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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古人的庭院散步-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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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江西、南直隶的民人,从东南西北各个方向,朝着以郧阳为中心的河南南部、湖北北部及西北部、陕西南部三省交界处集中。这个山区,尚未开垦的地方很多,而郧阳地区在元代是被封禁的,不许人民迁入,整个地区人烟稀少,容易获得垦田。同时这里的气候界于南北方之间,比较温和,雨量不少,可以种水田,也可以种旱地。这样的自然环境,南北各方面的人都可以来生活,发挥自己的特长,基本保持原来的生活方式,因此移民以这里为理想的处所。丘濬在《大学衍义补》里说,荆、襄、南阳三府兼有水陆之利,“南人利于水耕,北人利于陆种,而南北流民侨寓于此者比他郡为多”,就是说的这种情况。流民向这个大方向移动,倒不一定有很明确的地方,不过是走到哪里,可以站住脚了,就居住下来,否则再游动。    
    移民在路途上的生活,明人李松写的《流民叹》有生动的描述。他写道:“恻恻背乡井,迟迟行道侧。”这是上路时的情形与心理,对熟悉的故土难舍难离,但还是狠狠心告别了。同行的是妻子儿女,一个个因为饥饿,脸上都是焦黄的。往哪儿去呢?“闻道大河南,人家富黍稷。”这是一个黄河以北的农民,听别人讲南方好,就朝那儿奔。肩上挑着破烂家私担子,走不快,但是心里很着急,恨不得立即到了理想境界。饥饿时拿出带的干粮啃几口,边走边吃,哪有钱找个饭铺享受一餐呢!道路上风尘扑面,身上的衣服尽是落的土,像个黑泥人。走到天黑,卧在荒郊野外。由于白天奔走的疲劳,加上无家可归的烦愁,哼哼叽叽地难以入睡。伤心到了极点,感叹人生固然有许多痛苦,但是以没有家为最可怕。第二天爬起来又走,如此走啊走,像被巨风刮动的浮云,像没有树林的上空的飞鸟,哪儿是个安身之处呢,还不知道。全家人回头往北看去,离开老家已经渐渐地远了(《明诗纪事》戊签卷十四)。这是一户移民单独行动,一路之上,饥肠辘辘,心情沉闷,备尝艰辛,迁到尚不知是不是乐土的新处所。    
    《饥民图说·人食草木》人民往鄂陕豫交界处移动的规模很大,人数众多。宣德三年(1428),十几万山西饥民流亡到河南南阳,河南地方官不允许他们在当地居住,饥民死亡的很多(《明史纪事本末·仁宣致治》)。成化初年,荆襄流民因反对明朝政府对他们的驱逐举行起义,有100万人是起义者的后援,指挥明军的左都御史项忠说他先后招抚流民140多万(《明史·项忠传》),因此可以估计荆襄移民会有二三百万人。此后各地人民继续往这里迁徙,成化二十二年(1486)湖广镇守太监韦贵报告:陕西、山西、山东、河南、北直隶的“饥民南流,日有万口”(《明臣奏议》卷五,王恕《论山陕救荒疏》)。流民多到这么严重的程度,可以想像社会动荡不安的情况,人民迁移是当时社会的重大问题。弘治十五年(1502)兵部尚书马文升讲,从河南、山西、山东、四川及陕西一些府县到汉中府的流民,已经定居的不下10万人(《明臣奏议》卷十,马文升《巡抚事宜疏》)。    
