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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回忆录-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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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国民党渊源都深,准备逃到台湾。临走前劝我们也去台湾,爸爸同意了。张松涵到台湾后,立刻代我们领了入境证寄来。于是爸爸和我立刻到市区买船票。我家临离上海前,储存的面粉等留给了六叔,又送了六叔一两黄金,所剩全部财产,只有几两黄金,全家九人,每人分不到一两,也就追随大官巨商,朝台湾逃难了。 
  当时上海已经是用银元的天下,银元有袁世凯像和孙中山像之分,叫“袁大头”“孙小头”,民间自动变成了银本位,金圆券没人要了。市面上的情形是“大头小头,叮叮当当”。爸爸和我在市面上加入客串银元黄牛,兑到船票票价,到船公司抢购,居然买到中兴轮的甲板上船票,非常高兴。上海的房子,以买价的十分之一大廉售,居然也卖掉了。于是一切准备停当,准备再逃难。 
  上船那天晚上,中兴轮全轮上下,已经挤得颇有黄浦滩挤兑黄金的密度,我背着我的藏书,终于挤上了船。当晚就睡在甲板的行李上。第二天清早,船开了,六叔赶来挥泪招手,就这样的,船慢慢开出崇明岛,远处已经依稀有炮声可闻。从上海到海上,我们又逃难了。 
  这段时期,爸爸有简略日记留存,极有史料价值: 
  4月23日 
  1.和谈破裂,南京人员大部撤退,作官是他们,跑也是他们,受苦的只有百姓。 
  2.墨林(指立法委员王兆民)、松涵相继返沪。 
  4月24日 
  1.松涵忙着找船票,墨林等均飞广东,余则人微囊空,不愿做人尾巴,甘愿做太平民,静候解放矣! 
  4月25日 
  1.松涵全家登船。 
  2.南京已解放矣! 
  5月5日 
  1.松涵来信台湾生活容易,以个人之生活及已往经历,实无去台之必要,但为求一饱或短期内觅一工作,亦有考虑之余地也。 
  5月6日 
  1。入境证寄来。 
  2.决定暂去台寻主路。 
  3。托人解决房子,由北平而上海,家资已去了大半。此番再去台湾,则一切皆空矣! 
  5月7日 
  1.房子问题,居然意外收获,以六两半(指黄金)顶出,六弟尚落一住处,虽然比较顶来,赔累甚多,但以住处换住处,尚差强人意也。 
  2。购船票,必须金圆券,同敖儿去河南路换金圆券。等同银元小贩,在弄堂内石阶小坐,左手大洋,右手金券,共换得四亿多。 
  3.购二等票二张,三等票整票三张半票三张,共用去四亿三千多万。 
  4.通知松涵车票已购得,请到船码头一接,并代觅房子。 
  5月8日 
  1.解决木器、米面等项。 
  2.面十四袋、米四包(原注:二百斤)、零星用品,均交六弟暂用,以渡难关,并予黄金一两,使其安心治玻生此时代,离聚皆不由己,只有听诸天命而已。 
  3.送行李上船。 
  5月9日 
  1.六弟同(送)桂贞等上船,此番去台,为解决困难,在沪之日用家具能带者无不带走,东西多累人,信然。 
  5月10日 
  1.晚上船,挨过一夜。 
  2.次日早六弟岸上相送,以泪洗面矣! 
  5月11日 
  1.如期开船,一帆风顺。 
  2.船上人多得要命、热得要命,后悔来得无味也! 
  从这十天日记里,一幅乱世流民图已凄然纸上。我们船到海上后十二天,上海就沦入共产党之手。——爸爸终于偿了追随国民党到天涯海角的宿愿,虽然追随得如此仓皇、如此狼狈!但是,这下子没问题啦,我李某人再也不“汉奸”啦! 



