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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却倒在床上大哭大喊的不可开交。”
我印象中爱玲至少哭过三次。除了前面胡兰成说过的两次,另外一次则与他有关。或者不知,或者不愿明言。两男一女,可见爱玲对炎樱真是看得重。第一次与胡兰成,第二次与赖雅,炎樱都是媒证。婚姻是一生大事,慎为珍重。爱玲视她已如亲人。
常听人说女人和女人之间难有真正的友情,只有男人之间才可高山流水知音相酬,心里着实不服。然而,看过了如胶似漆的女友,转身即说是非,或者因为琐碎小节反目成仇,也能体会到女人友情的脆弱,实在经不起谗言、误会和男人的颠簸。女人的敏感计较,常常会毁了看上去漂亮华丽的情感。
我自己也是怕了。看上去人缘宽阔,却是暗自谨慎,择女友如择男人,艰难而沉重。翻遍电话本找不到能够倾诉的人,找到了,电话接通,草草几句又挂断。各有各的忙,各有各的事,各有各的难。
真想有一个完全无须设防的好友,有相同的志趣,互补的性格。如果你不擅言辞,她可以代你说话;在你需要的时候,她心甘情愿地维护你。即便过了许多年,她依旧像第一天认识你那样待你。
我需要!非常需要!然而,我们怎么寂寞成这样了呢?
爱玲去美国后,只和极少人保持联系,而当中多半是出版社、杂志社的编辑。只有炎樱,她与文字无涉,只是单纯的好友。爱玲待人真,炎樱也真,山长水阔,岁月迢迢,她一直陪伴在她身边。
一九九五年爱玲去世以后,不断有人请炎樱写关于爱玲的回忆录,都她被拒绝了。因她是真正了解她的,她深知爱玲洁净,不喜这些世俗纷扰。炎樱此举堪称高洁,比落几多寻常拿他人炒作自己的名人。古有伯牙摔琴谢子期,炎樱虽是外国女子,亦有落落君子之风。
爱玲一生人缘疏冷,好友十个指头未用完都数得过来。但这又何妨?乱世中,夫妻情义都如风中落叶般摇摇欲坠。两个女子之间的友情能历经世事不动不移,真是不易。高山流水,知交零落,山冷水断叫人痛断肝肠,却合了佛家意思:好的东西就是叫人微微不安,因此不可贪恋。世景荒芜知己稀,爱玲遇着一个炎樱也尽够了。
而我,至少还有你。
第二部分海上花开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
这是爱玲被引用最广泛的一句话。爱玲的朋友、作家柯灵将这句话进行演绎,来分析爱玲成名的因由,甚是妥帖。
他说:“如果不嫌拟于不伦,只要把其中的‘香港’改为‘上海’,‘流苏’改为‘张爱玲’,我看简直是天造地设。
“……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
“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抗战胜利以后,兵荒马乱,剑拔弩张,文学本身已经成为可有可无,更没有曹七巧、流苏一流人物的立足之地了。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1943—1945),是命中注定:千载一时,‘过了这村,没有那店’。幸与不幸,难说得很。”
有了这段话,我觉得不枉爱玲和他相交一场。
爱玲的成就在陷落的上海。一九四三年,《传奇》时代的张爱玲,仿佛那个“孤岛”寂寞夜空最后一束惊艳的烟火。
爱玲是深爱着上海,在她的眼里,“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也正是在这样的土壤里,开出了她这朵奇异的智慧之花来。
爱玲最初将稿件投给了英文月刊《二十一世纪》,一份综合性的刊物,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中国人的生活和时装》,并且附有自己所绘的十二幅发型和服饰插图。由此开始,爱玲再接再厉,一连发表了九篇文章。
但是,真正使爱玲出名的是《杂志》。爱玲的成名作品《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和白玫瑰》等小说名篇以及一些精彩的散文,都是刊登在这个背景复杂的刊物上。
然后,一发不可收拾,爱玲妙笔生花,盛开在四十年代幽暗的上海天空中,又如彗星般扫过上海文坛。少年时代的天才梦,终于在风华正茂的岁月里,变成了令人称慕的现实。
她的成就引起了阵阵惊呼,也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许多人为她善意地设计她的文学道路。譬如“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书店付给稿酬,等河清海晏再印行。”爱玲则用一种委婉决断方式对这种关怀敬谢不敏。
她有自己的考虑,有自己对人生、时代的理解。她迫不及待无比激动的心情,在《传奇》序言中有过这样的表达:
“呵,出名要趁早啊!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最初在校刊上登两篇文章,也是发了疯似地高兴着,自己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像是第一次见到。就现在已经没那么容易兴奋了。所以更加要催: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在我眼里,盛名下的爱玲依然是一个小女子,外表冷漠,内心欢喜的女孩子。如她所言,“狂喜的人,我还能想像得出他们的心理;你们这种谦逊得过分的人,我简直没法了解!”
