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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场所的裸体更为普及，因为当时公共澡堂是开放给一般民众，不分男女老幼的社交据点，大家很习惯裸裎相向。据《性地图》（The Sex Atlas）作者哈柏勒（Erwin Haeberle）指出，当时在特殊节庆，市内游行队伍中还可见到裸露的少女，乃仪式的一部分，偶尔连教会的人员都曾全身赤裸出现在宗教庆典上。
文明礼教大举“改造”了人类
人类对性的真正恐慌，有另外两个因素推波助澜，一是起于十六到十七世纪间梅毒的盛行，二是中产阶级兴起，渐渐把裸体当作妨害风化的不文明举动，人们看待身体机能的观点至此全部改变了。以前，身体与主人之间可以是一种亲密的共存关系，至此则被封锁起来，当成不健康与猥亵象征，互相隔离。
文明礼教大举改造人类，大家不再坐在同一张桌上欢乐共食畅饮，冰冷的刀叉餐具取代了原先抓扒大啖的手指头，教条越来越多，有钱人家也开始在睡觉时穿上睡衣，不再脱得精光了。过去不知为何物的“隐私”，慢慢变成了民间共识，床从共享的大客厅移到隐密而隔开的小房间，浴室从此关起门。
几千年来人类在河湖裸身游泳的作风也逐渐消声匿迹，后来公共澡堂的风气也被质疑，终于一切与身体有关的开放行为都被禁止。当时一般人的心中，拘谨似乎与文明划上了等号。十九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这种保守风气尤其达到巅峰，与身体有关的话题、观念一律变得敏感，稍微涉及隐私的部位更是禁忌，不然马上引动大家的敌意，成为“全民公敌”。性？那更是绝口不提了。
第一篇 饱受委屈的身体你要吃白肉，还是黑肉？（1）
在所谓的文明礼教社会，人们视裸体为禁忌，不见得代表这个文明有“内部人们自我标榜”的道德尺度。因为性压抑与道德之间，没有必然的等号关联。维多利亚时代，如果晚餐端出一整只鸡上桌请客，主人在为客人分菜时，绝对不能像今日人们讲得那么直接：“请问你要吃鸡胸（breast）肉，还是鸡腿（leg）呢？”而要婉转地问：“你要吃白肉（white meat）呢，还是黑肉（dark meat）？”白肉指的是鸡胸部位，黑肉则是鸡腿部位。
在那个保守的年代里，公然讲出“胸”、“腿”等字眼就是一种猥亵，所以人们只好拐弯抹角，想出了一堆怪里怪气的代名词，张冠李戴。比方，叫了好几个世代的公鸡（cock），因为它也是阳具的俗名，因此在维多利亚时代就不得不更换名字，改称rooster。而此字根闯的祸，株连甚广，像干草堆（haycock）就改叫haystack；蟑螂（cockroaches）也被活生生斩断了头颅，成为半截的roaches。
如上述所说，腿（legs）既然不雅，但有时非得提到它，那该怎么办？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糗”则变，变则通，用limbs取代之。胸部（breasts）也一样能变戏法，化身为bosoms。
以现代人的观点，八成把这些“更名”的历史插曲当笑话，但在当时对身体极端恐慌与敌视的气氛中，这可一点也不好笑。女人坐下时不仅长裙要盖住膝盖，有时甚至连坐着的四个椅脚，都要一并想办法用裙子遮盖住，以表示纯真。
《性——从史前到电脑纪元》（SexualiaFrom Prehistory to Cyberspace）证实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不仅要忘了自己拥有腿、胸，以及其他不可言说的身体部位之外，正经的女人甚至不应该清洗她的私处（至少在婚前），因为连在洗澡时用手碰触，都有违较高的道德标准。书中还指出，当时的妈妈在告诫女儿有关新婚夜的注意事项时，都众口一辞，要她们闭上眼，但不要专心于性，要分神去想其他的事，譬如：伟大的英国！那时，性冷感不仅不是性障碍，还被视为是有良好家庭性教育的产物。那时的男孩、女孩，都被成功地教育成“一注视自己的性器官，就自动萌生罪恶感”的机械反应。
可是，万一真的有抵挡不住的生理需求，该怎么是好呢？根据《性世纪》（The Century of Sex）一书的描述，人们求助于“哼歌”、“拚命想母爱的纯洁伟大”、“冲冷水澡”、“睡硬板床”，或是“将睪丸泡在一碗冰水里”。
当代哲学大师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在其《性意识史》（Histoire de la Sexualite）中，开宗明义的第一篇就是“我们这些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充满了自我检讨与嘲讽的意味，他指出，“在这漫长的两个世纪里，性的历史就是一部日趋严厉的压抑史，我们现今是否已摆脱？有人说，只有极小的程度”。
身体禁忌是文化的产物
身体禁忌其实是文化的产物。它会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换句话说，它并非亘古不变，或是放诸四海皆准的真理。
被称为现代第一位性学家的英国学者艾里斯（Havelock Ellis，1859—1939）早在十九世纪末期，就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身体禁忌有切中要害的批判。他的许多论文都是冲着维多利亚时代的“庄重”（modesty）观念而来，此一观念主宰了当时人们对身体的看法，影响一直到今日。