    流民到荆襄,从事各种职业,以维持生活。大多数人开垦荒地,成为自耕自食的农民,当明朝政府承认他们的居住权和土地所有权后,他们向政府完纳赋役,成为“税户”。有的人到得早,占的耕地多,自家种不过来,就租赁给后来的移民。新移民为立即投入生产,亦有愿意租田的,成为“承佃户”。有的移民做商贩,成为“营生户”(《大学衍义补》卷十三)。荆襄移民主要从事农耕,所以这个地区注意兴修水利。郧阳一府开垦田地143万余亩,相当于洪武时全国垦田8。56亿亩的1。7‰,相当于弘治间全国垦田4。23亿亩的3。4‰,数量不小。荆襄迁民与土著居民一起修筑水利,如郧县捍江堤、吴公堤是防止汉江泛滥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湖广二》)。其他如疏浚汉川竹筒河,建筑老龙堤、刘家隔、雷家坳等工程(嘉庆《湖北通志·职官志·官宦迹》)。移民对新地区的开发作出了贡献。    
    荆襄移民与明朝政府的关系,起初非常对立。明朝建国后继承元朝对荆襄山区的封禁政策,卫国公邓愈率兵到房县清剿,“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明史纪亭本末·平郧阳盗》)。正统二年(1437)饥民大量涌向荆襄,明朝政府阻拦不住,遂发布《挨勘流民令》,要求各地方官清查流民,登记男女大小丁口,挨户在房墙做上标记,10家编为一甲,互相作保,由地方里长临时管理(《续文献通考·户口》)。    
    景泰二年(1454)明朝重申隐丁换户之禁。为惩治荆襄流民,统治者特别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天顺八年(1464)添设湖广布政司参议一员,专管荆、襄、南阳三府逃亡农民,次年(成化元年)特派右副都御史王恕到三府控制局势,因形势紧张,王恕母亲死,不许丁忧。    
    总之,统治者怕移民聚众,破坏其统治秩序,故把荆襄流民当作“腹心之疾”(《宪宗实录》卷七十八),非要驱逐而后快。流民争取移徙权,以图改变原来的苦难生活,不意又遭政府的残酷迫害,遂愤而反抗。成化元年(1465)郧阳地区的几十万人在刘通领导下起义,攻打襄阳、邓州,次年起义失败,明朝采取“噍类不遗”的大屠杀政策。移民不畏牺牲,上百万人于六年(1470)在刘通部下李原领导下再度起义,明军在项忠指挥下肆行屠戮,“死者枕藉山谷”,又把1万多人编戍湖南、贵州,在路上很多人死亡,尸首被抛到江湖里,事后,项忠树立《平荆襄碑》记其功劳,当时人把它叫作“堕泪碑”。失败了的移民在被押解返籍的路上,生活之苦比来时又厉害了不知多少。人民在项忠屠杀之后,仍坚持往荆襄迁移,使明朝统治者感到高压政策无济于事,于是接受抚治荆襄都御史原杰的建议:移民中“能治产服贾老子长孙婚嫁姻戚势不可动”的,允许著籍,纳粮当差,新来无产业的勒令回乡(《宪宗实录》卷一六○;《明经世文编》卷九十三,原杰《安置流民疏》)。这就是说移民到这里置有不动产,有姻亲关系,可以合法定居了,不过要以完纳赋役作为与政府的交换条件。明廷批准了原杰的建议,19万多户的移民在当地著籍,明政府为统治这大量的移民,在鄂西北增设郧阳府,下辖7县,其中竹溪、郧西等县也是新添设的。到荆襄的移民,付出了血的代价,但总算冲破明朝的封禁政策,争取到垦荒权,也是一种胜利。    
    人民往荆襄迁徙,明中叶以后还在继续,清人严如说:历经成化、弘治到天启、崇祯“绵延而未之绝”(《三省山内风土杂识·序》)。其实又何尝是有明一代,清时依然,不断有移民进入,称为“棚民”、“山民”,他们还是清中叶川楚陕甘豫五省白莲教起义基本群众的组成部分。应该说,荆襄移民是明清两代尤其是明代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    
    上述明代的移民,是从一个农业区,迁徙到另一个农业区,或者是未开垦的地方,也即新的农业区,空间移动后农民依旧是农民,基本上没有改变职业。移民中新产生了一些自耕农,暂时免遭地主的剥削,但仍有相当多的人处在地主与佃农组成的统一体中,也就是说移民中没有出现新的生产关系。移民开垦的荒地,扩大了耕地面积,一定程度地发展了社会生产,但幅度很小。总之,明代的移民,是封建社会内居民的纯粹空间移动,与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变化不发生关系,意义不大。近代社会的移民,从农村到城镇,到手工业、商业中去,改变职业,出现新的生产关系,促进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进步。可见明代移民的社会意义不可评价过高。    
