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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证人作证完毕后,被告证人循同样程序出庭作证。双方证人作证完毕之后,于次日进行终结辩论( Closing Argument )。在模拟法庭审判比赛中,终结辩论紧接在原、被告证人作证之后进行。终结辩论先由原告律师进行,然后由被告律师答辩。被告律师答辩以后,原告律师可针对被告律师的答辩回复。随后,法官向陪审团宣读法律指示,指示陪审团依此为原则,根据庭上的证言证据作出裁决。接着,陪审团进入密室秘密讨论案情,包括法官在内都不得进入,不得影响他们的裁决。讨论完毕后,法警分发给陪审员每人一份陪审员裁决表。陪审团根据上面的问题作答,就得出了裁决结论。陪审团裁决完毕,审判结果交由法官宣读,或法官指定法庭书记代读。刑事案件的裁决结果只是“有罪”或“无罪”,具体量刑由法官决定。在比赛中,不仅计较官司的胜负,还要按双方在法庭上表现的所有细节,评定得分。
体验法律(5)
模拟法庭审判比赛是在陪审团面前举行的程序最复杂的法庭审判,对于未来职业目标是当律师的高中生,这是一种超前的、全面的、综合性的、全方位的法律预备学习。
走进法律(1)
要有逻辑性地预先想出那么多问题,有预见性地,用计谋、策略或者陷阱,通过提问和盘问证人,让案件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沿着自己的思路,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达到这个目的,庭外要下多大的工夫?这是个无底洞。为了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高倩在庭外下的工夫确实不少。对法律,她如痴如醉。她,已经走进了法律。
女儿上十二年级时,模拟法庭比赛队又一次获得地区第一,再次参加全州决赛。这是她在高中所能参加的最后一次模拟法庭比赛。以前听女儿说过,无论比赛地点在何地,她的美国同学凯利的母亲每场必到。那年,凯利和女儿入选的州代表队到华盛顿参加全国比赛,他妈也是自告奋勇,全程自费,与领队一起,瞻前顾后,自始至终陪着代表队。我虽被称为模范父亲,与他父母比起来还是很惭愧。几年来,女儿奔波于各种各样的比赛,我极少远赴外地当拉拉队。
这是我的最后机会,再不珍惜,几个月后,女儿铺盖一卷,离家上大学,机不再来,悔之晚矣!我们决定这个周末专程去300公里外的达拉斯法院观摩两天。
与前一年的模拟法庭审判比赛不同,这一年的案子不是民事侵权案,而是一件谋杀案。
比赛使用的是由10位著名法律专家起草的模拟刑事审判的案例,以一部80年代奥斯卡获奖影片《母女情深》中母女的名字和主要故事情节为基础,改编了部分情节,成了一个母亲杀女儿的谋杀嫌案。
《母女情深》这部催人泪下的影片讲述了离异的母亲罗拉与叛逆的女儿艾玛30年的情感恩怨,最后女儿艾玛身患绝症,在病床上弥留之际,母女之间的隔阂冰消雪融,复杂的感情得以释怀。经过改编,在案卷中,检方证人的证言认为罗拉在服侍病危住院的女儿时,有切断维持女儿生命的呼吸器的嫌疑。根据母女间30年一直存在的隔阂和冲突造成的复杂关系,加之艾玛身后50万美元的人寿保险,检方认为罗拉有犯罪动机,因此指控罗拉犯下谋杀罪。
在这个案件中,检方和辩方各有3个证人证言,6个证人都试图提供对自己有利的证言,使这个案件可能具有种种各不相同的情节。
这个全部由证人的证言构成的“案件”,令人感到每个人的证言都有可疑之处——他们都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自身的考虑而提供不实证词。这就是案例的复杂和精彩之处,它给比赛双方留下了很大的发挥余地。
不利于罗拉的证人有医生、艾玛的丈夫弗拉珀和艾玛的童年好友培蒂。
医生证实了罗拉脾气暴躁多变,常为小事暴跳如雷,但同时艾玛的丈夫弗拉珀控告医疗疏忽,要求赔偿——医生有推卸医疗责任、嫁祸于罗拉的嫌疑,证言不一定可信。
艾玛的丈夫弗拉珀的证言称,罗拉是个专横无情的母亲,同时他以医院不恰当地进行化疗为由要求医疗事故赔偿。因为艾玛50万美元的人寿保险虽在孩子名下,但托管人是罗拉,罗拉如被定罪,他可以独占那50万保险金——弗拉珀的证言也未必可信。
艾玛的童年好友培蒂证实出事那晚,她参加派对回家,路过医院进去看艾玛时,看到罗拉在呼吸器上做什么,接着就被罗拉赶出来;后被警察以酒后驾驶逮住。如果罗拉谋杀罪成立被判入狱,培蒂作为艾玛指定抚养人可得到3个孩子的抚养权,最终也将得到孩子名下的50万保险金。何况她那晚也喝了不少,头脑未必清楚——证言未必可信。
有利罗拉的证人有退休宇航员格拉特、为罗拉服务了28年的女佣罗西和被告罗拉本人。
罗拉的追求者退休宇航员格拉特提供了事发当晚他在医院候诊室看到的情况,他的证言说明罗拉最爱艾玛,几个月住在医院尽心照顾艾玛,她绝不可能害艾玛。登过月球的宇航员是令人尊敬的,但是,他因为专心事业,经历了两次短暂的婚姻,现在正狂热追求案中的被告——其证言似乎难以令人相信。
女佣罗西的证言称,罗拉非常关心艾玛的病痛,经常看报纸杂志,阅读有关治疗癌症的文章。艾玛之死可能是培蒂所为,因为培蒂曾经说,“我自己没有孩子,我一定要尽一切办法得到那3个孩子”——罗西在罗拉家干了28年,如果罗拉罪名成立被判罪,罗西的工作终将不保——她的证言也不可信。
被告罗拉的证言说,如果有人搞鬼,只能是艾玛的丈夫弗拉珀,因为他是艾玛人寿保险的受益人;艾玛一死,弗拉珀就可以和他的情人结婚——罗拉本身是这宗谋杀案的被告,她的证言也许是最难被采信的。
在这个案子里,人人都有毛病,都有作为证人的缺陷,所以,人人似乎都不可信。这是一件难以理清线索的复杂案件。以上摘录的是案卷中的部分内容,事实上,案卷中每个证人的证言都是满满三四页,有许多可供检辩双方发挥的细节。对高中生来说,如此复杂的案件,盘根错节的案情,如何下手?
