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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篇文章是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丁邦新教授的《香港高等教育何去何从》（香港明报２０００年２月１４日“世纪版”），而丁教授的文章又是呼应原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主任刘述先教授一篇文章，题为《香港高等教育的歧途》。这两位先生在一致指出香港高等教育的歧途时，又都同时引用了原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杜祖眙教授的一个看法，来概括香港高等教育也是所有华人大学面临的最大危险，这就是杜教授所言，在一个西方为主的全球化世界中，华人大学如果“放弃了学术的独立自主，便成为人家的附庸藩属”！
如果综合这四位香港高等教育者的看法，则我认为“华人大学的理念”之核心问题实际已经非常清楚，这就是，华人大学的根本使命在于必须一方面学习西方大学的优良制度和成果，但另一方面，这种学习的目的是要加强中国人在思想、学术、文化、教育的独立自主，而绝不是要使华人大学成为西方大学的“附庸藩属”。我们现在担心的问题恰恰是，最近北京大学等的改革方向，是否会导致失去中国大学在思想学术和教育科研方面的独立自主，是否会反而主动自觉地把北京大学等变成西方大学的“附庸藩属”？
我略觉遗憾的是，最近丁邦新教授在介入关于北大改革方案的讨论时（见《２１世纪经济报道》６月１９日），却没有能阐述发挥他在《香港高等教育何去何从》一文的精辟见解，从而没有提醒国内大学改革可能面临的最大陷阱即失去中国大学的学术独立自主而变成西方的“附庸藩属”。我不大相信丁邦新教授现在会放弃他三年前在《香港高等教育何去何从》的基本看法和立场，因此只能认为这或许是因为丁先生还没有意识到，他提出的“香港高等教育何去何从”的问题，现在不折不扣地正在同样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何去何从”的问题。而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丁先生在《香港高等教育何去何从》中所提出的妨碍中国学术发展的根本弊端，似乎现在恰恰是有些中国大学当局认为最需要模仿的先进经验！正因为如此，我觉得下面有必要大段引用丁邦新教授讨论香港高等教育问题的原话，以说明不可把弊端当经验。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111节 中文为主还是英文为主？
丁邦新教授的《香港高等教育何去何从》一文的所谓“何去何从”，就是指香港高等教育是要走“独立自主”的学术之路，还是永远做西方的“附庸藩属”。而在他看来，香港高等教育的体制性问题如果不改革，那就很难走上学术自主的道路。他非常准确地抓住了华人大学要坚持学术独立自主必须解决的最关键的体制性问题，即第一，“建立以中文期刊为主的评鉴标准”；第二，要明确“写人文社会科学的论文用中文是天经地义的事”；第三，在“学术成果评鉴”方面，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动辄就请外国专家来评鉴，因为“香港的学术水平应该由自己来判断”。
下面让我直接引用丁邦新教授的原话，因为这些话几乎每一句我都从心底里赞成，而且我不可能比丁先生说得更好了。
首先是中国学者应该以什么学术期刊为主发表论文的问题。丁先生说：“期刊的好坏如何判呢？大家以同一学门公认的第一流期刊为最好，这些期刊绝大多数都是美国出版的。这里牵涉两个问题：第一、有些学问没有地域性，理工科大致如此，容易有公认的标准。人文社会的研究却很有地域性，美国出版的学报很少登纯中国的研究，唐诗是中国的瑰宝，美国有多少一流学报登研究唐诗的文章？外国的汉学家不敢研究唐诗的大家，如杜甫李白，因为古今的评注就难以掌握。这须中国人来作，在哪里发表呢？美国第一流的汉学期刊吗？中国经济的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研究得当可以给许多开发中国家参考，但主流经济学期刊关心的是理论，有关中国经济的论文不会有多大市场，而且外国期刊为什么要提供许多篇幅给研究中国的论文？这合于他们国家的利益吗？由于英美第一流的汉学期刊很少，我们学者以英文撰写的论文努力挤进第二流的期刊，以致我们自己的期刊稿源不足，更严重的是重要的研究没有人肯化时间去做，完全扭曲了学术发展应有的走向。”
第二，由此就立即涉及，中国学者应该用什么语言文字为主来写作学术论文的问题。丁邦新教授说：“目前理工科学大部分期刊都是用英文发表的，英文已经成为世界语文了。这一不争的事实是不是跟英美国家的强盛有关呢？为什么重要的学术论文不能用中文发表呢？英文并不是中国人的母语，用不是母语的语文发表意见总不如用母语来得准确，人文社会科学牵涉许多中国的概念，为什么要用英文来表达呢？我们不能否认，用第二语言总没有第一语言纯熟。那么写人文社会科学的论文用中文是天经地义的事，为什么要以英美学报为标榜？如果学人文的人对自己的语文都没有信心，这个民族大概也就前途有限了。如果有充分信心，何以不能建立以中文期刊为主的评鉴标准？”
最后，丁教授严厉批评主宰香港各大学财政命运的“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不相信香港各大学在学术上的“独立自由发展”，总是要请外国的专家来评鉴香港学者的水平。例如以“研究成果评鉴”来说，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首先“请了好几位外国专家来解释如何评鉴”，因为“主事的人大概觉得远来的和尚会念经，这也是香港一般人心态，却不了解美国人念的经和香港的版本大不相同”。此外各类评鉴活动多得要命，“每一次都是扰攘多日，人仰马翻。美国和台湾既没有这么频繁，也没有这么琐碎。……现在各校用于这些评鉴工作的人力、物力、金钱难以数记”。