    明代的移民活动表明,凡是民间的自发流动,必有其社会原因,是政府用行政力量无法遏制的,明智的政府应当顺应其形势,加以疏导,就不会发生严重对立了。刘通起义前,明朝政府对荆襄流民一味高压,是实行愚蠢政策,而毫无效果。改行允许流民著籍当差的政策之后,对立就基本解决了,就是明智政策取得了成效。这种历史的经验,对后世政府的移民政策不无借鉴价值。    
    


第三部分 民俗世风(一)第四节 古代邻里间的互救互济

    我们在古籍中经常读到“人心不古”的感叹,也见到城乡人情对比的资料,赞美乡人的纯朴,描绘互助互济的美景,接待亲人乃至路人的高谊,指斥市镇居民的狡狯奸诈。    
    现代人们对于人际关系的状况也颇多感慨,不齿于某些大城市人的精明和锱铢必较,对孤独老人死去数月数年不为人知的凄惨三致叹息。怎样看待人们间互相关心形式、程度的变化,我们愿通过考察古代社会问题的某些事实,和读者共同认识它。    
    南朝刘宋初年会稽永兴县有位姓丁的妇女,青年时死了丈夫,守着儿子吴翼之。她为人富有同情心,平素肯于帮助遇到困难的人,不管与自家有无特殊关系,只要对方有急难的事情,知道了就主动伸出援助之手。有个乡邻叫陈攘,父母双亡,成了孤儿,丁氏将陈收留在家中,抚养成年,给他娶了亲,这才让他另过,恢复门户。又一个里邻王礼的妻子徐氏,因逃荒到山阴县亡故,没有人收尸,丁氏知道了,亲身到山阴,买棺材把徐氏埋葬了。同乡左侨家里有几具亲尸,贫穷安葬不了,丁氏给他家找坟地,买棺椁,殡葬完毕。元徽末年(476)冬天,大雪封路,商人不能贩运,丁氏邻里饥饿,她拿出家里的盐米,按人口分给邻居。有一年天灾欠收,丁氏分衣食给饥寒交迫的乡邻。平时邻居来借钱物,她没有不答应的(《南史·孝义传》)。丁氏帮助乡里之人,不一定是左右邻居,范围较广。    
    唐代陕州夏县人阳城,世族出身,但家境贫乏,有一年饥荒,他家以榆树皮度日,可是对待亲属、邻人却很乐于相帮。他的妹婿客死远方,阳城同弟弟出行千里,把妹夫尸体运回安葬,又把寡妹接回家中共同生活。妹妹有个白痴的儿子,阳城对他百般照顾,以至背着他进出家门。    
    山东节度使仰慕阳城的义行和为人,特派人赠送他500匹缣,怕他不接受,告诉使者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礼物带回来。派的人到阳城家,阳城果然不收,使者把缣放下走了,阳城没有办法退,就把礼物放在一边。邻居郑俶要埋葬老人,向人借贷没有成功,阳城知道了,把节度使的缣转送给他。郑发送了老人,对阳城感恩不尽,自愿投到门下为奴。阳城不接受,愿意教他学习,郑俶感激从学,但学不下去,阳城为给他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离开家乡,和他共同学习。但郑俶还是没有养成读书习惯,自怨自艾,上吊自杀。阳城看到自家好心办了坏事,非常后悔,责备自身,于是把他当作缌麻服亲那样发丧(《新唐书·阳城传》)。    
    元代德州齐河人訾汝道,在家讲孝道,兄弟和睦,在社会上善待邻里。同乡刘显等人贫困无法维生,訾汝道一一分给他们一点田地,让他们收地租维持生活,直到他们终老把田地收回去。有一年瘟疫流行,据说吃一种能使人发汗的瓜病就好了,訾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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