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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索安又被押回了囚室，警卫给她送来了一份食物，是两个面包、一块黄油、几片牛肉和一盆由西红柿、洋葱、红肠丝、土豆粒做成的汤。面包很大，傅索安吃完一个就吃不下了，她把另一个藏在床上。但是马上被一直在门外监视她的那个警卫看见了，立刻用俄语吆喝着阻止，傅索安只好交了出去。
吃完食物后，傅索安感到很是疲乏，便倚靠在床头的档子上，不知不觉睡着了。正什么都不知道时，却被警卫喊醒了，原来又要押出去受审了。
傅索安再次接受讯问，克格勃官员要她供出叛逃动机和叛逃经过。傅索安一上来又想老调重弹说什么“寻求真正的马列主义”，但马上被他们厉声喝斥。大胡子在好几个官员都开过腔后，用中国话对不知所措的傅索安说：“你必须老实说清叛逃动机，这种动机应当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知道吗？”
傅索安一边点头，一边在后悔：怎么没想到这一层？我既然说了“投奔社会主义国家，寻求真正的马列主义”，那为什么不在谈叛逃原因时添油加醋，编造一点这方面的内容呢？她意识到面临着的潜在不妙：如果真是“投奔社会主义国家，寻求真正的马列主义”，那么就是“持不同政见者”，容易受苏联方面的重视。但像现在这样，那纯粹是因为在中国闯了祸，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叛逃以寻生路的。苏联人弄得不好，说不定会把她遣返的。然而，现在已是处于“木已成舟”的地步，她无法更改口供，只有硬着头皮老实招供了叛逃动机。由于她的口供在逻辑上和前面部分合得上拍，所以审讯者倒也未曾追问什么。
傅索安交代完叛逃动机，又说叛逃经过，这就比较容易了，她只消把全部经过情况说一遍就是了。
这次审讯，长达十多个小时。结束后，傅索安回到四室，只觉得头昏脑胀，什么也不想，一头栽倒在床上就睡着了。后来，在等待处理的那几天里，克格勃对外谍报局的情报官员，曾数次来讯问傅索安，向她调查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这种讯问和前面的那种相比，显得轻松多了。
傅索安在向克格勃对外谍报局提供中国“文化大革命”情报时，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正在考虑傅索安的命运问题。安德罗波夫在下令将傅索安从边境押解莫斯科后，曾在为其他事务去谒见勃列日涅夫时，顺便谈起中国红卫兵叛逃事件。当时，无论是安德罗波夫，还是勃列日涅夫，都想当然地把傅索安看成是中国的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她的红卫兵身份和“不同政见”以及叛逃行为，无疑可以作为苏联在全世界面前大肆攻击中国的一件武器。这就是勃列日涅夫命令克格勃把傅索安押解莫斯科的原因。但是，克格勃的有关专家在审讯傅索安后，发现这个叛逃者并不是什么“持不同政见者”，而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狂热分子，因为狂热得不得法，弄出祸事来了，在生死攸关之际，迫于无奈而叛逃投苏的。因此，这些专家经过讨论后，在送呈安德罗波夫的报告中提出建议：将傅索安送往中苏边境，予以遣返。
安德罗波夫最初准备批准这个建议，但因为此事与勃列日涅夫也有关，他就显得慎重些，把专家们的这份报告书放在一边，暂缓处理。安德罗波夫虽然是特务机构头子，但他搞政治的本领远远超过搞特务，稍一考虑，就发现那份报告书所提的建议实际上是一个馊主意——勃列日涅夫1964年10月替代赫鲁晓夫上台后，在苏共和苏联政府内部面对着三派势力，一派是波德戈尔的，一派是柯西金，还有一派是谢列平。这三人在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的闹剧中，都有功劳，如果他们联合起来，马上可以把勃列日涅夫赶下台。因此，勃列日涅夫在刚上台的二三年间，总是同这三派力量保持一定距离，引诱他们争斗，自己则坐山观虎斗。这种状况直到1967年才有所改观，勃列日涅夫的位置有所巩固，但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可以高枕无忧、为所欲为的迹象。因此，安德罗波夫作为勃列日涅夫的亲信，应当时时事事考虑到如何树立勃氏的威信，而不是拆台脚。眼前此事，是勃列日涅夫下令把傅索安押解首都的，如果无功而返，来个遣返回国什么的，就会被那三派势力作为“领导失误”的一条理由。因此，应当留下傅索安，以证明勃列日涅夫和他安德罗波夫本人在这件事上的英明。
安德罗波夫接着开始考虑如何安置傅索安：送往东欧某个国家去养起来？不，这不稳妥！因为，她在那里肯定要跟外界接触，而一旦被外界知道这个中国姑娘越境后曾紧急押解莫斯科，容易使人对此产生不利于勃列日涅夫和克格勃的联想。所以，决不能让她去东欧或其他国家定居。这样，最稳妥的办法就是长期监禁。
可是第二天安德罗波夫的主意就改变了，他考虑到如把傅索安长期监禁，可能会被外界人知情后引起猜疑，因为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偷越国境者，处理时根本不可能长期监禁，一长期监禁便说明其中另有隐情，而一旦被外界知晓了这个隐情，那又大大不妙了。
安德罗波夫又考虑把傅索安安排在苏联国内的工厂或集体农庄工作，限制行动，划地囚禁，但却又没有把握绝对保证不被外界知情。
