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显然比我乐观，他大刀阔斧地干起来了。我因忙于《千秋评论》、《万岁评论》，对他的帮助有限，但在每月感慨“万”“干”之时，与《自由时代系列》杂志连线作战，努力做到百分之百，却也不甘后人。回想创刊之初，我和南榕携手争取言论自由，南榕亲笔在创刊号第一篇“言论自由第一优先”文中，宣示得十分明白。南榕虽然指出“在这个蔑视自由的小岛上，自由、百分之百的自由，从来没有过。李敖先生个人力争自由的成绩是第一名”，但在我看来，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却后来居上。我认为，南榕一生最大的功绩，是他在争取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上。至于后来从事争取组党的自由（他是台湾第一个以行动突破党禁的人，远在投机的民进党不敢组党前，他就加入了许信良的台湾民主党）、从事争取集会的自由。……只不过都是在争取言论自由的大前提下衍生出来的。别有怀抱的人把南榕的功绩，定位在争取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之外，这是对南榕的一种政治性、宗教性的窄化与小化，是与史实不合的。基于我和南榕二十多年的从相识到共事，我想我最有资格说这种话。
《自由时代系列》在郑南榕的实际主持下，最后打着李敖的旗号，真正做到了百无禁忌的言论自由。其中最大的突破，是对蒋家三代的总清算，这种成绩与勇气，可谓历来所无！当时突破行动中，最有名的是连载江南写的《蒋经国传》，南榕这一举动，连我事先都不知情，最后却在封面印着“李敖总监”的声势下，冒险推出，由此一事，可见我对他如何纵容与信任，他对我如何置之死地而后生，想来不胜惊叹。
江南命案后，凶手之一“小董”（董桂林）逃亡，留了一封密件给我。在1985年3月23日，由一位“许先生”出面，找到南榕。“许先生”方脸，戴眼镜，身高约一米七○，微胖，年纪三十出头，外省口音，会说台语。他开门见山，坦白说他不姓许，有关他本人的一切，都不便相告，务请原谅。他登门拜访，只是受朋友之托，前来交付一包东西给李敖先生，托他的人不是别人，就是江南命案的在逃神秘人物——“小董”。“许先生”告诉南榕说，这包东西是小董在偷渡去菲律宾前亲笔写的，小董本想留下录音带，但怕录音有误差，所以决定用手写。小董在偷渡前夜，把这文件托许先生转给李敖，并说由李敖自行处理。小董走后，“许先生”想直接见到李敖，但是苦无门路，所以耽误一阵。最近他看到《千秋评论》第四十二期，里头有李敖二月份的日记，在日记中发现：郑南榕在二月里见到李敖十一次，他相信郑南榕一定可靠，所以亲自来找郑南榕，请把文件转给李敖。送走“许先生”后，南榕立刻到我家，转来密封的一包东西。我立刻决定由我写篇文章发表。两人商量好注意保密。后来听说，南榕在发排我这篇文章时，在杂志社“清场”，提前让人员下班，由他自己完稿付印，他的警觉性，由此可见。在我写稿前，南榕甚至不肯带走小董密件的影本，同时告诉我，为防这一密件的真实性出问题，那位送信的“许先生”虽然一切不便相告，但他喝了一杯水，水杯上会留下手印，可以追踪。我说我相信东西是小董写的，没问题，水杯可以洗掉，免得给送信人惹来麻烦，南榕同意我的看法，就回去把水杯洗了。这个故事，显示了郑南榕虽然刚毅木讷，学哲学的，但是极有才干，做事举重若轻，“于无声处听惊雷”，真是罕见的大将。
