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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遣一个特别代表团，或至少如上所述设置新的专门权力，以便首先处理宪法这一重大事务，看来是结束国民现时的纠纷和可能产生混乱的好办法。即使无需担心这些混乱，这仍然是一项必须采取的措施，因为无论我们是否高枕无忧，我们都不能不了解，不能不设法获得代们的政治权利。假如我们考虑到政治权利乃是公民权和个人自由的唯一保证，这种必要性对我们来说就显得更加迫切。
如果我只准备提供一些行动方法，到这里我这篇对第三等级的论述就该结束了……但是我的目的是还要对一些原则加以阐发。因而请允许我在即将发生的关于如何切实组成国民议会的公开辩论中，继续捍卫第三等级的利益。我要讲的决非一般事务，亦非权力，而是关于决定应由哪些人来组成代表团的规则。
首先必须清楚地了解国民的代议机构的宗旨或目的是什么；它不能有别于国民本身抱定的目的，如果全体国民能够聚集在同一地点进行商议的话。什么是国民的意志？它是全部个别意志的产物，一如国民是所有个人之聚合。不可能设想一个合法的团体不以公共安全、公共自由，总之，公共事务为目的。无疑，每一个人又都抱有个人目的。他对自己说：在公共安全的保护下，我可以安心地从事于我的个人计划，我将追求我所理解的幸福，确信我将遇到的法律界限，无非是社会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而为我规定的那些界限，而公共利益中有我的一份，况且我的个人利益已与公共利益极为有益地结合在一起。
但是，能否设想，在全体会议中会有这样一些成员，他们狂妄到竟敢说：“你们聚集在这里，并不是为了商议我们的共同事务，而是为了来管我的事务以及我和你们当中某些人组成的小集团的事务。”当我们说一些加入联合的人之所以集会，是为了处理与他们共同相关的事情，这就解释了促进各成员加入联合的唯一动机，说出了一个如此简单的根本道理，以致越想证明这些道理，结果反而削弱了这些道理。
现在，让我们来说明一下国民议会全体成员如何以各自的个别意志，同心协力去形成这一不应违背公共利益的共同意志，这是很有意义的。
首先，让我们以最为有利的假设来阐述这一政治规则，或者说这个政治机制：这个假设就是，公益精神的力量十分强大，只允许在议会中反映共同利益的活动。这类奇迹历来罕见，而且并不持久。如果把团体的命运与努力从善挂上钩，那是太不了解人类了。当利己主义似乎支配了所有灵魂因而民风日下时，我认为，即使在那种漫长的间歇时期中，一个国民的议会也必须组织得十分良好，使这个议会中的个人利益始终处于孤立，而多数人的意愿永远与普遍利益一致。
我们应注意到，人心中有三种利益：第一种利益使人们彼此相似；它给公共利益规定适当范围；第二种利益使个人仅与若干他人联合；此即集团利益；最后，第三种利益使每个人自我孤立，只考虑自己；此即个人利益。使一个人与同一团体中所有的人相一致的利益，显然是众人意志的宗旨，也是共同集合在一起的宗旨。在这里面，个人利益应该毫无影响。事实也正是如此，因为个人利益各不相同，结果都不能发生影响。最大的困难来自那种使一个公民仅与若干他人相一致的利益。这种利益促进人们共同商议，结成联盟；由此策划出危害共同体的计谋；由此形成最可怕的公众的敌人。这类事实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因此，社会秩序严格要求普通公民不组成行会，甚至要求那些势必组成真正集团的受命掌握行政权力的人，在他们任职期间，不谋求被选为立法代表，对这些要求，请不必大惊小怪。
没有其他办法，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公共利益支配个人利益。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能懂得为什么基于加入者的普遍利益，有可能建立起人类的联合体，并从而说明政治团体的合法性。
上述原则亦同样有力地使人感到，必须按照一个不允许议会养成集团意识并蜕化为贵族的计划，建立代议制议会本身。我在其他章节中已充分阐明的下述各基本准则亦生于此种考虑：代表团应每年更换其三分之一；卸任的代表只应在相当长的间隔后才有再次当选的权利，以便让尽可能多的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因为公共事务如可被目为若干家族的事务，它也就不成其为公共事务了，等等，等等。
但是，如果立法者不尊重这些基本概念，不尊重这些十分清楚、十分确切的原则，却相反地擅自在国家机构中创设行会，承认一切正在形成的行会，并以立法者的权势对它们加以认可；如果立法者竟敢号召规模最大的因而也就是危害最大的那些行会，在等级的名义下成为国民代表团的一部分，这表明邪恶的原则在人们中间千方百计地损害一切，毁灭一切，搅乱一切。只要让这些可怕的行会拥有凌驾于国民这个大团体之上的实际优势，那么，社会混乱就会达到顶点并得以持续下去。如果不应将此归咎于事物本身的盲目发展，或归咎于我们的先人的无知和凶暴的活，那么人们就指控立法者应对法国大部分弊病负责，这些弊病使这个美好的王国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我们了解国民议会的真正宗旨；建立国民议会绝非为着照管公民的个人事务，它只从共同利益的观点对它们作总体考虑。我们从这里可得出一个自然的结论，那就是指定代表的权利之所以属于人民，只因为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品质，而不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着不同的品质。