想来想去，安德罗波夫头脑里忽然冒出了一个主意：何不把这个中国姑娘放在克格勃，把她培养成一名特工！
几经考虑，安德罗波夫决定这么做，便向克格勃人事局下令，让他们对傅索安进行严格审查，判定把她训练成一名忠于苏联、忠于克格勃的特工的可行性。
克格勃人事管理局，是克格勃的组织神经中枢部门。这个部门是克格勃诸多部门中惟一的一个受双重领导的部门，根据苏共中央政治局规定，克格勃人事管理局在接受克格勃总部领导的同时，还直接受苏共中央组织部控制。人事管理局的职能是负责局内人事调动及吸收新的克格勃成员。每一个成员参加克格勃时，都经人事管理局严格审查，被认为合格后，送往特务训练学校接受专门训练。
人事管理局接到安德罗波夫的命令后，专门成立了一个由七名军官组成的审查小组，对傅索安是否能当克格勃特工进行严格审查。审查小组调阅了总部及对外谍报局对傅索安的全部讯问笔录，经过分析、研究，决定通过对外谍报局对傅索安所交代的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同时安排傅索安去外地过软禁生活。
傅索安本人当时对这些情况自然是蒙在鼓里，她在莫斯科西郊的那个“特殊软金属研究所”的地下四室内被关了十一天，突然被警卫提了出去。还是在那间审讯室里，一名她没见过面的克格勃军官坐在椅子上等着她。见傅索安进去，那个军官出乎意外地站起来，迎上两步，跟她握手，用流利的英语说道：“中国姑娘，祝贺你，你自由了！”
傅索安被这一幕弄得大为紧张，只觉得心脏在胸腔里怦怦乱跳，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她不知道对方所说的“自由”的含义是什么，是“遣返”呢，还是允许在苏联居注工作？那个军官说：“现在，请你跟我离开这里去一个新的地方。”
傅索安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跟着军官走到院子里，坐上了一辆老式“奔驰”轿车。军官对司机嘀咕了一句俄语，估计是关照去何处，那司机点点头，把车开出了“特殊软金属研究所”，拐上马路，往莫斯科市内驶去。一路上，那个军官不时向傅索安介绍经过的地方，直到此时，傅索安才知道自己被押解到莫斯科来了。她想起50年代，当自己还在读小学时，曾经唱过一首歌：假如我是轻灵的小鸟，我要飞得比天高，飞到那北京城，飞到那莫斯科，问一声“毛主席您好！”
问一声“赫鲁晓夫同志，您好！”
现在，尽管她不是小鸟，但竟真的飞到莫斯科来了。只是，她不可能向替代“赫鲁晓夫同志”的“勃列日涅夫同志”问好，甚至连凶吉都还是神秘莫测哩！
“奔驰”轿车在市内一条冷冷清清的马路上的一座高层建筑物前停下，那个军官向傅索安介绍：“这是‘周末之旅大饭店’，下车吧！”
傅索安给弄了个云里雾中，寻思怎么到饭店来了。但自从她踏上额尔古纳河的另一侧土地后，一切行动都是身不由己的。不管心里怎么想，行动上也只得绝对服从。她跟着军官进了饭店，直往底楼的一间客房。出乎意料之外，客房里已经待着两位看上去显得比较年轻实际上在三十岁上下的苏联女人。她们见傅索安进门，便走上来和她握手，说着还算流利的英语，向她问候。
那个军官对傅索安说：“这是你的俄语老师，今后一段时间，你将和她们生活在一起，由她们教你说俄语。”
傅索安意识到这不是不妙的苗头，马上用英语连说“谢谢”，又向那两个苏联女人行鞠躬礼。那个军官和傅索安握手，说声“再见”就出去了。从此，傅索安再也没见到过他。
那两个苏联女人，后来傅索安也没和她们见过面，据估计显然也是克格勃里的。她们向傅索安作自我介绍时，名字是富尔达娃和斯迪尔娃，这当然是随意所捏的假名，至于真名是什么，那只有鬼才知道。她们的任务是监视傅索安，并对她进行俄语强化教学。
这种强化教学在那个克格勃军官出去后就开始了，体态丰满的富尔达娃在那个军官大概还没走出饭店大门时，就用英语对傅索安说：“记住，这是我对你说的最后一句英语了，从现在开始，你必须用俄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傅索安闻之一惊，想了想，结结巴巴想用英语说明自己根本不懂俄语，但话来说完就被对方粗暴地用俄语喝住了。这时，斯迪尔娃朝傅索安打了个手势，说了一句俄语，这句俄语此后每天要说三次，傅索安很快就掌握了，是：“现在，让我们去用餐！”当时傅索安听不懂，仅懂手势，便跟两人往外走。
到了餐厅，两个苏联女人又用明白无误的手势加俄语说了一些俄语词语，“这是餐厅”、“这是桌子”、“这是椅子”、“这是窗子”等等，并且让傅索安也跟着说。一切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一会儿，侍者陆续送上菜来，傅索安不无惊异地发现，所有菜肴都是根据中国菜谱烹饪的，显然是为了让她便于识别。每上来一道菜，富尔达娃或者斯迪尔娃就用俄语把菜名说一遍，让傅索安也跟着说。这一餐，傅索安还尝到了酒，那是中国出的长城牌葡萄酒。当然，她也知道了俄语中“长城”、“葡萄酒”的发音。
午餐后，两个苏联女人带着博索安回到房间，拿出一些画册，上面有画有字，当然是俄文，先让傅索安自己翻看，然后教她认识文字。她们教学时极为严格，傅索安只要稍一走神，便会挨到几句俄语喝斥。特别是那个体重不会少于九十公斤的富尔达娃，脾气更是恶劣，喝着骂着，还把她那只胖嘟嘟的手捏成拳头，伸到傅索安脸孔前比划着要揍她，吓得傅索安一次次闭上眼睛。
这样学了两个小时，富尔达娃和斯迪尔娃便带傅索安去饭店的花园里散步。那是一个很大的花园，有着比足球场还大的草坪，成片的树木，还有一个可以游泳的池塘，里面有一些金色和黑色的鱼儿在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