这种罕见的大将，在发起反国民党的“五一九绿色行动”一事上，也可看出他的才干。“五一九绿色行动”倡议之初，大家都意存观望，但郑南榕认为可行，他向我募捐，我捐了十万无，心里还想：“这回给郑南榕买爆竹玩。”后来行动开始，把国民党闹得七荤八素，我十分佩服他。像郑南榕这种大将，国民党当然要去之而后快，所以在他加入并推动“台湾民主党”，策划“百万人签名运动”等相继而来的时候，国民党只好以康宁祥系大将张德铭控南榕讼案为借口，捕之以去。南榕被捕的第二天（1986年6月3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以“郑南榕落网”的大标题，广事宣传，俨然把他当做江洋大盗。清朝末年，江亢虎起而抗暴，清朝政府骂他洪水猛兽，江亢虎说，我姓江，江者，洪水也；我名亢虎，亢虎者，猛兽也。说我洪水猛兽，我真高兴呢！如今郑南榕以江洋大盗落网，乍看不伦，实乃神似。郑南榕办《自由时代系列》杂志、发起“五一九绿色行动”、加入并推动“台湾民主党”，最后又策划“百万人签名运动”，在思想界与政治圈中不断兴风作浪，说他是此道中的江洋大盗，不亦宜乎？南榕下狱后，我亲自送十万元到他家里，给他母亲；另约南榕太太叶菊兰和邱谦城（杂志社业务负责人）到我家，面致五十万元，告诉他们：杂志赔了钱，本来与南榕讲好各赔一半的，现在由我全赔，不要南榕赔了。叶菊兰谦辞，我强她收下。南榕出狱以后，1987年2月5比他由曾心仪访问，刊出访问记。曾心仪问他：“李敖与你的私交，大家都很了解。在你的这个案子里，很特别的，我们看到李敖对你的关心是对别人从来没有的。从你被收押起，他就为你做了很多事：你的感受怎么样？”南榕答道：“李敖跟我私交非常深，我们的交往已经不是普通朋友的交往。人家说：‘君子之交淡如水’，我和李敖的君子之交是厚如蜜、浓如蜜。他会对我这样超乎他平常对朋友的行为规范，平常朋友被抓了，他不会出庭、打点等等，他用写文章来支援；从这点可以看出他和我的交情不太一样。他会对我这样，是因为看得起我办杂志有格。他对其他的朋友只会做到某一个程度。”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到南榕同我的交情。在访问中，南榕又提到我批评台湾人的文章。他说：“李敖常常发表政治方面的意见，他刺伤了他现有的听众。他现有的听众大部分都只见过台湾岛。行文用字是一回事，但是你要看李敖在政治上的行动，他也没有放弃台湾，也没有和国民党妥协要国民党让他去美国那么大的国家。他在这里批评、批评、批评，就是他喜欢这个地方的人，就是希望这边的人他妈的比较有格调一点。”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到南榕清楚知道我对台湾的感情。
本来办杂志是争取言论自由、鼓吹人权民主的，但是南榕愈办愈把重点转移了，我是不赞成台独的，于是两人便逐渐疏远了。1989年3月6日早上，他电邀我为杂志五周年写几句话，我写了《言论自由还是第一优先》一文，以“逆耳之言，以博老友们的一脸苦笑”。那次电话通了四十分钟，是我们最后一次通话，电话中我反复举证，告诉他台独是一种梦幻，“我们要牺牲，但是不要为梦幻的理想牺牲”。从此以后，南榕的声音，对我已是绝响了。一个月后，南榕以自焚殉道。
那年南榕坐牢之日，我由叶菊兰、邱谦城陪同，和小屯一起去看他，南榕的小女儿竹梅也一起去了，眉宇之间，似有无限深沉与哀怨。竹梅十岁时写诗说：“爸爸像太阳一样，如果太阳不见了，我会哭，我会叫，但还是叫不回太阳。”——对小女儿而言，南榕是太阳；但对好朋友说来，南榕是孤星。正因为是孤星，所以他不屑加入民进党。南榕自焚殉道后，民进党趁机拥死人为筹码，奉他为“灵魂党员”。殊不知南榕不屑入这种党，正因为这种党的政客没有“灵魂”，他们唐突死者，无耻至此，南榕、南榕，真死不瞑目了。
