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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曾牧野最感到烦恼的，就是社长负责制改革。枫城日报创刊以来一直实行总编辑负责制，经费由财政划拨，衣食无忧。这几年由于财政拨款越来越少，而报社自身经营不善，广告收入十分有限，日子过得拮据，引起报社员工不满。一些人认为曾牧野不懂经营，加之既管行政又管采编，时间精力都不够用，便提出实行社长负责制，社长、总编分设，社长负责行政人事、经营管理，总编负责采编业务。把行政管理、宣传发行、广告经营与采编业务分开。这种言论传到迟翰章那里，竟使迟翰章动了心，觉得找到了一方让报社摆脱困境的良药。不久前他真的提出社长负责制改革的设想。
这个提议使曾牧野极为恐慌。按现有体制，他是报社一把手，人事安排、行政管理、采编业务、广告发行、福利后勤，所有重大事情都由他拍板，他在报社有绝对权威。一旦改成社长负责制，意味着社长才是一把手，人权、财权这两项至关重要的权力都会落到社长手里。即便他还当总编辑，表面上职务不变，实际上也是从一把手降成了二把手。就算能平稳过渡为社长，依然当一把手，如果不兼任总编辑，发稿权也将落入他人之手，权力仍是大打折扣。
迟翰章的改革设想一提出，曾牧野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很可能是打着改革的旗号整人，不明着将他撤换，而是借改革之名削弱他的权力。
曾牧野是前任市委书记提拔起来的，一直被视为老书记那条线上的人。老书记在位时，与时任市长迟翰章明争暗斗，矛盾颇深。曾牧野为了讨好老书记，对迟翰章极少宣传，处处突出老书记。好几次迟翰章参加的活动，明确要求报社好好宣传，曾牧野也只是勉强应付一下，发一则“豆腐块”了事。而老书记参加的活动，哪怕很不重要，没有新闻价值，他也放在突出位置进行报道。
之所以这样做，与曾牧野对当时枫城政局的判断有关。当时枫城百姓对老书记的评价颇高，对迟翰章则有这样那样的议论。枫城不断有传言，说老书记将来肯定要受到重用，而迟翰章很快要调走。曾牧野也深信迟翰章早晚要离开枫城，心里多少不把他放在眼里，得罪就得罪了，只要让老书记满意，有老书记撑腰，总编辑的位置就可以牢牢坐稳。谁也没想到，官场风云变幻莫测，最终调离枫城的不是迟翰章，而是老书记。当省委组织部的人来宣布任免时，曾牧野着实慌了，为自己的命运惶恐不安。
报社一把手是个敏感角色。一般而言市委书记一换，报社总编也就得跟着换。迟翰章上任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干脆利落地更换了几个要害部门的头头，曾牧野担心会拿他开刀，心里非常害怕，但又不甘心，不想束手待毙。迟翰章升任书记后没几天，他就给这位新书记写了一封长信，对过去几年自己“不成熟”的表现表示忏悔，祈求迟翰章原谅，并表示今后坚决支持迟书记的工作，当好市委的喉舌。
于是，枫城日报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对老书记的政绩只字不提，却不惜篇幅宣传迟翰章。凡是迟翰章出席的活动，曾牧野都在头版醒目位置进行报道；凡是迟翰章亲自抓的工作，他都责成记者写成报道，大肆宣传。过去老书记明确反对的事，现在只要迟翰章支持，枫城日报也跟着转变态度，唱起赞歌。
迟翰章对曾牧野的表现既不说好，也不说不好，似乎只是冷眼观察。这使曾牧野忐忑不宁，总感到心里没底。果然，不久前迟翰章突然提出，报社要改革管理体制，改变目前总编辑负责制的状况，实行社长负责制。曾牧野一阵冷惊，感到迟翰章终于要向他下手了。想到前一段千方百计讨好迟翰章，最终还是无法为迟翰章所接纳，仍要遭到排挤，心里不禁阵阵凄凉。
但曾牧野仍不甘心，不想放弃最后一线希望。他给迟翰章写了一封长信，陈述报社经济陷入困境的原因，表示今后要加强经营管理，增强自立能力，减轻财政负担，希望迟书记能给他一次机会，让他好好整治报社。
这天，迟翰章把他召了过去，对他说，你的信我看了，有关改社长负责制的事，你可能有所误解，以为我是为了安插什么人。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绝对不是！如果我要安插什么人，早就安插了，用不着拖到现在，也用不着绕这么大的弯子。改革是报社发展的需要，毕竟报社陷入困境是不争的事实。枫城有四百多万人口，堂堂一张市委机关报，发行量只有两万多份，平均二百个人才一张，这还是市委下文件强制征订的结果。如果没有行政摊派，单纯靠自愿订阅，一万份都成问题。覆盖面这么小，影响力这么小，怎么反映枫城改革开放的成就？怎么传达市委市政府的声音？经济效益更不必说，连年亏损！老曾啊，时代不同了，不能总是说党报就必须由政府出钱养，这种观念必须改。党报在政治上要拥护共产党，在经济上同样也得为党做贡献！你们总是抱怨枫城经济落后，广告创收难度大。但枫城再穷也至于养不活一张报纸！我从工商部门了解到，枫城企业每年的广告支出少说也有三千万，在全省地市中排列居中。但你们报社的广告收入每年才二三百万。这意味百分之九十的广告资源都流入了外人田！这说明什么？说明你们功夫不到家，经营管理力度不够！碗里放着肥肉，却让别人叼走了！
曾牧野的心直往下沉。听迟翰章的口气，社长负责制是必须实行了，而且迟翰章似乎对他很不满意，一旦改革，社长的座椅肯定轮不上他。
