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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是社会的一分子，永远不可能离开社会环境而单独生存发展。对于个人来说，做个有钱的老板不是目的，只有心忧天下、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才能为社会所接受和认同。对于企业来说，追求经济效益是企业发展的第一目的，但不是唯一目的。企业只要找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平衡点，并适当地回馈社会，就能得到社会的认同甚至支持。而这些支持，将进一步促进企业的良性发展。
海尔总裁张瑞敏说的好：“企业最重要的是为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尽到社会责任后，利润将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不能把利润作为最重要，甚至唯一的目标，否则，可能就得不到利润。”
李嘉诚的儿子曾经问他：“爸爸，我们赚这么多钱到底有什么意义？”李嘉诚的回答很简单：“赚钱多可以爱国，回报社会。”
李嘉诚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后，更热爱他的家乡，关心家乡的建设。他曾在一封给家乡潮州政府的信中写道：“……支援国家建设，报效桑梓，此乃本人毕生奋斗之宗旨也，乡中若有何有助于福利等事，我甚愿尽其绵薄，倘有此需要，敬烦详列计划示知为荷。”
1978年底，李嘉诚获知潮州市居民住宅紧张，提出营建“群众公寓”，所需建筑费用182万人民币全部由他无偿捐赠；1981年，李嘉诚又捐款2200万港元，在家乡兴建了两所设备完善的大型综合医院，1982年已竣工交付使用。他还投资550万港元，为汕头医学专科学校添置了一大批先进的教学仪器，其中不少医疗设备在广东医疗界尚属首次采用。李嘉诚还和岳父庄静庵先生，岳母李庄碧琴女士，夫人庄月明女士多次捐款，在内地兴办中小学校，修缮历史古迹……尽管他为当地民众的福利事业做出很多贡献、捐赠，但他一律谢绝用他的名字为任何大厦、医院、学校命名。
李嘉诚没有进过高等学府受科班教育，他的成功全靠自己的勤奋。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深切体会到文化科学知识和教育的重要。他早就萌动了兴学的强烈愿望。他看到祖国和家乡教育事业尚不发达，于是毅然决定：为家乡捐建一所具有现代化水平的综合大学——汕头大学。他亲自选定校址，在家乡潮州平原一处山青水秀、风光旖旎的地方，委托香港3家建筑事务所派员实地勘察，各自提供土建规划设计，从中择优录取，使校园布局、建筑结构、园林造型均有独特优点。为此，李嘉诚首捐1亿元人民币，后来增至17亿元人民币，最终增至3亿多元人民币。
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热心祖国公益事业，兴资办学，有光荣的爱国传统。过去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在福建倾囊办学，在家乡创办了厦门大学，在集美先后创办了小学、中学、航海、水产等学校，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陈嘉庚早在1946年就希望潮州也能办起一所大学，为此还写下了《论潮州大学》一文。他没有能够实现的这个美好愿望，终于由李嘉诚实现了！1990年2月8日，汕头大学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庆典，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荣毅仁等亲临剪彩。汕头大学是继陈嘉庚独创厦门大学之后，中国第二所由海外爱国人士捐赠巨资兴办的大学。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曾有过一番感慨：“闽有陈嘉庚，粤有李嘉诚；前有陈嘉庚，后有李嘉诚。”李嘉诚则表示要对汕头大学“一包到底”，承担以后学校的常年经费。
承担社会责任之义（2）
李嘉诚这种回报社会和爱国主义的精神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1979年，李嘉诚被中国政府委任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负责联系在中国的外国投资，此后又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自1986年6月20日邓小平会见李嘉诚以来，江泽民、李鹏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会见李嘉诚，听取他对祖国四化建设的高见。
一个企业不能只为利润，还应该承担起应负的社会责任。表面看，承担社会责任会影响企业利益，其实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反而会赢得更大的利益。一个企业要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站稳脚跟，不仅要有过硬的产品质量、良好的信誉和适宜的营销方式，还要有愿意为社会、为百姓付出的责任感。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已经认识到：承担社会责任已经不是企业家单纯追求企业利润的外部效应，而是企业家必须正视甚至要求付出成本的企业行为。
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必须要讲良心，必须要具备基本的道德，否则他也办不了企业。这个时代的企业家应该有点使命感。一般来说，企业的责任包括股东利益、顾客价值、员工福利、债权人报偿、政府规定的纳税等义务、环境保护、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等。前五点是强制性的，是企业必须承担的责任，可以通过法律、经济和行政等手段强制执行。现实生活中我们谈论的社会责任往往指后两点，比如企业要不要为社会解决一些下岗职工的问题、要不要为灾民捐款捐物、要不要捐资建学等。事实上承担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企业一种很重要的公共关系传播途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改善企业与社区的关系，并且有利于树立企业良好的公众形象，从而提高企业的股票价格等，使股东、顾客、员工等都可以从中受益。美国脑库咨询公司调查表明：消费者更乐于购买“绿色产品”和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的产品，而那些无责任感的公司的产品往往是他们抵制的对象。
