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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第三只田鼠呢？就一直在田埂上游游荡荡，一会儿看看天，一会儿看看地，一会儿躺一会儿。
那两个伙伴一边忙活，一边指责第三只田鼠说，你这么懒惰，也不为过冬做准备，看你到了冬天怎么办！
这只田鼠也不辩解。
后来冬天真的来了，三只小田鼠躲在一个非常狭窄的洞里面，看着吃的东西不愁了，御寒的东西也都齐备了，每天无所事事。渐渐地，大家觉得非常无聊，不知道怎么打发这些时光。
在这个时候，第三只田鼠开始给另两只田鼠讲故事。比如在一个秋天的下午，它在田埂上遇到了一个孩子，看到他在做什么什么；又在一个秋天的早晨，它在水池边看到一个老人，他在做什么什么；它说曾经听到人们的对话，曾经听到鸟儿在唱一种歌谣……
它的那两个伙伴这才知道，这只田鼠当时是在为大家储备过冬的阳光。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曾皙的理想，他在大地开冻、万物欣欣向荣的时节，安排一个洗涤自己、亲近自然的仪式，这个仪式看起来没有任何实用的意义，但是它却能给内心一个安顿。这种安顿需要我们与天地合一，去敏锐地感知自然节序的变化，感知四时，感知山水，感知风月。
这一点对于我们今人来讲是特别奢侈了。在现代化的今天，反季节的事太多了：到了盛夏的时候，屋子里有空调，凉风习习；到了寒冬的时候，屋子里有暖气，温暖如春；到了春节的时候，有大棚里的蔬菜，摆在桌子上五颜六色……当生活的一切变得如此简约的时候，四季走过的痕迹，在我们的心上已经变得模糊；什么四季分明，什么节序如流，在我们心中，已经激不起什么反响。我们不会像曾皙那样敏感，想到在暮春时节，让自己去受一次心灵的陶冶，从而把自己更大的理想，坚定地放飞出去。
理想和行动的关系，就如同引线和风筝的关系。这个风筝能飞多远，关键在于你手中的线。而这条线，就是你的内心愿望。你的内心越淡定，越从容，你就越会舍弃那些激烈的，宏阔的，张扬的，外在的形式，而尊重安静的，内心的声音。这会使你走到社会角色中的时候，能够不失去自我，能够有担当，能够做到最好。
许多人感到，《侍坐》这样一章阐述的理想似乎不同于我们一直以来对于《论语》关于立志的判读，不同于曾子所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那样的沉重。但是我们静下来想一想，它却是所有那些人生大道社会理想得以实现的内在基础。一个人如果没有内心的这种从容和对于自我的把握，在他的职业角色中，只能任职业摆布，而不会有对这个职业的提升。
孔子强调一个人的内心修养，决不是放弃对社会的责任，而是为了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在《论语》中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
学生子贡去问老师：“何如斯可谓之士矣？”怎么样才可以叫做“士”呢？
我们知道，士这个阶层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是那种无恒产有恒心，以天下为己任的阶层，这应该是一个很崇高的名誉。
老师告诉他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孔子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做事的时候要知道什么是礼义廉耻，也就是对自己的行为要有所约束，内心有坚定的不妥协的做人标准；同时这个人要对社会有用，就是你要为社会做事。也就是说，一个人有了内心的良好修养以后，不可以每天只陶醉在自我世界，一定要出去为这个社会做事，你要忠于自己的使命，要做到“不辱君命”。这可不容易，因为你不知道你所要承担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使命啊。所以这是孔子说的“士”的最高标准。
子贡觉得这个标准太高了，就又问，“敢问其次”？还有没有低一些的标准啊？
孔子回答他说：“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宗族称赞他孝敬父母，乡里称赞他恭敬尊长。你能够从身边做起，把你那种人伦的光芒放射出来，用这种爱的力量去得到周边人的认可，不辱祖先，这就是次一等的“士”。
子贡又接着问，“敢问其次”。还有没有更下一等的呢？
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说话信用诚实，行为坚定果决，这是不问是非黑白只管自己贯彻言行的小人啊。不过，也可以勉强算作再次一等的士了。
大家看到这里以后一定会瞠目结舌说，这么高的标准才是第三等啊？那种言必信，行必果，答应别人的事情，不管用什么办法，也不管会有什么后果，也一定给你做到，就是能够实践自己诺言的人只能勉强算作第三等的士。可是，“言必信，行必果”这六个字，今天有几个人能做到啊？
子贡可能也觉得这三个标准太高了，于是又追问了一句说，“今之从政者何如”？现在这些当政的人怎么样？他们算得上“士”吗？
结果他的老师说：“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这些器识狭小的人算得上什么？也就是说，他们离这样一个士的标准还太远太远。