使公民彼此区别的各种优势是超乎公民性以外的东西。财产与技巧的不等犹如年龄、性别、身材等等的不等一样，绝不改变公民责任感的平等。无疑，这些属于个人的优势是受法律保护的；但是立法者却不应制造这类性质的优势，将特权赋予一些人，而拒绝赋予另一些人。法律不赋予任何东西，它保护业已存在的东西，直至业已存在的东西开始损害公共利益时方停止保护。只有在这里才对个人的自由设置界限。我将法律比作一个庞大球体之中心；所有公民无一例外，在圆周上均与中心保持同等距离，所占位置相等；所有的人都同等地依存于法律，所有的人都将其自由与财产交由法律保护；这就是我所称的公民的普通权利，在这点上他们彼此全部类同。所有这些个人互通往来，作出承诺，磋商协议，这一切始终在法律的共同保障下进行。在这一普遍运动中，倘若某一个人想要统洽他的邻人，或篡夺其财产，普通法便制止这种侵害，并将所有的人重新置于与法律同等的距离上。但是法律丝毫不妨碍每个人根据其先天与后天的才干，随机遇好坏，凭财运或卓有成效的劳动来增加财产，并可在其合法的地位上，提高最符合他的欲望而且最值得羡慕的幸福。法律保护所有公民的共同权利，也就保护了一切他能做的事的权利，除非公民想要做的事已开始危害公共利益，否则这种保护绝不会停止。
也许我对同样的思想反复陈述过多，但是我没有时间将它们压缩到最简洁的程度，况且，在陈述一些人们特别生疏的概念时，并不宜过于简练。
所以唯有使公民们彼此类同的利益才是他们能够共同相处的利益，只有凭借这种利益井以这种利益的名义，他们才能要求政治权利，即要求积极参与制定社会怯律，因此，也只有这种利益才给公民打上可代表品格的烙印。因此某人之所以有权选举代表和被选为代表，并非由于他是特权者，而是由于他是公民。我再重复一遍，一切属于公民的东西，诸如公共利益、私人利益，只要它们不损伤法律，均有受保护的权利。但由于社会联合只能由一些共同点结合而成，因此只有共同品格才有权立法。故此，集团利益不但不能影响立法机构，只能使立法机构信誉扫地；集团利益与代表团的宗旨背道而驰，又与其使命格格不入。
当涉及特权集团与特权等级时，这些原则就变得更加严格。我说的特权者，是指所有背离共同权利的人，或因他声言不完全服从普通法，或因他声言有享有特殊权利。特权阶级是有害的，不仅因其集团精神，而且因其存在本身。它所获得的那些必然违反公共自由的优惠愈多，就更须将其排除在国民议会之外。特权者只能因其公民资格而可以被人代表；但是在他们身上这一资格已被破坏，他们丧失了公民责任感，他们敌视共同权利。如果给予他们代表权，这在法律上将是一个明显的矛盾；如不采取强制行动，国民是不会屈从此种法律的；但是不能这样设想。
当我们论证现行权力机关中的受命人不能拥有立法代表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时，我们并未因此而不再把他们视为真正的公民。象所有其他人一样，他们在个人权利上仍是公民。职位使他们与众不同，但这决不能破坏他们身上的公民责任感，相反，职务是为了完成公民责任感的权利而设立的。假如仍需让他们停止行使政治权利，那么对于蔑视共同权利、杜撰与国民毫不相干的共同权利的那些人应当作何处理？这些人的存在本身经常与人民这个大团体为敌。显然，这些人已经屏弃了公民性，当然不应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对一个其公开声明的利益至少并不与你们的利益相敌对的外邦人，你们尚且不给予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对这些人当然更应如此。
概括起来说：凡背离公民共同品格者，均无权参与政治，这是一条原则。人民的立法机构只能负责保证普遍利益。但是，如果存在着因其地位而与公共秩序为敌的特权者，而不是对法律来说几乎是无关紧要的简单差别，这些特权者就应该断然被排除在外。他们可憎的特权存在一日，他们便一日不得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我知道，在大多数读者看来，这样的一些原则会显得荒唐。这是因为对于真理来说，偏见可能显得很荒唐，所以对偏见来说，真理大概也显得荒唐。一切都是相对的。我的原则是确切的，我的结论是正确的，对我来说这就够了。但是，至少，有人会说，这些东西眼下是绝对行不通的。我也根本不以将其付诸实施为己任。对我来说，我的角色亦即所有爱国作家的角色；这就是阐述真理。另一些人视其力量和境遇，将或多或少地接近真理，或出于恶意而背离真理；我们所无法阻止的东西，我们也只好忍受。假如大家都照实思考，那么一旦变革展示出符合公共利益的宗旨，再巨大的变革也不会有任何困难。除了竭尽全力来帮助传播这一开拓道路的真理之外，我还能做什么比这更有益的呢？对真理，人们开始时难以接受，继而思想上对它渐渐习惯起来，公共舆论也逐渐形成，终于，人们在实施中发现了那些起初被称作痴心妄想的原则。在几乎各类的偏见中，假使某些作家们当初未曾心甘情愿地被人当作疯子，今天的世界还不会这样开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