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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厂”方面原来的设想是在上海历届知识青年中排查线索，然后缩小范围开展侦查。但这个方案显然是难以实施的：至1972年1月底，上海已有八十九万七千六百余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说档案材料不全，就是全的话，在这些数量的材料中找一个只有体态容貌特征的“小龙”也是一桩不可思议的事情。这等于是在一个中等城市中找一个匿名者，而且这个匿名者还只是“曾在这里待过”，显然是无法进行的。上海专案组诸君也开动脑筋反复考虑，但一时想不出一个在时间和质量上都行之有效的办法来。这时已是3月11日深夜，大家都已疲惫不堪，于是决定休会，次日再作计议。
次日上午9时，双方继续举行案情分析会。上海专案组侦察员老卢提出了一个主意：“小龙”潜来上海既然是为养伤，那她一抵上海首先必须治疗，要治疗就必须进医院，进医院就得填病历卡，河不从这上面试一试？即使查遍全市各个医院，范围也是有限的。
众人都认为这个主意不错，于是立刻散会，两人一组拼成了十个小组，配备摩托车，划分地块，马上开始调查。
当时，上海卫生系统有个规定：患者求医，病历卡由各医院挂号室保管，只给患者一个门诊号，凭号付费领病历卡。这个规定无意中给“2·28案件”的侦查提供了方便。使侦察员每到一个医院，都能很容易地调阅今年3月1日以后新开的病历卡（据分析，“小龙”肯定使用新开卡）。上海的医院很多，从市级一直到区级、街道（地段）级加起来共有二百多家，还不包括十个郊县的县级、镇（公社）级医院。二十名侦察员一天跑下来，只查一百来家医院，并未发现线索。
当晚，几个头头脑脑开碰头会，认为侦查思路是对头的，但鉴于时间紧迫，需要增大侦查力度：从次日起，增派十个小组投入调查；同时，急电通知十个郊县公安局，由各局安排专人去境内各医院卫生院调查，所有工作必须在一天内完成。
这样，到3月13日晚上，侦查触角已经伸遍了全市市区、郊区大大小小的每个医院，但是，反馈过来的情况却令人无法乐观：竟是没有一个女青年去诊治左脚大脚趾骨折的！侦察员皆大惑：难道侦查思路出了问题？一时间，会议室议论纷纷，许多人的观点倾向于“小龙”并未来上海。“先锋厂”方面的刘城、李平几个头头，闻言神色都变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个案件便重新成为“无头案”了，侦查难度之大使人不敢想象。
这时，倪炯敏开口了，问上海专案组组长：“老邵，你们上海有没有企业医院？”
邵冬锋闻言，先是一怔，继而恍然大悟：“有企业医院！对！
对！对！漏了这一块！”
所谓“企业医院”，是指一些拥有万名职工以上的大型企业自己办的医院，当时上海颇有几家，这种医院由企业自己管理，与卫生系统没有行政关系。一般说来，除非军工企业，其他企业医院都对外开放，社会上的居民只要付费，就能去看病治伤。企业医院的规模、设施相当于郊县的中心医院，治“小龙”那样的骨折完全胜任，因此，不能排除她去哪家企业医院治伤的可能。对于警方来说，这是落实这个侦查思路的最后一个机会，自然紧抓不放。邵冬锋当即下令：“往各个局打电话，查明全市共有多少企业医院以及具体地址。”