迟翰章瞅着他看了半晌，口气却突然一转：改革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事业发展才是真正目的。我考虑了一下，决定接受你的意见，暂时不搞改革，让你按现有机制尝试搞活。如果现有机制下也能让报社摆脱困境，说明问题的结症不在于管理体制，不在于是总编负责制还是社长负责制，那么也就不必非要实行社长负责制。毕竟这不是目的！根据测算，报社的广告收入至少要达到五百万，收支才能平衡。我给你定下明确的指标：一年时间，广告收入达到五百万元，基本实现收支平衡。如果这个指标能实现，社长负责制可以不搞，你依然可以采编、经营一肩挑。如果这个指标完不成，改革就非改不可！
曾牧野又喜又忧，喜的是迟翰章真的给了他一次机会，说明迟书记对他多少有些恻隐之心，忧的是这五百万元哪儿去挣？
回到报社，曾牧野把斯琴叫来，客客气气地让她坐下，说：“我们一起共事好些年了，关系一直不错，人家都说我们是一条线上的人。我们的利益是联系在一起的，我的地位巩固，你的位置也不会动摇。我的地位保不住，你的日子恐怕也不会好过，所以我们一定要同舟共济，你一定要多支持我的工作。”
斯琴迷惑地看着他，不明白他究竟想说什么。
曾牧野把迟翰章跟他谈话的内容介绍了一下，说：“要维持目前的体制不变，路只有一条，千方百计完成五百万元的创收任务。我希望你在这方面多出点力。要从根本上增加广告收入，靠三千五千零打碎敲不行，必须物色几个广告大户，同他们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枫叶集团有钱，我们的首要目标就是它。你跟储良才熟悉，这层关系要好好利用一下。这两年我们发了很多枫叶集团的稿子，对他的关照够可以了。你去一趟枫叶集团，跟储良才好好谈谈，请他也帮我们一把！”
斯琴感到很棘手，但看到曾牧野如此郑重其事，知道如果顶着不去，必定会惹他生气，便答应去试一试。她很快来到枫叶集团，轻车熟路地走进储良才办公室，说明来意。
储良才原本笑容满面，一听她的要求，脸立刻拉长了：“广告就免了罢。枫叶集团确实需要宣传，但我们只在有影响的媒体做广告。你们报纸发行量太少啦，三万份都不到，做广告能产生什么效益？我看你们还是先把发行量搞上去。再说枫叶集团是枫城的企业，又是迟书记亲自抓的点，在枫城日报搞点宣传，难道还要我们掏广告费？迟翰章不是说要为非公企业提供舆论支持么？你们不看我的面子，也得看迟书记的面子吧？”
他拒绝得干脆利落，一点商量的余地也不留。斯琴顿时尴尬不已。
储良才安慰道：“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你个人若有什么困难，我很乐意帮助。至于拉广告，广告费是给报社的，你自己又得不到什么好处，干吗那么卖力？”
斯琴气得不行。按报社规定，社内人员拉广告可得百分之二十广告提成。拉一万元可得二千，拉五万可得一万。广告提成是公开的秘密，稍微了解媒体运作情况的人都应当知道。储良才常跟新闻媒体打交道，自己又是个商人，这点常识不可能不懂。他明明不愿意给她广告，却还装着很体贴她，很为她着想的样子，简直是他妈的愚弄人！
储良才拨了个电话，召来一个姓刘的助理，对他说：“斯主任最近帮了我们不少忙，我们不能亏待她。你准备一箱生命之神，送到楼下，放在斯主任的车上，帮她捆好。枫叶广场落成典礼上发的的礼品表，也送她一块。”
刘助理应声而去。储良才对斯琴说，有空常来坐坐。这分明是逐客令，斯琴哦哦应了两声，只好起身作别。来到楼下，刘助理已经把一箱生命之神捆在她摩托车后座上，见她出来，又递给她一只包装精致的礼品表。
斯琴心里颇不是滋味。这两年每次到枫叶集团采访，储良才都会送一些小礼品给她，但这些小恩小惠同广告提成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储良才明明很小气，却装着豪爽大方，好像给了她多少恩惠，简直令人哭笑不得。不过既然拉不成广告，这些小礼品不要白不要。斯琴载着生命之神，把礼品表装进坤包，悻悻告辞。
离开枫叶集团，斯琴先把东西送回家，才给曾牧野打电话，告诉他，储良才嫌报纸发行量小，不肯做广告。
曾牧野气得直骂：“他妈的铁公鸡！正因为报纸发行量小，广告创收难度大，才需要他帮忙。如果报纸发行量有二三十万份，还用得着求他？客户早就排着队送钱来了！我们为他做了那么多宣传，他一点情义都不讲，这个不仁不义的东西！”
第五章疑窦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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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陶永和姚小琪一起去农贸市场买菜，走到市场门口，迎面遇到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抬着一袋沉甸甸的大米往外去。那袋米大约有五十斤，母子俩奋力抬着，走两步歇一下，累得气喘嘘嘘，尤其是那小孩，根本没到干这种体力活的年龄，脸憋得通红，样子很委屈，看去怪可怜的。
姚小琪发现这个女的有些脸熟，仔细一想，认出是在民康药店遇见过的女顾客。她不禁暗暗吃惊，这女的面容憔悴，神色凄惶，眼角透出忧郁。相隔时间不长，却似乎老了好几岁。
她招呼陶永快步走过去，对那女的说：“大姐还记得我吗？我们在民康药店见过，我还向你咨询过保健品的事儿呢。这米袋太重，我们帮你搬。”中年妇女脸上露出一丝强笑，显然也已认出她来。陶永从母女俩手中接过大米，帮他们拎出市场。
中年妇女骑的是轻型摩托，后座很小，载了大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