南榕死后，一个说法是包围杂志社的警察们谋杀了他，这种郑南榕非自焚论，在“立法院”，由尤清、朱高正带头，就非自焚论展开政治秀，以是否有他杀的可能性，大作文章：陈水扁太太吴淑珍也依据陈永兴、黄华的话，同此炒作。而台南地区，也有四十名民进党员借口“国民党活活烧死郑南榕”，大举游行。——台北方面是打死后焚尸灭迹的，台南方面却是进一步活活烧死了，可见这一被杀焚尸“罗生门”，还有南派北派的不同说词呢！
事实上，郑南榕决心自焚殉道，早见于该年2月18日《自由时代》总号第二六四期里，他用书面表达出“他们抓不到我的人，只能抓到我的尸体”的宣示。4月7日的从容一死，只不过是实践这一宣示而已。他的牺牲精神，是不容歪曲的。在生死线上，他温柔地叫醒十岁小女儿，叫“你们大家先走”，然后反锁自己于办公室内，自行了结他四十二岁的生命。检察官验尸时发现，起火后郑南榕安坐在桌旁，没有逃走的迹象，双手扶在办公椅的把手上，上身笔直，如此端正的死法，尚属首见。呜呼南榕，在生死大节上，图难于易，从容如此，平生所学，真实不虚矣！
我捐给南榕搞“五一九绿色行动”的十万元，来源颇为有趣。那是我告国民党议员郁慕明诽谤的战利品。郁慕明最后以道歉、赔款同我和解，并成为朋友。我借花献佛、“因粮于敌”，把十万元捐给党外。我交给南榕的时候，南榕说：“李先生你捐了这么多钱，整个的宣传费用，都解决啦！”后来得知参加者每人身上佩贴的圆形五一九绿色标志，都是“郁同志”出的钱！
郑南榕并没有钱，他办杂志的一些资金，是向我借的。他采纳邓维祯的建议，把我名字以“李敖总监”形式，单独印在每期封面上，以广招徕，为时年余之久。后来我笑谓：你晓得俞大维挂名做“国防部长”的奥妙吗？他挂名，目的就在把蒋经国带进场，最后还政蒋氏，由蒋经国出任“国防部长”。如今我干了一年多了，还是由你来挂名吧。从此以后，《自由时代系列》杂志就在封面上改由郑南榕挂名了。
我自己挂名的“杂志”，除了《千秋评论》、《万岁评论》等月刊外，我还办过《乌鸦评论》周刊，自1988年10月1日办到1989年3月17日，共出二十四期。我不但办月刊。办周刊，还办报纸，在国民党报禁解除后，新创刊的《世界论坛报》邀我写专栏——《世论新语》。《世界论坛报》是一家低格调的烂报，只因全台湾只有这一家报的发行人愿意邀我写专栏，并保障我一字不改地言论自由，所以我也就以“尔为尔，我为我”地划清界限，撒起野来了。最后发行人吃不消，大家闹翻也、绝交也，自是意料中事。如今回想，了无遗憾，但恨没有第二家烂报烂眼识人耳！不过，报禁开放后，我自己倒阴错阳差，有了一次办报的机会。有周孟禄者，学新闻出身，是高斯机的总代理，报禁解除后，他机会大好，大卖这种印报机，但却回收了一些旧的印报机，堆在仓库。他想到如能把这种旧机器废物利用，以小额投资办张报纸，可能是一个好计划。因此通过海王印刷厂的张坤山介绍，以伍振环做人头，邀我合作。伍振环本是警备总部的高干，当年负责查禁过我的书，如今找上门来，我心中一边发毛、一边好笑，于是合作起来，由我包办一切言责，办了只有一大张四个版的《求是报》。这报极有特色，从不奉“中华民国”正朔到天天彩色“三点要露”臭“新闻局”，热闹万分。这报没有一个记者，只有兼任的胡基峻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