这个指示马上得到了落实，十来分钟后便有结果报来：全市共有十一家企业医院，其中海军军工企业的那家对外不开放。邵冬锋说：“好事不隔夜，马上去人一家一家查！”
当天午夜时分，侦察员在位于杨浦区的上海第二钢铁厂医院内查到了一起可疑病历。那是3月1日以来全市推一诊疗的一起女青年左脚大脚趾骨折的病案，病历卡上写的姓名是“谢宝贞”，二十四岁，住址是临青路188号；是3月3日去二钢医院治疗的。去调查的侦察员当即请二钢医院总值班把那天给“谢宝贞”治疗的外科医生张磊接来，请这位三十来岁的女医生提供那位骨折病人的特征。张磊每天接待病人，已经记不得这么一个女青年了。于是把病情提了提，这才想起来，也说得比较笼统。这时，邵冬锋打来电话，说：“问医院拿她的X光片子，调过来作比较。”
侦察员带回了“谢宝贞”的X光片子，请市局的一位资深法医将“先锋厂”方面带来的那张X光片子一比较，马上得出结论：受伤位置、伤势完全一致。警主于是立刻作出决定：传讯“谢宝贞”！
但是，病历卡上的地址“临青路188号”并非居民住家，而是一家单位——上海第十九毛纺厂。查了该厂职工名单，并无“谢宝贞”其人。侦察员商量下来，随即去管辖派出所查临青路188号附近的居民户口底本，也未发现“谢宝贞”其人。看来，“谢宝贞”和“小龙”一样，是一个杜撰的名字。侦查进行到这里，线索断了！
再次举行案情分析会，侦察员经过一番讨论后认为：“小龙”既然在上海十一家企业医院中选择二钢医院去治疗，自有原因，多半是她对这家医院比较熟悉，或者以前曾去看过病；而把家庭住址定在临青路188号，从逻辑推理角度来说，也绝非偶然，至少她是知道那里是这么一家工厂。临青路188号和二钢医院所在的宁国路同在杨浦区，相距不过两站路。“小龙”对那块区域比较熟悉，估计多半原是杨浦区眉州街道或者平凉街道的居民。据此，警方决定立即在这两个街道内开展暗查。另外，再次派员去二钢医院，向张磊以及给“谢宝贞”拍X光片子、上石膏的医生详细了解有关情况。
警方迅速召集眉州街道、平凉街道各里委会治保委员开会，当场介绍了查缉对象的特征，要求治保委员回去立刻进行秘密查摸，务必在当天晚上前完成此事，将结果报来。所有参加侦查的侦察员都对这项调查寄予着很大的希望，但是，到晚上8点钟当最后一个里弄报来调查结果时，他们失望了——这两个街道总共大约八万居民中并无类似“谢宝贞”这样的一个人物。
与此同时，对二钢医院张磊等二位医生的调查也在进行之中。
侦察员找了外科医生张磊、放射科医生富一迪，但是两人无论怎么回忆，也想不出和“谢宝贞”接触时对方说过什么有侦查价值的话语。这样，有希望提供线索的只剩下一个人了——上石膏的辛宁医生。辛宁这天休息，去苏州游玩了，要隔天才能回来。几个头头交换了意见，决定连夜派警车赴苏州找其调查。
侦察员驱车抵达苏州，找到辛宁下榻的亲戚家时，已是凌晨1时多了。辛宁没有思想准备，乍见侦察员又惊奇又紧张，连听都没法听清来意，好一阵才定下神来，连连点头答应“回忆回忆”。他看了侦察员带去的病历卡上自己记下的处理记录，忽然兴奋起来，拍着大腿叫道：“记起来了！有这么一个姑娘，她是虹口区的！”
哦！侦察员闻言大喜，但因前面一次次希望都落了空，所以对眼前这一幕还有点半信半疑，为首的李平小心翼翼地向对方请教：“辛医生，你怎么知道她是虹口区的？”。
“她家就住在我家隔壁弄堂！”
