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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人认为，人们还没有思想准备来倾听西耶斯的意见；即使听了也会感到震惊。对此西耶斯回答道：“最值得宣布的真理，并不是那种人们已经相当熟悉的真理，并不是那种人们已然准备接受的真理。不，恰恰因为它会刺激更多的偏见、更多的私利，才更有必要加以传播。”（第85页）
在西耶斯看来，行政官与哲学家的看法和做法是不一样的。行政官是按照实际可能按部就班地一步一步前进，只要他的道路是正确的，人们只能赞扬他。但是哲学家不同，他要突破这条道路并把它走到底。“哲学家的职能在于指明目标，因此他必须抵达目标。……哲学家未抵目标便不知身在何处；行政宫看不见目标便不知走向何方。”（第19页）因此，西耶斯认为，推进事情的真正办法不是竭力掩盖观点，而是将事业的正义性深入传播到广大公民中去。
西耶斯这两本小册子的实际作用是唤起第三等级与特权等级彻底决裂，促进1789年6月国民议会的建立和8月4日夜封建制的废除。他的政治理论和制宪学说对当时以及后世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确立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自称“完成了政治这门科学”，并说《第三等级是什么？》是一部“理论教材，我们革命的重大发展都是根据这部教材行动的”。①他的“制宪权力”的理论授予法国革命中建立的国民议会和国民公会以无限的专政权：它们通过各委员会同时行使管理权和统治权，从而取消了三权分立。自然，制宪权力要发挥作用，必须有强制力量作后盾，如果没有革命人民攻陷巴斯底狱、十月示威和一系列暴力行动，这种制宪权力也是不能奏效的。
①引自A，索布尔：《文明与法国革命：II．法国革命》，347页，巴黎，1982年。
然而，无论在实践上或在理论上，西耶斯都暴露出许多弱点和矛盾。他提倡主权在民和社会平等，但同时主张把国民分为积极公民与消极公民两类，从而剥夺了一部分人民的参政权。他原先主张成立一院制立法机构，但在起草1799年宪法时又设计一套权力分散的、互相牵制的、多元化立法制度，实际上取消了人民的立法权。他从未具体分析第三等级的各组成部分以及它们之间的利益矛盾，只是笼统地强调公共利益应压倒集团和个人利益。他在理论上维护人民主权，但实际上支持拿破仑的个人独裁。他反对旧贵族的特权，自己却享受新贵族——帝国贵族的特权。……
这一切都说明西耶斯的政治理论与实际行动的脱节，也说明资产阶级在掌权前与掌权后立场的转变。
这两本小册子有多种版本，我们是根据第一版译出的，除保留西耶斯的原注外，增添了一些必要的注释。在翻译过程中，我们遇到一些名词上的困难，曾请教过法学专家，仍不能解决得很理想。例如“natiOn”一词，有时指“国家”，但在大多数场合都指“国民”、“全民”或“人民”，我们只能根据上下文灵活运用。又如“pouvoirconstituy和“pouvoirconstituant”，前者是指已组成的权力机构，后者指“正在组建中”或“负责组建的”或“制宪”的权力机构，因无现成译法，只能根据内涵意译。希望读者指正。
张芝联
一九八八年六月
《论特权 第三等级是什么？》
西耶斯著 冯 棠译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1989年先后分五辑印行了名著二百三十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泽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1年6月
《论特权 第三等级是什么？》
西耶斯著 冯 棠译
论特权
有人说过，对于获得特权的人来说，特权是优免，而对其他人来说则是丧气。如果此话不错，那就得承认特权的发明乃是一种可悲的发明。让我们设想一个组织得尽善尽美，无比幸福的社会；要彻底搞乱这个社会，只要将优免给予一些人而使其他人丧气就足够了，这点不是很明显吗？
我想就其起源、本质和作用对特权作一番考察。这样分项考察固然很有条理，但会迫使我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同样的思想。考察其起源会使我陷入一场有关事实根据的讨论，即一场无休止的争论；因为，只要费尽心机，在许多现象中去寻找，有什么事实找不到呢？如若大家愿意的话，我宁愿假设特权的起源是纯而又纯的。特权的拥护者，亦即几乎所有从中得利的人，也不会有更多的企求了。
无论何种特权，其目的自然都在于免受法律的管束，或赋予法律所未禁止的某种事物以专属权利。不受普通法约束便构成特权，只有凭借上述两种方式之一，才能摆脱普通法的管束。下面我们将从这两方面，对一切特权一并加以考察。
