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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看得赞美不置。还有一次在雨中演习，我在狭路上吃饭，头上是雨，饭盒盖住一半，边吃边流入雨水。饭后躲到三角茅棚，脱衣扭干，两手白皱像死人的。这时张永亭出现了，原来他竟偷偷违反军令，冒雨溜回营房，自动替我取干内衣来换。——一个自己背心经常穿一周而不换洗的家伙，居然对北方老乡的排长如此细心照料，张永亭的异行，由此可见一斑。
1961年2月6日我在澎湖退伍。头天晚上，大家为我做惜别之宴，排副亮出兄弟们合资送我的钢笔。散席后张永亭等惜我之去，难过溢于言表，我与他们谈到夜深。第二天清早，官兵集体送我上车，张永亭随车送我到码头。我得知张永亭昨晚只有十元了，为了要送我，特地去赌，可是一下子就输了五块，再也不敢继续赌了，乃最后赏了他十元。同时退伍的施珂（河北人）也送了他十元。头天晚上台湾阿兵哥周忠明送我“川资”，我谢绝了，所以十元送张永亭后，余款仅够回家的火车票了。
一年半前，带着失望的心情我走出大学，进入军队；一年半后，带着解脱的心情我退伍归来，重返文明。回首前尘，深感军队生活更凝固了我的思想与悍气，因为不是国民党党员，我在野战部队中吃过一般预备军官不大容易吃到的苦，可是我很坚强。一年半从戎投笔的生涯在我的生命里掺进新的酵素，它使我在突然间远离了学院、远离了书卷。远离了跟民间脱节的一群。在军队生活里，我接触到中国民间质朴纯真的一面，而这些质朴与纯真，在我出身的“高等学府”里，早已是教科书上的名词。这段经验使我愈来愈感到大学教育的失败，在退伍归来，我写着：“教育好像是一架冷冻机，接近它的时间愈久，人就变得愈冷淡。大多的理智恰像泰戈尔形容的无柄刀子，也许很实际很有用，可是太不可爱了！”虽然如此，我还是得回来，待从头收拾“冷冻机”，不退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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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山居（1961—1962 二十六到二十七岁）
在快退伍时候，我不得不留意退伍后何去何从，我本想去母校台中一中谋一教职，但因人际关系不够，连中学老师都做不成。正在发愁之际，1960年12月11日，我收到萧启庆的信，说：“姚老昨和我谈挽您出任他助理的事，他要我告诉您，正式的名义是‘国家讲座研究助理’。每月可支一千元，外无配给，他想借重您，不知您是否愿意。”我回信说：“前几天曾返中谋教席，铩羽而归，若走投无路，只好就‘助理’之职，此时并非不欲为，盖我恐辜负老头儿一片好心，我担心我的耐心与能力是否可与之共事？是否可有助于他？否则拿干薪太不好意思。”虽然我有此顾忌，最后还是“欣然同意”了，因为不同意，退伍后就没饭吃了。
1961年2月6日早上，我结束军队生涯，自澎湖搭军舰回高雄，旋即抵台中。15日北上，暂住温州街七十三号台大第一宿舍第四室，决心要找一间小房，做为一个人能够清静的所在。这么多年来，我从没机会一个人有一间房，此番北上，一定要达成这一心愿。两天后，我租到新生南路三段六十巷一号的陋巷小屋，只四个榻榻米大，矮得双手不能向上举，我订名为“四席小屋”。隔壁住着李善培，我们合买了一台收音机，又弄来唱机，把木板隔间挖一个洞。置收音机与唱机于洞口，两人谁都可以使用它。“四席小屋”只是陋巷中的一间，陋巷左右门对门共有小屋十多间，活像“军中乐园”。进入巷口第一间是一个一百零一公斤的胖侨生租的，他房里有一台小电扇，我最羡慕，因为我买不起。住进“四席小屋”对我是大日子，这天是1961年2月17日。小屋月租二百二十元，是李士振借给我的。第二天，我即有日记如下：
入夜在小屋中边整理边读写，伏大桌上，点一百支灯。听外面小雨声，
想到多年奔波，今夜起聊得小休，兴奋得连撒三尿。
“四席小屋”开门就是陋巷，出巷即是台大。台大那时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我走回来，大有物是人非之感。过去的老朋友，老情人都已高飞远扬。晚上从姚从吾老师的研究室走出来，整个的文学院大楼一片漆黑，我想到我的身世和抱负，忍不住要叹一口气。有时候，陈宝琛那两句诗就从我嘴边冒出来，正是：
委蜕大难求净土，
伤心最是近高楼！
那时助理薪水迟迟没能发下，我北上时候，妈妈送我二百元、三妹送我一张火车票，此外全靠借钱维生，窘迫不堪。那时施珂在成功中学教语文，他说语文老师们懒得改作文簿，愿以一本一元的代价，由外面承包，如愿意，他可搭线，我当然愿意。在日记里，我有这样一段：
珂送来作文本，张淑婉先生的一班，五十本，花了一口气就在一小时
内改了二十本，赚了二十元。
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一个小混球（初三甲邱廷光）写道：“有些人的理想很大，但是不能去实行，也就和没有理想一样。我的理想并不大，就是能够把“中国”复兴起来。……”我在上面批道：“此理想也不小”善培见而大笑。