艾里斯对于裸体与衣服文明之间的关系，有着高度的兴趣，因此一头钻研在人类学中。他举了几个例子，来说明人类对裸体的观念，并不是天生惟一的一套共通标准，而是后天因时、因地不同的文化产物。譬如，在现今南美洲阿根廷与智利共有的火地岛（Tierra del Fuego），女人虽只在大腿间围着一条窄小的动物毛皮，可是她们非常庄重，即使在做爱时，也很少把那张毛皮掀起来。在现今巴拉圭境内亚马逊谷地的干寇拉斯（Guaycurus）族，男人几乎全裸，女人则穿著短外衣。而在乌帕斯（Uapas）族中，男人一律披绑着一条缠腰布，女人则啥物都不穿。
在《美国妇科日志》（American fournal of Obstetrics）中，艾里斯提出一个更特别的例子。北美洲一支印地安族，族内的任何女人只要有男人愿意付钱，她们都可以付出肉体。你以为她们对自己的身体很随便，错了，因为艾里斯亲自目睹一位女性族人怀了孕，因为难产有性命之危，却不肯让男人，不管是男性族人或白人，也不管是医师或爱人救治她。最后，她勉强同意让一位医师进行抢救，但是她要求在大腿间放一块布遮住下体，只留一条微小的空缝，露出她的阴道口而已，把性征的特色降到最低。
在过分讲究礼教的东非王国，曾存在于今乌干达共和国境内的布干达（Buganda），当地男人只要露出膝盖以上、大腿的任何部位，都要接受惩罚；但是当地国王的众妃子却可以几近全裸、大方地出现在他的朝廷上。
在非洲坦桑尼亚的马赛族（Masai），男人要是不经意露出下体，会被视作不名誉。但是假如他们故意展示，甚至夸大性地炫耀，则又被当成是一件最风光的事。
第一篇 饱受委屈的身体你要吃白肉，还是黑肉？（2）
性压抑与道德，没有必然的等号关联
在所谓的文明礼教社会，人们视裸体为禁忌，不见得代表这个文明有“内部人们自我标榜”的道德尺度。因为性压抑与道德之间，没有必然的等号关联。
艾里斯在其系列著作《性心理学研究》（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中，提到一位英国人类学家在中部非洲的观察，他发现这里的人们越是赤裸，他们在性交时就越有道德规范。
在文明社会，身体庄重的定义都约定俗成与“覆盖私处”有关。但是在其他地区则不然，回教盛行的地区到了晚近，女人的脸部都被当作“庄重的中心”，不得外露。艾里斯也描述了土耳其的妓女在与顾客交易时，摆出交媾的“全都露”姿势，但是仍然戴着面罩，因为那里才被她们视为真正的私处。而在墨鲁（Moru）的女人以叶片编织的装饰物遮住下体，够庄重了吧？不过，围着的部位是后方，而非前方，因为她们觉得臀部才是隐私之处，前面门户洞开反而无所谓。而在幼发拉底河地区的一位英国男士就十分不解，为何当地妇女洗澡时以手遮面，却不在乎身体其余部位，包括私处，都给陌生人看光光了。
1769年，英国一位叫做库克（James Cook）的船长抵达大溪地，带领他的船员一起参加当地的基督教庆典。他目睹一名大约十一、二岁的女孩，在众人面前举行的维纳斯膜拜仪式中，与另一名青年有着相当亲昵的互动。以当时西方的礼仪，那种行径已经逾越一般男女的接触界线，几乎到了交媾的地步，但在当地人看来，却是再平凡不过。有几名显然是社会地位高的妇女还从旁加以指导，让那名没有经验的女孩能表现得出色。库克船长后来回到文明世界，指证依据大溪地的风俗，人们吃饱喝爽，甚至是欲望获得满足，都必须在第三者面前流露出来，叫做“有证人在场”。
身体既然能够这样打破禁忌，大溪地的男女看似一团亲吧，也不尽然。因为他们用餐时，严格区分男女绝不同桌，否则两方就感到害羞丢脸。即使是自家兄弟姊妹也不能同桌吃饭，通常坐在同一个院子里，但背对背，低头吃自己的饭食。
不举远方，艾里斯带领大家回头看看那个时代的英国，1898年“业余游泳协会”规定，男性的泳衣必须从两腿分岔处量起，最少要有八寸长。以同样丈量方式，女性的泳衣则是三寸，大家可能搞胡涂了，没错！要是照那种规定穿，女人裸露的身体比男人多。奇怪吧，但事情就是如此，全凭人类关起门在那儿自行决定，说白了，裸露的禁忌，向来都是人为因素在操纵与作怪。
而在传统的中国，女人裹小脚的风气盛行，女人的小脚就跟阴户一般，被当作极为私密的部位，甚至多数男人将之看待成女人的性器官，在做爱时，拚命把玩、舔弄、嗅闻，成为性刺激的来源，这已经是现代考证学的公开事实。那时，中国女人的一双脚要是没有裹着缠脚布而被人撞见，就等同于下体被偷窥一样地严重。
僵硬的规范，懦弱的表征
在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的行为虽然被性压抑的观念克制得死死的，但人性中的自然本能，却也常会有反社会的偷渡。例如，1856年伦敦版《时代》杂志曾接获读者投书，抗议有不少男人“恬不知耻”，在一处叫做“马格丽特”的海滩边裸体洗澡，信上说：“他们真让人反感，但更令人恶心的是，居然每天清晨起，就有一堆女人徘徊在那儿，等着看凉快的男体。”
关于维多利亚时代这种对身体近乎病态的拘谨与道德虚伪，艾里斯下了这样的结论：“这种态度大错特错，合理地推论，既然如此庄重谨慎，人应当也就变得坚强、凝聚有力；但是刚好相反，那只是一种懦弱、无力抵抗的表征。”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自己不够坚定的行为能力没有信心，才要规定出一大箩筐的死条文，把自己五花大绑，以免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