哦！侦察员又惊又喜，忙向辛宁请教是怎么回事。辛宁说出了3月3日他和“谢宝贞”接触的经过：那天上午，骨折病人特别多，一会儿就来了七八个，最后一个是“谢宝贞”。偏偏只有辛宁一个人当班，只有一个护士学校的实习生做他的下手。那个实习生手脚很慢，惹得辛宁满腹生火，却又不能发泄，但脸面上肯定是很不好看的。“谢宝贞”甚是乖巧，见状便过来帮忙。她做下手倒比那个护校实习生利索，使辛宁的火气渐渐平息了下来。轮到“谢宝贞”上石膏时，后面只有一个病人了，辛宁便和她闲聊起来。她见桌上有一个印有“红星毛巾厂”的杯子，便问辛宁家里谁在那个厂工作。辛宁说他妻子在该厂工作，反问对方怎么知道“红星厂”的。
“谢宝贞”脱口而出：“我家就在‘红星厂’后门口。”
辛宁家也住在那一带，便说了地址。“谢宝贞”看上去感到很高兴，说她拆石膏就不到医院来了，直接去辛宁家拆。辛宁当时答应了。
侦察员听罢，提出了一点疑问：“你看了她的病历卡吗？那上面写着地址，你有没有发现跟她说的不相符合？”
辛宁摇摇头：“我没看。我们上石膏的只记病史，不开处方，所以一般是不看病历卡封面的。”
调查结果报到设在上海市公安局内的“2·28案件”临时侦查指挥部，几个负责人大喜，当即拍板：立即传讯！
3月15日早晨7时许，十多名便衣警察悄然来到虹口区红星毛巾厂后门外的弄堂里，将“谢宝贞”家团团包围。居委会小组长上前叩门，来开门的是“谢宝贞”的姐姐，她见门外站着几条大汉，不禁一怔，还没等她回过神来，侦察员已经一拥而进。客堂间里，一个中高身材、皮肤黑黑的姑娘站在桌前，正提着热水瓶往杯子里倒水，见有人闯进来，她马上把热水瓶放回原处，盖上瓶塞，尖着嗓子喝问：“你们干什么？”
她一边说话，脚下一边往里间挪步。但两个侦察员已经挡住了里间的门，另外两个逼上去，看了看她上着石膏的左脚，二话没说，马上揪住，扣上手铐，押了就走。
“谢宝贞”被押进上海市公安局的审讯室时，倪炯敏、刘城、李平已经等待多时了。审讯立即开始——“你叫什么名字？”
“皮勇。”
“年龄？”
“二十二岁。”
“你的职业？”
“我是知青。”
“在哪里插队落户？”
“内蒙古自治区陈巴尔虎旗。”
“怎么来上海？”
“上海是我家，我在内蒙古待着没劲，就回来了。”
“几时回来的？”
“早就回来了，去年夏天就回来了。”
刘城换了个话题：“今年春节你在哪里过的？”
“上海。”皮勇面不改色。她受派遣潜入中国活动前，克格勃的谋报专家给她拿过主意：据可靠情报（估计可能是分析皮勇叛逃时的情况所作的结论，而不是情报）。你的叛逃并未被内蒙古方面察知，那匹马未被中国边防军抓住，逃回本屯了。你如果落网也完全不必害怕，一口咬定是内蒙古知青就是了。皮勇吃了这么一枚定心丸，所以真的不害怕。
接下去又审了几个问题，皮勇都是信口开河回答的。这样，审讯便告一段落，安排皮勇吃早餐，她提出要喝酒、未获准，弄了一碗牛肉面给她吃。
邵冬锋率人拘捕皮勇后，随即对皮勇住处进行了搜查，未搜出“2·28案件”密件或者其他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侦察员请示临时指挥部后，将皮勇全家人暂移居委会居住，将皮家封闭，派人昼夜看守。与此同时，邵冬锋布置几名侦察员分头找皮勇家人和邻居了解皮勇的情况，掌握了至关重要的一个时间情节：皮勇自去年3月离沪赴内蒙古插队后，直至今年3月2日方才返沪，中间未和家里人通过信。
邵冬锋把这个情况带回市局后，刘城、倪炯敏当即决定立刻接着审讯。原以为在摊出这个证据后，皮勇会举手投降，被迫承认作案情况。殊不料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