走进法律(2)
检方的责任是力图让法庭排除有利于被告的证言、证据,最大量地接受不利于被告的证言证据,使陪审团裁定被告罪名成立。
辩方律师的责任是力图推翻不利于被告的证言,让其不被法庭接受,还要设法让法庭接受有利于被告的证言,才能让陪审团裁定其无罪。
在模拟法庭比赛中,是根据累计积分定胜负,比赛者不仅要考虑最终裁定有罪无罪的胜负问题,还有“赢多赢少”的问题,因此要注意尽量多得分,少被扣分。
在这个案子中,高倩还是当辩护律师,为罗拉辩护,使罗拉的罪名不能成立。在法庭上,她的责任是提问本方证人罗拉,试图通过她的口,尽量多地引出有利于罗拉的证言。她还要盘问检方证人医生,说服陪审团相信艾玛的死是必然的,而不是他人所为,医院可能有疏忽,医生可能想转嫁责任,等等。她还要在庭上作最后的结辩陈述。
为了把案子准备得十分充分,她常常拿着那个黑色文件夹,琢磨里面厚厚的一堆资料,不时写摘要、笔记,还要给自己写下一条条的问题。
为了写这篇文字,我查看了她的一大叠文件夹,里面除了有从比赛组委会购买的有关资料和案卷共70页外,还有她自己写的并打印出的提问和盘问证人的问题,是经过多次修改的各种版本。粗略数一下,仅一个版本中提问罗拉的问题就有59个,盘问医生的有46个。
要有逻辑性地预先想出那么多问题,有预见性地,用计谋、策略或者陷阱,通过提问和盘问证人,让案件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沿着自己的思路,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达到这个目的,庭外要下多大的工夫?
人们也许想不到,这是个无底洞。翻阅她的文件夹,还发现了她从《美国律师协会期刊》( ABA Journal )中复印下来保留至今的多篇文章。有《开辩陈述——给陪审团讲一个印象深刻的故事》、《找对剧本——诉讼律师须置案子于令陪审团信服的模式》、《对着脚开火——某些明知会受伤还扣扳机的律师》 、《给人深刻记忆——准确的遣词使陪审团清楚地了解你的案情》 、《养成习惯——有说服力的盘问需要练习、练习、再练习》、《离开主题争论——扯得太远使律师陷入麻烦》 、《远离陷阱——特别是自己设下而不自知的陷阱》等。这些都是写给诉讼律师看的有关诉讼技巧、策略的文章。
人们常说案件本身的要件很重要,也有人说律师的水平更重要。事实上,在很多美国法庭的案件审理实践中,律师的水平、在特定的案件中采用的策略技巧对于影响案子的裁决是至关重要的,有时甚至比案件中的事实更重要。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有些案子在平头百姓看起来是明明白白的,但是最后的判决结果却大相径庭、使人大跌眼镜的原因。
在美国的法庭上,律师最重要的工作是要说服人,所以,说话的语气、语调,在法庭上的表情、表演,都会对案件的结果产生很大的影响。法庭上的“演讲”与写文章不同,要凭感觉,要懂人,要了解人。因此,律师不但要懂法律,还要懂得很多技巧、策略,要知道没有法律知识的平头百姓组成的陪审团是怎么想事情的,要知道怎样引导陪审团按自己的思路走。所以,有人说,在美国,好的律师除了懂法律,还要懂艺术,要像艺术家、演员一样会表演。这就是为什么除了阅读案卷以外,高倩还要研究《美国律师协会期刊》里的那些指导性文章。
一个周末两天,在气氛紧张的法院大楼,我混在几百名西装革履的“律师”中,跟着女儿的赛程,一会儿上楼,一会儿下楼,换了一个又一个法庭,坐在旁听席上,稀里糊涂地听了一场又一场庭审比赛。
比赛结果出来了,很遗憾,与去年一样,还是只得第九名。女儿可是抱着很大的希望得第一、进入全国比赛的呀。回家的路上,大家都不言语,安慰是没有用的,虽然才17岁,但她已经不是孩子了。想到她在法庭上,幼稚的脸上努力装出大律师的庄严,我真不知该说什么好。
我只能在心里努力地安慰她和我自己:全队十几人,没有一个队友的父母是律师,既无家庭潜移默化的影响,也无法得到足够多的技术上的强化指导;在平静的小城居住,无法到大城市的大法院观摩复杂的案子;全得州每年4 500人,200多个队参赛,得了第九名,这样的战绩,不算登峰造极,也可以阿Q式的自我安慰一番了。追求完美很好,不过,作为一个立志学法律、当律师的人,挫折也是绝对必须经历的。
在法庭比赛中,除了法律知识、法庭技巧外,女儿还学到很多的东西。比如,这个案例的编写者们,利用名著和大奖影片中感情深厚却关系复杂的母女角色,使母亲成为物欲社会中可能的灭绝人性者。这可以让对法律有兴趣的高中生了解到,在一个看似简单的、顺理成章的事情背后,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