按照菲利普·科特勒的观点，整体顾客价值包括产品价值、服务价值、人员价值、形象价值等，在信息经济和体验经济的时代，消费者对商品价值的认知更带有主观性，对企业的形象价值有着更高的要求。
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特别是国内的一些大企业，开始认识到社会责任对于企业的重要性，努力做一个优秀的“企业公民”。比如联想在北京悄悄的捐钱帮助弱势群体的子女上学，搜狐加强了网站在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上的定位，开始关注环保和艾滋病等社会问题。
在企业开始认识到必须要担负起社会责任的同时，对于如何承担社会责任，企业还需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量力而行
对于大型跨国公司和国内的一些大企业，他们有实力多承担一些社会责任，将以前挣得的利润部分返还给社会；而且公共关系传播相对于普通的平面和媒体广告对于大公司来说可能边际收益更大。而对小企业或者处于发展初期的企业来说，“生存”是第一位的，做好前五点或者说前六点就基本上算是尽到社会责任了，假如把第七点也强加给他们，只会增加他们的负担，导致的结果无外乎两个：一是负担过重而倒闭；二是将额外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这样将会导致企业的产品价格缺乏竞争力，最终还是要倒闭。而这不是我们社会所希望看到的。
——将公共关系传播与企业的自身定位结合起来，或者说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应该以促进企业的形象和发展进步为目标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承担了大量本应属于政府和社会的责任，如办学校、办医院、退休职工安置等；而本应该由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却没有很好地承担起来，如盈利目标、资产保值增值等。企业的社会责任界定不清楚，加上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导致我国某些社会责任处于“真空”地带。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政府和企业将会更好地进行各自的角色转换。我国今后“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定位，也需要企业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总之，从长远发展的观点来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与追求利润之间不是矛盾的，企业自觉承担社会责任有助于增强企业的长远发展能力。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自觉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容易在社会公众中获得更高的信任度，有助于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从而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更有利的地位。
真诚对待员工之义（1）
乔致庸的经商理念是一信、二义、三利。即以信誉揽客，以义待人，信义为先，利取正途。在对待员工方面，乔致庸可谓“真诚义气”的典范；这也是他经商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他与马荀和潘为严的“义气之交”。
马荀原是乔家包头复盛公一位跑街，非常能干。乔致庸看他对业务讲的头头是道，是个人才，便聘请他接任大掌柜，鼓励他将复字号的生意做到蒙古大草原上去。马荀由于没有文化，遇到需他签名时，“荀”字经常缺胳膊少腿，以致成了“苟”字，人们又戏称他为“马狗”掌柜。在当时，商号能写会算的人有的是，一般不会让一个文盲管一个大商号，但乔致庸却不拘一格用人才，破格任用了文盲马荀。28岁的马荀深为乔致庸的知遇之恩所感动，上任后立即着手整顿各号，为乔家赚回了大量银子。
潘为严原为平遥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庄经理，与年轻武官恩寿交往密切，当恩寿为升迁需银两时，潘为严自作主张曾为恩寿垫支银10万两。为此被人告发，并受到总号斥责。后来恩寿擢升汉口将军，不几年恩寿已归还了所借蔚长厚之银，并为票号开拓了业务。但潘为严因曾经受到排挤和总号斥责丧失了对蔚长厚的感情，决定离开蔚长厚返乡另谋他就。乔致庸知道潘为严是个商界难得人才，便准备了八抬大轿、两班人马在潘为严返乡必经路口迎接。一班人马在路口一连等了数日，终于相见，潘为严大为感动。
潘为严来到乔家，乔致庸盛情款待。乔致庸见他举止有度，精明稳健，精通业务，而且仅有36岁，年轻有为，是难得的经济人才。当即聘请潘为严出任乔家大德恒票号经理。他对照在蔚长厚的境况，深感乔家对他之器重，知遇之恩，当即表示愿殚精竭虑，效犬马之劳。自从潘为严主持大德恒票号以来的二十六年间，使票号日益兴隆，逢账期按股分红均在八千到一万两之间，他为乔家的商业发展立下了卓越功劳。
除了马荀和潘为严，乔致庸对待其他下属也是推心置腹，肝胆相照。比如他能大胆地起用一个外姓穷秀才孙茂才来担当师爷，并且在很多时候都听得进去这个怪人的逆耳忠言。他还说服土匪刘黑七来帮他疏通茶路，虽然这个刘黑七中途溜号了，但后来在关键时刻救了他一命。再者他还能让自己的仇人——忠诚义士铁信石充当贴身保镖，让一个捡来的穷小子高瑞帮他放3000匹马，并且担任大德兴茶票庄杭州分号大掌柜……在那个时代，这种“对待下属，以义为先”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义与利之争，是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思想史中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义利观”也是中国传统经济伦理观念的核心。一般认为“利”即物质利益，“义”就是伦理规范。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重义轻利，儒家宗师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防于利”，并强调“以义取利”，孔子的“义利观”对后世有重大影响。孟子则把孔子的义利思想推向了一个极端，反复强调“仁义而已矣，何必言利”。而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则从“好利恶害”的人性论出发重利轻义。双方都主张义与利是对立的。但中国古代也有些思想家认为义与利二者应并重，并论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