我之所以不厌其详地引用丁邦新教授的原话，是因为丁先生指出的这些香港高等教育的弊端，却恰恰在成为有些中国大学改革所追求的目标。换言之，香港由于历史的原因而陷入不能自拔的这种高等教育的附庸藩属状态，国内不少大学却似乎羡慕不已，甚至以为北京大学等国内大学最大的不幸就是至今尚没有资格做西方的“附庸藩属”，因为北大的教授们居然还在用中文写作，这怎么与国际接轨呢！中国大学的理工科现在已经是以用英文在国外期刊发表论文作为“评鉴标准”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大概目前主要仍是用中文在中文期刊发表论文，这在大学改革者看来似乎正表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落后。所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目标就是今后都要用英文到美国期刊上去发表论文；用中文发表的论文算什么学术成果呢，不够国际标准嘛。最后，理所当然，中国学者的学术水平必须由外国学者来评鉴，你看连香港都不但要请外国专家来评鉴，而且首先要请外国专家来“解释如何评鉴”！人家香港至少一直是用英文的，即使自己不会评鉴至少能听懂人家“解释如何评鉴”，中国大陆只怕连人家“解释如何评鉴”都听不懂。因此中国的大学改革第一步只能先模仿香港高等教育，然后才能有资格与美国接轨。
大概所谓要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主要就是要大学不但理工科而且人文社会科学教师都用英文到美国期刊发表论文，除此以外好像也没有其他什么目标了。北京大学当局现在经过精密的科学计算后宣布，北京大学可以用“十七年”的时间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不知道这个“十七年”是怎么算出来的，为什么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二十年？但我想不管多少年，北大的这个目标大概也就是要在“十七年”后达到北大教师主要都用英文在美国期刊发表论文吧。如果不是这个目标，又是什么目标呢？但如果无非如此，则香港所有大学早就都已经达到“世界一流大学”了，因为香港不管理工还是文科历来都不得不用英文争取在英美期刊上发表论文。如此说来，则北京大学的“世界一流大学目标”其实不过就是香港化。具体说来，北大目前的改革目标，我想其实也就是两个目标，第一，北大当局决心要用各种方式来保证，十七年后北大教师必须像香港那样主要是由英美大学培养的博士来担当；第二，十七年后北大教师必须像香港学者那样主要用英文写作论文到英美期刊发表，不然就解聘。据说北大的管理阶层最近都学了一个英文短语，叫ｕｐ ｏｒ ｏｕｔ。怎么个ｕｐ怎么个ｏｕｔ呢？答案大概是：今后用英文就ｕｐ，用中文就ｏｕｔ！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112节 一流大学还是三流大学？
我以为中国的大学改革实际正在出现一种危险的倾向。这种危险就是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下，实际却可能恰恰在把中国的大学变成注定只能成为三流、四流、甚至不入流的大学。出现这种危险倾向的原因在于，目前对所谓“世界一流大学”的理解是相当似是而非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因此一些改革方案的设计往往从一开始就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且让我们现在以一种假设情况来提出问题。以中国现在的一流大学例如北京大学为例，假如十七年后，北京大学的所有教授、副教授和讲师助教都是由哈佛、耶鲁、芝加哥等世界一流大学培养的博士所组成，而与此同时北京大学自己培养的博士则只能去中国本土的二流和三流大学任教，试问那时的北京大学是变成了世界一流大学，还是变成了中国的二流或三流大学？答案自然是后者，即北京大学不但没有变成世界一流大学，反而变成了中国的二流甚至三流大学。因为这种情况实际意味着，北京大学自己培养的博士不但没有升值，反而越来越贬值，越来越不值钱。
很简单地说，大学的根本使命就是培养人才，所谓世界一流大学就是它能培养出世界一流的人才。如果某大学仅仅能以高薪聘请别家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却永远在自家大学里培养不出同等甚至更好的相应人才，那么这家大学就永远是三流大学，它的所有投资都是失败的，因为它只有投入，没有产出，或者是高投入低产出。我们现在因此不妨提出三种不同的可能情况来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由于我们现在是讨论高等教育的问题，因此我们这里暂时只考虑大学培养的今后从事高等教育的人才。
第一种可能情况是，十七年后北京大学本身培养的博士越来越吃香，受到哈佛和牛津等世界一流大学的竞相聘请，亦即以“北大博士”这一学术资格就可以成为哈佛教授或牛津教授等的越来越多，那么我们大概可以说，北京大学开始进入了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第二种可能情况是，十七年后以“北京大学博士”的学术资格而直接受到哈佛和牛津等国外一流大学聘请担任教授的仍然很少或几乎没有，但以“北京大学博士”这一资格在中国本土一流大学任教的比例在国内仍然名列前茅；这种情况有可能表明北大仍未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但至少可以肯定，即北大仍然是中国的一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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