其实，“士”的这三个标准，是孔子对一个成熟的、能够在社会职业岗位上有所担承的人的质量描述。
士的最高标准是“不辱君命”，这很自然会让我们想起战国时候赵国的蔺相如。大家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会注意到“完璧归赵”这个故事。
当年赵王得到价值连城的和氏璧，秦王想设法夺过来。于是他派使者告诉赵王说，我愿意用十五座城池来换这块璧。赵王知道秦是虎狼之国，这块璧一旦拿到秦国就没有办法再拿回来。蔺相如说，如果我们不去的话是自己理亏，我带着这块璧去，如果不能换回城池，我豁出命来也不会让它落在秦王之手，有我在就有这块璧在。
等蔺相如带着和氏璧来到秦国，秦王就随随便便在偏殿相见，并让大臣、美人嘻嘻哈哈地传看这无价之宝。蔺相如一看就明白了，这块玉在这里不受尊敬，就像赵国不受尊敬一样，要拿回来是很难的事情。于是他就跟秦王说，大王，这块美玉是有瑕疵的，你给我，我指给你看。等秦王把这块璧还到他手里，蔺相如退后几步靠在柱子上，怒发上冲冠，持璧而立，跟秦王说，你在这样一个地方迎接这块玉，是对宝玉、也是对赵国的不尊重。你知道我们来之前，焚香顶礼，斋戒十五天，以示对秦国的尊重。我奉玉而来，而你随便把这块玉传与大臣、美人，这样一个懈慢的态度就让我知道，你们不是真正想要用城池来换和氏璧的。如果你真要这块玉，你也要像我们一样斋戒焚香十五天，而且你要先把城池划给我们，我才能够再把这块玉给你。不然的话，我的头和这块玉现在就同时撞碎在你金殿的大柱上。秦王害怕了，赶紧答应了他的要求。
蔺相如知道秦王不会履行诺言，所以连夜让家人带着这块美玉逃回了赵国。他自己则留下来，最后跟秦王做一个交待。他对秦王说，我知道你没有真正给我们城池之心，现在完璧已经归赵了。
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并不缺乏。在一个突变的情形下，一个人怎么样能够有所担当，其实是一个成熟的人在职业角色中所要受到的一种考评。人怎么样可以变得无畏，可以变得淡定而不仓惶？这需要在心中找到一个符号的寄托。这个寄托不见得是大家共同认可的一个宏大理想，也不见得是一种权势，金钱之类的东西。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达·芬奇密码”，每一个人的生命链条中一定有他自己最在乎的东西，但凡找到这样一个寄托，就会给你这一生找到一个依凭，会找到自己的一个内心根据地。
在《论语》中，一切高远的理想，都建立在朴素的起点上。我们要相信思想的力量是这个世界上最巨大的力量之一。中国知识分子所要的并不是一种物质生活的奢侈，但他们一定要心灵悠游上的奢侈。
有一次孔子说想搬到九夷、也就是东方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去住。
有的劝他说：“陋，如之何？”那么一个简陋的地方，怎么好住呢？
孔子却淡淡地回答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这句话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第一个角度，是君子有天下使命，不管这个地方是奢华的还是简陋的，对他来讲只是一个外在环境而已；第二个角度，就是君子的内心有一种恒定的能量，他可以使得周边熠熠生辉，繁华似锦，他自己生命里面的气场可以去改变一个简陋的地方。
唐代大诗人刘禹锡写的《陋室铭》大家都熟悉，在这样短短一篇铭里面，他把古往今来的名士对于简易的朴素居住环境的这种判读全都呈现出来了。他说，我们居住的这种物质环境可能无法改变，也无须苛求，你周边来往的人才是最重要的环境，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如果你和朋友之间谈论的是共同的志向和共同的寄托，大家有共同的理想，那么这种居住条件的简陋就一点都不重要了。
所以，理想之道是什么？就是给我们一个淡定的起点，给我们一点储备心灵快乐的资源。
其实我们真正读懂了《侍坐篇》，看到了“吾与点也”这句喟叹，知道这样一位万世师表的圣人，心中对于那种“浴乎沂；风乎舞雩”，在“莫（暮）春”时节“咏而归”的生活方式心存向往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种阐述跟庄子所说的独与天地精神共往来是如出一辙的。
也就是说，所有古圣先贤首先是站在个人的价值坐标系上，了解了自己心灵的愿望，然后才会有宏图大志想在这个世界上有所建树。
我们都想要一生建立一个大的坐标，对于前方的远景找到一个起点。让我们从自知之明去建立心灵的智慧，让我们走进《论语》，也做孔子席前一个安静的学生，跨越这千古的沧桑，在今天看一看他那淡定的容颜，想一想他让我们去到自然中的鼓励，在我们每一天忙碌的间隙里面，给自己一点点心灵的仪式，而不至于像那个人格分裂的演员一样不敢面对自己的内心。其实在今天这样一个后工业文明的社会里，《论语》传递出的这样一种温柔的思想力量，淡定的、清明的理念，它鼓励了我们对内心的关照，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理想是有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