4 台中(1949—1954 十四到十九岁) 
  1949年5月12日傍晚,我躺在难民船中兴轮的甲板上,到了台湾。爸爸的老友张松涵到基隆码头来接我们,当晚搭夜车赴台中,半夜抵达,大雨中分坐人力车直赴西区模范西巷张家。天亮以后,和张松涵的儿子张仁龙、张仁园、张仁宁三兄弟试穿木屐走路,走得歪七扭八。那时候台中是贫穷的、淳朴的,台湾人穷得罕见谁有皮鞋穿,满街都是日式木屐。 
  花了三台两黄金,我们顶下模范西巷云龙里七十二号的日式房子。爸爸在日记里写道: 
  5月25日 
  1.日过田间风味的生活,每日锄菜、购菜,如无经济压迫,亦乱世之桃源也。 
  5月29日 
  6。为琳(王争)各购草帽一枚(顶),小八见异思得,啼要不得,亦为购得一顶,小六欲要而不敢言,屋隅饮泣,节(端节)后有余款,当再为购一顶,人多食少,担当不起也。 
  另在账本中,留有爸爸这样的记录: 
  5月7日 
  卖出一·五七两(黄金),船票四十一万二千六百五十元,零用五千万。 
  5月12日 
  在上海以近六·五两顶房(顶出房子)、杂项一两。 
  1.留给六弟一两。 
  2。船票二两半。 
  3.在台顶房(顶入房子)四两。 
  5月12日——6月1日 
  共花去半两,计存: 
  1.白面二袋 
  2。白米五十斤 
  3.杂粮十斤 
  4.木炭五十斤 
  共计台币三百五十万元(旧台币)合金二钱。此后自6月1日起每月用款八万元,一月照一钱五分黄金计算,连日米面燃料,以不超出三钱三分为原则,能维持多久算多久,要能于短期内找到小事,则更出乎预想,能宽裕与延长几许矣! 
  可见来台当时一家九口,处境的艰苦。最值得注意的是到了台湾,他还要“屯积”白面、白米、杂粮、木炭,这种无安全感,足可跟流亡上海时辉映。在上海1948年初的“屯积”数字是: 
  1.米九包强……足敷一年之用 
  2.面九袋……足敷四个半月之用 
  3.豆油四十斤……足敷四个月之用 
  4.猪油三十斤……足敷三个月之用 
  5.煤油五桶……足敷五个月之用 
  6.酱油三十斤……足敷三个月之用 
  7.煤球一千斤……足敷四个月之用 
  8.木炭二百斤……足敷四个月之用 
  9.劈柴六百斤……足敷二个月之用 
  10.盐三斤……足敷一个月之用 
  馇米面平均足一年之用 
  柴煤  足一年之用 
  食油  足半年之用 
  比起流亡上海时期,在台湾的“屯积”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再看他日记片段: 
  6月1日1.实行八小时读书计划。 
  2。实行八万元(旧台币)日用计划。 
  6月2日 
  2.去成功路卖金零·八三两,共得款一百三十二万八千元。 
  3。买草帽一顶(原注:小六的)。 
  6月3日 
  3.购木柴一百四十斤,价十万,台湾物价亦在涨中。 
  6月4日 
  1.冒雨买菜,本日起未超出预算。 
  2.购配米,因雨受阻,明日领。 
  6月5日 
  1.领配米十斤,购炭百斤。 
  6月15日 
  1.卖出金少许,借维持数日,日来物益贵而金钱益贱,情况日非矣! 
  2.翁镇有信来。 
  6月17日 
  1.函墨林、翁镇,求一中学教员糊口。 
  2.去市府交户口捐,经多方查访,知为无职业而贫寒,允以最少数征收,半年征二万六千元。 
  3。去松涵处小坐,为生计问题,详议甚久。 
  6月18日 
  1.姥姥故去一周年,时光变幻,物是人非,可慨也夫! 