她是率真的,没有任何虚伪的谦逊。
第二部分有女如青(1)
爱玲在《我看苏青》一文中说:“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心甘情愿的。” 爱玲这一句,可见苏青其人不俗。于是,我切切地去寻找苏青。于是,我发现了一个与爱玲相近,却也迥然相异的人和传奇来。
苏青,本名冯允庄,又名冯和仪。苏青这名字,我一见即喜,喜到心里去。苏字灵透,青字又俊雅,似我这样不通平仄的人张口也能凑两句诗来:姑苏城外离人柳,别梦青青到徐家。又叫我想起诗经里“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兮;雨雪霏霏”的意境。冯和仪这个名字,我也喜欢,古雅大气,又堂皇,合着“有凤来仪”之意。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一书中就是这样称呼她的。我印象深刻。
苏青一九一四年出生于浙江宁波,长爱玲六岁。同样的富裕显赫家世。祖父是举人,先是经商,后由殷商变成地主,家有良田几千亩。宁波虽不及上海,却也开埠早,是上海的门户,开文明之先。
她的家庭虽说是书香门第、大户人家,但在她父母看来,读书毕竟不是女儿家的正经职业。虽然苏青一九三三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即现在的南京大学)外文系。但是她依然不得不早早地就辍学,嫁给了徐崇贤为妻。两人在同一所高中念书,通了两年的信,却连个照面都没打过。美其名曰自由恋爱,其实不过是信中二人称呼逐步变得亲昵而已。
旧式婚姻虽然隔绝,却有一种陌生的神秘。新婚燕尔,徐崇贤对她还恩爱有加,然而,那薄雾似的爱毕竟是不能持久的,待到两人走近,面贴面以后,就冷冷地散去了。
苏青与爱玲可有一比:一般的受过高等教育,一般的从小在优渥的环境中长大,一般的对于生活而言十足的低能。
爱玲的委屈是内生的。仅就爱而言,胡兰成的出现十分突兀,让她措手不及。她的青春期是被截断的。从父母之手到爱人之手,虽过程短促,稚嫩苍白,却简单明了。虽然有一纸婚约,二人依然是“一个金童,一个玉女”。胡兰成父母双双亡故,不用伺奉公婆,承欢膝下,少了几多口舌是非。这对拙于交际的爱玲来说自然是好事。
苏青则没那么好的运气。这受过新式教育的少奶奶处理家务常常手忙脚乱,心浮气躁。且公婆健在,怀孕生下的又是女儿,未能给徐家延续香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内不能见容于夫君,外不能见容于公婆。她的处境好比一脚踩空在阁楼上,上不得,下也不得。
如果丈夫帮她还好,起码还有人对题《钗头凤》,共唱《东南飞》。像我母亲虽与我奶奶不和,但父亲疼爱她,好歹不孤单。其实我父亲这样做是最明智的,因你是要共妻子生活的,帮了妻子,事情就有转圜的余地,即是帮了母亲。
偏偏是苏青的丈夫另有新欢,恨不得她自动隐身下堂去。背靠娘家也是枉然,嫁女如泼水,已为徐家妇,好好歹歹自己处着去吧!父母竟也做了袖手旁观人。
爱黯淡下来,生活便显露出斑驳狰狞的气色。丈夫只顾在外花天酒地,不养家,也不负责任,碍于面子,还不许她在职业上发展。纵使她有再多的戒指也供不上这样坐吃山空。无奈之下,她向他要钱以作家用,竟挨了丈夫一记耳光。他是彻底不爱她了,一颗心硬成了石头,再风化成粉末,风一吹,飘飘洒洒散落开来。
对于苏青的这段婚姻,爱玲有自己的看法:“其实她丈夫并不坏,不过就是个少爷,如果能够一辈子在家里做少爷少奶奶,他们的关系是可以维持下去的。苏青本性忠厚,她愿意有所依附,只要有千年不散的宴席,叫她像《红楼梦》里的孙媳妇那么辛苦地在旁边照应着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兴兴头头。”
“离婚吧!彼此好过。”十年之后,终于有一天苏青昂然对那个自己叫丈夫的男人说。她要去寻找自己新的生活。
第二部分有女如青(2)
一九四三年,苏青开始在《风雨谈》上连载自传体长篇小说《结婚十年》。书中有许多关于婚姻生活中女性性心理的真实描写,在现在来说算不得什么,在当时却可谓前卫。一时她被社会称为“大胆的女作家”,大红大紫,风头大大盖过今天一帮用身体写作的美女作家们。其实,不过是标题和内容用得十分大胆,真正读下去,却是写得很干净。恰如胡兰成所评:“女娘笔下这样大方利落,倒是难为她。”
说起来,《结婚十年》我没看完,但我实在是喜欢苏青,喜欢得不得了。她身上几乎集结了所有我喜欢的女人的特征:率直、独立、坚定、大气、忠贞。
苏青为人率直,连写作都不喜欢用二三人称的,“我我我”地直身而上。她与爱玲都是上海“孤岛”时期走红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