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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个世纪以前，当太阳升起时古代人听到公鸡报晓误认为是鸡叫才让太阳升起来了，当然现在这种混淆因果关系的说法听起来非常愚昧。现在的投资专家们每天对于华尔街股市哪些股票会上涨所提出的一些新的解释包括：女人的裙子越来越短、某一球队赢得了超级杯（Super Bowl）、日本人不高兴了、一种趋势线已被击破、共和党人将赢得竞选、股票被“超卖”（oversold）等，这些说法同样也混淆了因果关系。每次我听到诸如此类的理论时，我总会想起过去人们认为鸡叫让太阳升起的愚蠢说法。
1963年上大学二年级时，我以每股7美元的价格买入了自己的第一只股票“飞虎航空”（Flying Tiger Airlines）。我用做球童赚的钱和获得的奖学金缴上了学费，住在家里又节省了我的其他日常开销，我还花了150美元把自己85美元的破车换成了一辆新车。我终于攒到了足够的钱可以进行股票投资了！尽管在此之前我听到了那么多客户谈论的股票投资消息都只能由于没钱投资而只好放弃。
我买飞虎航空公司的股票绝非突发奇想胡乱瞎猜，我之所以选择这只股票是基于我对这家公司非常执著地进行了深入研究，尽管我的研究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前提。在一节课上我读到一篇关于空运公司美好前景的文章，这篇文章中提到飞虎航空公司是一家航空货物运输公司，这正是我购买这只股票的原因，但并不是这家公司股价上涨的原因，飞虎航空股价上涨是因为我们卷入了越南战争，飞虎航空公司运送部队和货物往来于太平洋上空，这使公司盈利大增。
不到两年时间，飞虎航空的股价就涨到了32。75美元，这是我寻找到的第一只5倍股。后来我一点一点把股票卖掉用来支付上研究生的学费，我在沃顿商学院读研究生的学费就来自于一部分投资飞虎航空股票所赚到的钱。
如果说你的第一只选股对你未来投资生涯的影响就像你的第一次恋爱对你将来罗曼史的影响一样重要的话，那么我非常幸运第一次投资选中飞虎航空股票赚了5倍。这次选股成功证明上涨好几倍的大牛股确实存在，并且还使我相信，这只大牛股只是一个开始，我以后还会在股市中寻找到更多的大牛股。
在波士顿学院上四年级时，在富达基金公司总裁沙利文先生（他是我做球童时的客户，虽然他球技很差但待人很好而且小费给得也很慷慨）的建议下，我在富达基金公司申请了一份暑期工作。富达基金公司在金融界的地位就像纽约帆船俱乐部（New York Yacht Club）、奥古斯塔全国高尔夫球俱乐部（Augusta National）、卡耐基音乐厅（Carnegie Hall）以及肯塔基赛马会（Kentucky Derby）一样重要。克鲁尼城（Cluny）是一座伟大的中世纪修道院，修道士们对克鲁尼城顶礼膜拜，而富达基金公司就是投资界的圣殿，哪一位愿意献身于投资事业的人不梦想着能到富达基金公司工作呢？因此富达基金公司仅仅3个暑期工作的职位应聘者就有100人。
第1章 我是如何成长为一个选股者的（4）
富达基金公司在向美国人销售共同基金方面所做的工作如此出色，以至于连我的母亲也每月投资100美元购买富达资本基金（Fidelity Capital）。富达资金由蔡至勇（Gerry Tsai）管理，是这个有名的快速获利时代（go…go era）两个有名的快速获利基金（go…go fund）中的一个，另一个是富达趋势基金（Fidelity Trend），由爱德华 C。 约翰逊三世（Edward C。 Johnson Ⅲ，人们亲昵地称他为内德（Ned））管理。内德·约翰逊是传奇人物爱德华 C。 约翰逊二世（Edward C。 JohnsonⅡ，人们尊称他为约翰逊先生（Mr。 Johnson），他是富达基金公司的创始人）的儿子。
内德·约翰逊的富达趋势基金和蔡至勇的富达资本资金的投资业绩远远超过了其竞争对手，成为1958～1965年间基金业一致敬仰的佼佼者。这些前辈的培训和支持让我觉得我似乎理解了牛顿（Issac Newton）这句名言的真正含义：“我看得更远……，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早在内德取得巨大成功之前，他的父亲约翰逊先生就已经改变了美国人关于股票投资的观念。约翰逊先生认为投资股票不是为了保本，而是为了赚钱。用你赚的钱购买更多的股票，然后再赚更多的钱。“你的股票就是你如胶似漆的娇妻。”这是约翰逊先生经常被引用的一句名言。当然，他这样说《女性》杂志是决不可能向他颁发任何奖项的。
能够进入富达基金公司工作，并且能在蔡至勇原来的办公室中工作让我内心激动万分，当时蔡至勇已经去纽约接管曼哈顿基金（Manhattan Fund）。1966年5月的第一周我到公司报到开始工作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是925点，而9月份当我的实习工作告一段落回到研究生院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到了800点以下，你看，“林奇进步股市下跌”的林奇定律再次应验。
随机漫步理论反思和缅因州制糖公司股票的教训
