这些干部的责任是，不仅要保证粮食及其他集体种
植作物的产量和完成上缴指标，而且还要赋予农民社会主义价值观和劳动作风。
个体活动在集体劳动以外的时间进行，这助长了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价值观。
因此，1979年以前，个体贸易活动只是小规模的，个人家庭活动可能也只是为
了自家使用，尽管这个说法尚无任何公开的数字来核实。但到了1979年，个人
活动不再被看作时乖命蹇的必需，而是受到大力的扶持，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农贸市场兴旺发达，每天都有千百万农民涌入城里，出售他们自留地上的产品。
1964年，私人收入约占家庭收入的19％，1966—1976年间的数字可能更低；但
是，根据一项调查，到1982年，个人收入可能已达家庭收入的38％。②
到1979年，集体农业活动的组织方面正在发生一场意义更为深远的变化。
在中国最贫困的省份，特别是在安徽，中国领导层开始了叫做“生产责任制”的
某些尝试。从1962年起，贯穿整个70年代，集体的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队，每
个生产队平均有25户人家。①集体的农作物由队里组织种植，社员的集体收入主
要基于所在队的产量。有些地方是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大队平均由200
个家庭组成，是公社组织结构中更高的一级单位——约占不到10％的农村人口。
②但就绝大部分情况而言，大队和公社一级仅负责市场与农村小型企业，而不管
种植作物。因此，农业生产的主要单位不大，但形式仍是集体的。
在某些情况中，生产责任制保留了集体的或以组为单位的农耕，但在其他情
况中，责任进一步下放到家庭中。到1981或1982年，在最贫困的省份中，90
％以上的家庭以户而不是以生产队为单位负责耕种以前的集体土地，这个制度在
较富的省份中也日益推广开来。在某些情况下，收入仍依赖全队的成果；而在其
他情况中，收入甚至由家庭自身的生产情况来决定。③
到1983年年底，甚至这些集体农业的痕迹，也大量地从中国农村消失了。
在私人和集体之间划分收入已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几乎全部农业生产都是以家
庭为基础的。即使“公社”和“大队”的名称也被更古老的名称“乡”和“村”
所取代。农业在经历了1/4世纪的集体化尝试以后，再次建立在以家庭为基本生
产单位的基础之上。④
市场力量在农村地区的作用也进一步扩大。统筹和分配转向市场体制，在农
村地区本来就比在城市工业部门中要简单得多。从一开始，就多数农产品而言，
新兴的市场便已存在，并被允许获得更大的发展。如前所述，这在1979年就已
经开始了。即使在1979年以前的集体经营下，就主要作物而论，市场也起到一
定作用。结果，在文化大革命中，作物的价格偶尔也会变化，而这些价格变化或
许不会像城市地区的价格那样，过多地背离相对短缺的实际。①或许最重要的是，
农业家庭作为生产单位，自然而然地会接与市场需求一致的方式运作。由于对家
庭成员来说，收益越高，便意味着生活水准也就越高，因此，农业家庭自然地成
为收入或利润的增进者。而且，增加利润的唯一方式是增加产量或降低生产成本。
与工业方面情况不一样，没有国家补助计划或提供赞助的银行家准备帮助那些始
终处于亏损状态的农业家庭摆脱困境。国家只有在农民面临饥馑威胁时，才肯采
取措施。最后，当人们对付的是几亿农业家庭时，要控制几个特定市场的垄断权
是行不通的。不管官僚制度是否允许，竞争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市场运行良好的基本条件在中国农村是存在的。然而，这个事实并不
意味着官僚政府对下列改革步骤是心甘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