  2.为姥姥周年,购少许祭物,用款近三十万。 
  3.台湾新币制(新台币)开始。 
  6月26日 
  3.函墨林,送履历一份。 
  墨林就是王墨林,是爸爸北大国文系的同班同学,当时他是“立法委员”,在他的帮忙下,爸爸终于找到了一个职业--台中一中国文教员。正巧我由上海缉规中学初一上的身分,跳班考取了台中一中,也考取了台中二中。台中一中好,我就上了一中。摇身一变,进了初二上。那时初二上有甲、乙、丙、盯戊、己六班,我编在初二上甲。 
  当时台中一中校长是外号“金乌龟”的金树荣,福建林森人,四十六岁,他在1945年12月1日就到一中了,是接收大员,资格最老,热心办学,人也有霸气。当时一中师资集一时之盛,其中刚从大陆逃难来台的老师不少,这些人有的在大陆“此马来头大”,但是逃难到台湾,求食而已,一切也就没话说。例如程东白老师,四十五岁,辽北开原人,学历是日本明治大学法学士,经历是辽北省教育厅长,但在一中,只能混到个夜间部教员!他如做过外交官的郭大鸣老师、都本仁老师,也都纡尊降贵,混起穷教员来。当时爸爸五十一岁,除了五十八岁的余又健老师、五十三岁的陈椿老师,他是年龄最大的,本省籍外号“石头”的许文葵老师也是五十一岁,人胖胖的,可爱无比。在“老灰级”的几位老师外,其他老师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翁硕柏老师二十九岁,教我国文;杨锦钟老师三十一岁,教我英文。她是江苏宝山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毕业,美国密歇根硕士,因为留美,外号“USA”,当时她已嫁给空军军官胡旭光。后来走红,随胡旭光上任,做了国民党驻美副代表夫人,六十五岁那年(1983年),死在美国。杨锦钟当时锋头甚健,在老师中甚为出色。当时她家境比一般外省流亡台湾者要好,用得起佣人——下女。她说她家下女最怕买牛肉,每次到菜市场买牛肉回来,一走把手平伸,远远用拇指食指提着。那时台湾人不流行吃牛肉,全台中市只有一家牛肉店,下女有所惧,非“个人行为”也,谁想得到,土头土脑的台中人,不但多年以后嗜吃牛肉,并且“卫尔康牛排馆”大火起来,还把人烧成“人排”呢!光在吃牛肉习惯上,就看出外省人带给台湾人的大影响了。 
  在一中念书,每天与爸爸一同出发,由台中西区走到北区,中午就在学校吃便当。由于我们从没见过便当盒,所以买的是一组上下多层的圆送饭盒。第一天上课时,我背着书包,提着上下多层的怪物进教室,惹得全班大笑,说这个“阿山”(指外省人,有奚落之意)原来是饭桶,不然怎么吃这么多,当时我看到同学的便当原来只是长方形的一小盒,饭菜皆在其中,反观我的上下多层怪物,却像吃酒席、吃大餐一般,为之大窘。第二天连忙换了,吾从众矣。 
  进一中以后,班上春假要远足,我因早在大陆就耳闻日月潭之名,乃提议去日月潭,全班一致通过。回家向爸爸伸手,爸爸说:“我们家早起刷牙,买不起牙粉,更买不起牙膏,只能用盐水刷牙,哪有余钱去日月潭呢?”于是,全班在日月潭日月潭,我在家里日月潭。 
  初二时候,童军老师王福霖选拔优异学生参加菲律宾的童军大会,找到我,要我缴头戴童军帽的照片应征,那时我穷得没钱照相,乃找出在大陆的一张旧照,用毛笔画上一顶帽子交差。不料画好了,横看竖看都像戴着帽子照X光,帽里的脑袋发生排斥作用,老朝外透,跟帽子打架。愈看愈不敢亲自送,乃央求班长陈正澄(后任台大经济系主任,又讲学于日本,是名经济学家)代递。害得正澄和我的现代画,一律被老师斥回。老师说,他一辈子也没见过这种照片。于是,别人在菲律宾菲律宾,我在家里菲律宾。 
  诸如此类的穷故事,显示了我家来台湾,虽然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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