像我这样的实习生，对于公司财务会计没有任何经验，都会被安排研究上市公司并撰写公司研究报告的工作，和正式的分析师一模一样。以前让我心存敬畏的基金投资行业突然变得不再那么神秘—原来我这样的文科生竟然也能够照样进行股票分析。我被指派研究报纸和出版业上市公司，要到全国各地调研相关上市公司，例如索格报业集团（Sorg Paper）和国际教科书公司（International Textbook）。由于航空公司正在罢工，所以我只好改乘汽车旅行。暑期结束，我发现被我研究得最深入的就是灰狗长途汽车公司了（Grey…hound）。
在富达基金公司实习一段时间之后，我回到沃顿商学院继续读研究生二年级，此时的我比以往更加怀疑学术界的股票市场理论究竟有没有真正的价值。在沃顿商学院所学的课程本来应该能帮助你投资成功，但在我看来却只能导致你投资失败。我学习了统计学、高级微积分学和数量分析等课程，但是根据我在课堂上所学的数量分析理论，我在富达基金公司所亲眼看到的事情在现实世界里根本不会发生。
我还发现很难将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market hypothesis）（股票市场的一切信息都是“已知”的，并且股票的定价也都是“理性”的）与随机漫步假说（random…walk hypothesis）（即市场的涨跌是不理性的，也是完全不可预测的）这两个相互矛盾的理论统一起来。我所看到的股票市场中许多奇奇怪怪的波动现象使我开始怀疑那些认为市场是理性的学术理论，而富达基金公司那些伟大的基金经理人所取得的投资成功也并非是事先完全无法预测的。
很显然，在投资方面沃顿商学院那些信奉定量分析和随机漫步理论的教授们在投资实践上远远没有我在富达基金公司的同事们做得好，因此当我在理论和实践二者之间进行选择时，我选择了与实务派站在一起。当你知道某一个人在肯德基快餐公司的股票上赚了20倍，并且他在事先就已经清清楚楚地说明了该股票会上涨的理由时，你就很难相信在学术界十分流行的声称股票市场是非理性的理论，直到现在，我仍然根本不相信那些理论家和预言家们。
第1章 我是如何成长为一个选股者的（5）
不过沃顿商学院的有些课程还是有价值的，即使所有的课程都毫无价值，在这里的这段求学经历也是很有价值的，因为我在这里遇到了卡罗琳。（在服兵役时我和她结婚了，那是在1968年的5月11日，星期六，股票市场停盘。我们度了一周的蜜月，在此期间道琼斯指数下跌了13。93点—当然那时我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这一情况是我事后核查数据才知道的。）
在沃顿商学院上完二年级，按照预备军官训练营制度的要求，我到军队进行报到开始服两年兵役。1967～1969年，我在炮兵部队任少尉，先是被派遣到得克萨斯州，后来又被派遣到韩国—这和到越南相比可以说是太舒服了，因为在越南战争中大多数炮兵少尉都受伤了。驻防在韩国唯一的缺点就是离股票交易所太远，据我所知，韩国首都首尔当时还没有股票市场，这段时间我一直由于远离华尔街而深感痛苦。
在难得的几次休假期间里，我都会努力弥补我在国外服役所丧失的投资机会，我风风火火地赶回美国，购买朋友和同事推荐的各种各样的热门股票。虽然他们自己购买的是股价一直在上涨的热门股票，但他们却建议我购买那些股价一直在下跌的保守型股票。事实上在荣格石油公司（Ranger Oil）的股票上我赚到了钱，但是缅因州制糖公司（Maine Sugar）的股票—我坚信会稳赚不赔的一只股票，却让我损失惨重。
缅因州制糖公司的员工四处奔走，游说缅因州所有种马铃薯的农民在淡季种植甜菜。这样将给缅因州制糖公司带来巨额利润，对缅因州的农民好处更不必多说了，因为通过种植甜菜这种马铃薯的理想伴作物，农民既可以获得额外的收入，同时又可以让土地重新变得肥沃，而且缅因州制糖厂愿意为农民种植甜菜承担费用，农民们所需要做的全部工作就是将成熟的甜菜送到缅因州制糖公司新建的大型炼糖厂就可以了。
这样做的障碍在于这些农民是缅因州的农民，缅因州的农民非常谨小慎微。第一年他们只试种了1/4英亩，而不是一下子就种植数百英亩的甜菜，当看到这样做确实能赚钱时，他们才将种植面积扩大到半英亩，而当他们终于把种植面积扩大到1英亩时，炼糖厂不得不因业务量不足而关门停业，甚至缅因州制糖公司也因此不得不宣告破产，它的股价跌到了每股6美分，即1股股票的价钱只能从雄狮俱乐部的自动售货机上买到6块口香糖。
经过这次投资惨败之后，我发誓再不购买像缅因州制糖公司这类公司的股票，想要让性子比老牛慢的缅因州农民快速行动起来实现业务增长简直是痴人说梦。
1969年我从韩国回到美国，重新加盟富达基金公司，不过这次我成为了正式员工，担任证券分析师，这时股票市场马上做出反应直线下跌（林奇进步股市下跌的定律再次应验）。1974年6月，我由研究部经理助理提升为研究部经理，结果随后的三个月道琼斯指数下跌了250点。1977年5月，我开始掌管富达麦哲伦基金，当时股票指数为899点，但我掌管基金后股票指数就开始持续下跌了5个月之久，一直下跌到801点。
我接管时富达麦哲伦基金资产规模为2000万美元，但整个投资组合却只有40只股票。富达基金公司的总裁内德·约翰逊先生建议我把股票数量减少到25只，我毕恭毕敬地听完他的建议，走出他的办公室后，我把持股总数增加到了60只，六个月后又增加到了100只，不久之后又增加到了150只。我并不是故意在与内德先生作对，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每当我看到一只严重低估的股票时就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