我们首先要问，什么是法律的目的。无疑是在于防止某人的自由或财产受到损害。人们不是因喜欢制订法律而制订法律。那些只收妨碍公民自由之效的法律，是与一切团体的主旨背道而驰的；必须毫不迟疑地将它们废除。
不得损害他人，这是一条母法，所有其他法律均当由此产生。立法者为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正是将这一伟大的自然法分门别类地具体变成各种实施条文的；所有的人为法即由此而来。能够阻止人们损害他人的法律是好法律：既不能直接地又不能间接地服务于这个目的的法律必定是坏法律；因为它们妨碍自由，并与真正良好的法律相对立。
由于长期的精神奴役，种种最可悲的偏见得以乘虚而入。人民几乎真诚地相信，他们只有权做法律明文规定的事。他们好象完全不知道，自由先于一切社会，先于所有立法者而存在；也不知道人们之所以结为群体，只是为了使他们的权利免遭恶人的算计，并在这种安全的保护下，致力于更广泛地、更有力地发展他们的精神素质和身体素质，以便得到更丰富的生活享受。所以设置立法者的目的，不是为着给予我们权利，而是为着保护我们的权利。如果立法者限制我们的自由，那只能是针对可能危害社会的行为，因此，凡法律未予禁止的，均属公民自由的范围。
我们借助于这些基本原理便能对特权作出判断。那些以免受法律管束为目的的特权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已指出，所有法律都直接或间接地说：不得损害他人；而对特权者似乎是说：允许你们损害他人。没有任何权力机构得以做出这样的特许。如果法律是好的，人人都应遵受；如果法律是坏的，那就必须将它废除，因为它是对自由的侵害。
同样地，任何人也不应对法律未予禁止的事物拥有独一无二的特权；否则就是夺走公民们的一部分自由。我们亦已指出，凡法律未予禁止的都在公民自由的范围之内，都是属于大家的。让某一个人对属于大家的东西拥有独一无二的特权，这等于为了某一个人而损害大家。这种作法既表现了不公正的思想，又表现了最荒诞悖理的思想。
因此，按照事物性质来说，所有特权都是不公正的，令人憎恶的，与整个政治社会的最高目的背道而驰。
荣誉特权也不得作为例外而不被一律禁止，因为它们具有我们刚才指出的特点之一，即对法律未予禁止的事物拥有独一无二的权利；更不必说，在荣誉特权的伪善名义下，几乎没有任何一种金钱上的好处是荣誉特权不打算侵占的。但是，由于甚至在清醒的人当中，也有若干人公然支持这类特权，或至少要求对之宽容，因而仔细考察这类荣誉特权是否真的比其他特权较可原谅，这是有好处的。
至于我，我直率地说，我觉得它们是又一种邪恶，这种邪恶在我看来甚于所有的邪恶。原因在于它们有腐蚀公民这个大集团的危险，而腐蚀人们当然不是一种小小的坏事。很难设想，人们怎么能够同意为使三十万人得到可笑的荣誉而愿意这样侮辱二千五百七十万人。这里绝无任何符合普遍利益的东西。
给予某些人以荣誉特权，最过硬的理由无非是这些人曾经大大效劳于祖国，也就是效劳于国民，而国民无非就是全体公民。好吧！对有功于躯体的肢体给予奖励；但千万不要荒谬愚蠢到用抬高肢体去压低躯体。公民群众永远是人们为之效力的主体。从任何意义上说，难道能够仅仅因为效力者曾为群众服务应得到报酬而牺牲主体吗？
如此令人吃惊的矛盾本应普遍地为人们所感到。事实远非如此：我们的发现可能显得很新颖，至少非常奇特。这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在我们中间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迷信，它排斥理性，甚至容不得怀疑。某些未开化的民族以可笑的畸形为美，并将畸形作为自然美加以崇敬。在极北的诸民族中，人们愚蠢地滥加崇敬的，正是一些更为畸形的政治赘疣，由于它们汲干了社会机体而尤为有害。但是迷信一旦消失，被它毁坏的机体便以其全副力量及其自然美重新出现。
什么！有人说道，难道你不愿承认为国家所作的功绩吗？请原谅，但是我不能把任何不公正或使人堕落的东西当作国家给予的酬报；因为不应该以损害一个人来酬报另一个人。让我们切勿把特权与酬报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
你们说的是平常的劳务吗？报偿这类劳务的有普通的薪水或同样性质的赏赐。是由于完成一项重大任务或建立一项卓著的功绩吗？那就请根据应予酬报者的才干，给予迅速的晋升或显要的职务。最后，倘若必要，不妨增加年金，但是这种情况应该为数极少，并且只能用于年迈、伤残等具体情况而不能用任何其他手段给以足够报偿的时候。
你们说，这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显赫的荣耀；我们要确保得到公众的尊重和敬意……
在这方面，我可以用简单常识来回答你们：真正的荣耀存在于你们为祖国和人类所作的贡献之中，公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