有一天，只有一张吃一顿的饭票了，我拿在手里，送给李善培，我假装说我吃过了，害得自己饿了一顿。人穷到这种程度，只好赶写文章发表，靠稿费救急。于是，从三月到四月，我写出《充员官》、《独身者的独白》、《爱情的刽子手》、《中国小姐论》等文章，分别发表在《中华日报》、《联合报》、《人间世》杂志等，聊辟财源。那时刘凤翰在《幼狮学报》发表文章，稿费甚优，他说可以介绍我去投稿，我拒绝了，因为我讨厌蒋经国的救国团，当然也讨厌它的刊物。
我不但努力写作，也努力进修，忽然发神经，要把法文、德文同时学出个名堂。乃加入补习班，每周一、三、五学法文，二、四、六学德文。过了一阵子，有人问施珂：“李敖到底是法文好还是德文好？”施珂说：“那要看你是星期几问他。”最后，哪一种都不好，全都难乎为继了。
“四席小屋”虽好，但是每晚有老鼠在天花板上奔驰，未免美中不足；白天又因地处要津，每天客人不断，最多时候一天有十四个客人，附近环境又太吵。老太婆、少奶奶、小孩子一大堆。我虽在陋巷，但自己却先“不堪其扰”起来。熬了四个月，决定下乡。选来选去，在新店选到了一间小房，背山面水，每月两百元，于是我装满了一卡车的书，在6月15日搬到新家。新家是新店狮头路十六号，我订名“碧潭山楼”。所谓山楼，其实很简陋，不但通过陋巷，且要通过臭菜场与臭河沟，房子只是一间五个榻榻米大的小房，不过是钢骨水泥的，绝无鼠辈在头上奔驰，可谓一快。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有浴缸可和二房东陶苏保一家分用。我独自一人倘佯山水之间，或入夜泛舟碧潭，或看廉价电影一场，极得孤寂之乐。我在房门外挂的牌子是：
也许在划船、在看电影或在吃饭，反正没离开新店。
可见我新店山居岁月的一斑。7月5日日记：
一个丰富的工作天，写出信四，卡片寄给胡（胡适），看《武士妖后》钉架子，改了一百本作文，晚接客，景（景新汉）鼓（陈鼓应）吴大中（原注：九年未见了！）少杰（张少杰）四人，十一时始归我所有，六小时写五千字。
7月11日写《生活小偈》：
夜凉似水，几净灯明，小室独处，抽烟品茗，一念不起，心定神凝，静中读书，浩（改“悠”字亦佳）然忘情。
7月12日写《女坏蛋的第一次试炼》：
下午研究所报名毕，将上车，鲍家麟等五个丫头忽莫名其妙地邀我，说请我吃冰，七嘴八舌，述我的“影子”，诸如平光眼镜、军中放言、帽中女人、信骂“莎岗”、遮日记给人看……不可胜数，我纵言反击之，极得豪迈之乐，我以凤梨酥、坏蛋论、狗眼看人低等论揄之，了无所忌，又言偷看老姚日记等事，使小鲍家麟以手帕遮小口大笑多次，真是开心。……
7月22日写《打水仗回来的感想》：
今天是周末，我看了一声《陷阱》，述小男孩恋白朗黛·李。下午大练水泥石礅，昨天做的，工本十九元，一定要练出一个伟大的体魄不可。晚饭番茄四只。独自泛舟归，三汉子三丫头已在座，又去划船，大打水仗，华俊惨败，客散伏案，已一时矣。
报载留学生“学成”归台啦、王其允献唱拉，以及马戈之“叛变”啦， 华俊之欲飞啦，她们说侨生们之追莫宜春啦。《联合报》又退我稿子啦……
似乎每件事都可以引起我的一点小感想，想到头来，所感者只是一种，就是 不管别人怎样变化，不管别人怎样看我，我都不介意、不沮丧，我李敖就是我李敖，我讨厌市侩之浮名，我讨厌被动，讨厌走这些青年男女所走的路，“命运”注定我要走我的路，而山居独立，正是一个起点，我高兴我竟在二十六年的“为外物所牵”的生活以后，竟能开始走上我真正该走的路，我不能不高兴，当然在这种高兴里面有着相当比重的孤寂与叹息，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是这么迷信我自己！迷信我自己所走的路！当我看到陈其龙和他的女朋友。看到小丫头白白的膝盖，想到鲍家麟那白净聪明的小样儿……
也许我也未尝不稍稍起一点“伎求之心”，但是这些“妄念”很快地就被我那对“重大的决定”的迷信打消了。打消得烟消云散，我看着善培送我的好烟好茶，想到我已经不再是一个温情和多情的人，也许我愈来愈变得理智与冰冷，对人淡漠，我没有办法不这样变，只有理智的独行特立可以拯救我自己，我把我自己跟这些年轻人拉了条鸿沟，这是一条没有人肯去也没有人能走得好的路，可是我走了，它给了我永恒安全与成绩，这三项安慰是任何欲望太强心儿太浮的人得不到的。
这种感觉以后我也不多写了，我改用“着手研究毫不相干的一个小专题”来消遣我自己。
7月29日写《病后小记》：
昨晚独泛看月出，忽得呕疾，午后新汉得电，惊慌前来，马戈亦“掩喜”而至。今晚二人皆有约，皆跟小娘子快活去也。
准备考试，殊烦厌，此生将不复致力于此，夜来房外又是麻将一桌，陶李（二房东的小男孩）睡去，小得安宁。我无法答复我的自问，我无法否定女人与人生的意义，理论上我无法自圆，但在实行上，我至少可以“这样活下去”，虽然没有女人，可是还可以活得很景气，技术上既然没有什么困难，我反倒喜欢起“董事长”（孟大中）那句话来，“要那么快乐干吗？”这句话真有它的分量，何况为了获得女人的肉体，不快乐的代价不是记忆犹新吗？唉，算了，算了，还是一个人过吧。“要那么快乐干吗？”
日来多申厌情（厌恶温情）之意，是乃大割（收割），悲情者，无动于衷也；无情者，不形于外也；情之为物，与李敖实不相称，故只好去之；去之唯恐不尽不坚，故厌之。
7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