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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俗世的幸福
亦舒写《胡兰成的下作》一文，看来是动了真气。先是将胡兰成狠狠贬损一番，甚至骂出了“老而不死是为贼，使人欲呕”这样的话来。
然后，又发出这样的感慨：“不管爱玲本人的心思怎样，勿理她是不是当时年少无知，反正如果她选的是一个原子物理学家，决不会有今天这种事。”又说：“说的真是实话，此刻只觉得爱玲文章写得再好，心地再宽清磊落，她的幸福也决不是中国或全世界女人传统的幸福。”
我一直用一种热烈的情感面对爱玲，爱她的人，爱与她相关的人。这种情感浓烈到不自知程度，也觉得似乎有些不妥，想推翻一些东西，却又不忍心。
沿着亦舒的问题下去，我就在想，爱玲是否真的有过传统的幸福，或者俗世的幸福呢？卑微、麻木、算计、背叛，几乎是俗世的全部主题。爱玲将世界的底牌揭开了，看到底色是荒凉的，甚至没有着上一点光明的色彩。“散场是时间的悲剧，少年时代一过，就被逐出伊甸园。家中发生变故，已经是发生在庸俗黯淡的成人世界里。” 她对于尘世琐碎津津乐道，用的是冷眼旁光。
如此心境如何能容得下俗世的幸福呢！而真正的幸福也是俗世所不能获得的。真正的幸福，在我看来，应该是海洋般平静而澄明的。
而且，高大而清瘦的爱玲，很难让人将她与柔情蜜意、卿卿我我联系在一起，更难将她与生儿育女联系在一起。
我也曾想，如果不是胡兰成，第一个拥有爱玲的，该是谁呢？一个原子物理学家？我对那个时代以为般配的人梳理了一番，实在想不出来。想来想去，只有他了。
至于赖雅，那个爱玲三十六岁遇到的美国人，一个热情、体弱多病的老人。究竟给爱玲带来了什么样的命运？她如何评价自己这段感情的呢？不得而知。从她一贯的做派来看，也许不是为了钱。她在美国、台湾、香港之间奔波，居然是为了给他治病。这样的事情，她似乎很少深思熟虑，就草率决定了。当一切都已成定局，只能接受了。
她虽然关注种种细节，在她的小说人物中，有许多精明的角色，而自己的生活却难有一次精明的安排，都是草草而成。散漫，缺乏节奏，甚至有些不符合逻辑，难以用一个完整故事情节来描述。这给我清晰的表达增添了许多难度。或者正是这样，人们才有更多的、超出其作品以外的好奇心。
这样俗世姻缘带给她什么呢？如果说是传奇的话，也是因为爱玲的传奇。像她那样的才情，永远是一个传奇，而无论胡兰成，还是赖雅，都无法改变的。再世俗的婚姻也都会成为传奇。
因此，大可不必要牵强附会，将她的情感生活有过多的渲染，无论与胡兰成，还是与赖雅，都不是多么辉煌灿烂的个性之举；都不构成一生的荣耀或污点。因为也许她从来就没有真正关注过。
夏志清先生曾觉得奇怪，为什么一些与爱玲关系不深的人，会保留在她的《对照记》相本里；而她两任丈夫胡兰成和赖雅，却都付与阙如，原因大概如此。
这是我的猜度。
第三部分大隐大恕
看完戴文采写的《我的邻居张爱玲》之后，可气又可笑。
这是一个十多年前的追星故事，发生在一九八八年十月，性质上也能算一个具有狗仔队性质的追踪事件。戴小姐并不算得职业的记者，却有现时狗仔队人的执着风采。她想办法住到爱玲的隔壁，寻芳未至，后来，又用一条长竿子勾住爱玲的垃圾袋，在房间里细细研究。
我真是服了她，想起去翻爱玲的垃圾，还亏她写得密密条条，把垃圾报道拿出来找人发表。原先委托她的报纸自有考量，压下她的稿件，认为现在不是发表的时机，等张爱玲百年之后拿出来更引起轰动。戴小姐不甘寂寞，于是又投至别的报纸。她甚至认定该报一定会用她的稿，已经开始算计报酬了。不料该报编辑季季很有职业操守，起码她知道尊重别人的隐私，同样拒绝了她。
这篇稿子后来如何见诸报端，我不清楚，真亏她写得细，不然我们真不知道爱玲爱吃什么，用什么，该多遗憾！虽然窥测别人隐私是人的一种天性。可也要郎有情妹有意才行，这样引爱玲不悦，打破她生活的寂静真是不该。又何苦去打破爱玲隐居的神话呢？
于是爱玲立刻搬走了！且是悄悄的。
爱玲的反映让我想起一个典故。《左传》上载：昔日晋文公曾与楚王有约，如若一日两国交战，我一定命令军队先退避三舍（一舍等于三十里）。爱玲的反映正是退避三舍，但晋文公是为迷惑楚军，一举破敌。爱玲却是真的敬谢不敏，干干净净地退避三舍，她接到庄正信的电话，即刻在林式同的帮助下离开，静得连“猎人”戴小姐也没有发现她转移的痕迹。
戴文采的行为，按照美国的法律是可以被起诉的。爱玲或许深有不悦，因她一向抗拒陌生人的入侵，自己的存在分外分明，但她却什么也没做。与其说爱玲宽容，不如称赞她高傲。她是不屑与戴小姐这样的一类人缠夹不清。
东方朔有“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朝，大隐隐于市”之语，爱玲晚年居于市井，又四处奔波，堂堂千金小姐落魄如斯，在别人看来是苦，在她则是毫不介怀，“子非鱼焉知鱼之乐？”
老了的爱玲，心真是静如山岳，悠然有古代贤者乘风归去的隐逸之风了。
但爱玲绝非“生人勿进”的冷血动物。对于一些她信任的人，她又像婴孩一样毫不设防，完全信任的。
譬如她和炎樱的感情是十几年如一日，一九五五年秋天到了美国还曾在炎樱家小住，又在她的陪伴下去拜访胡适，三人在胡适家交谈甚欢。胡适是温和谦逊的前辈，素来为爱玲钦敬，早在一九五四年《秧歌》单行本出版的时候，她就从香港寄了一本给胡适，并附了一封短信。素来与人疏离的爱玲，竟然谦逊地请求胡适指点，胡适的鼓励也给她带来很大的欣喜。
与胡适的交往次数虽然不多，却很能劈刺交心，她也善于从细节观察胡适的内心，知道这个迟暮老人深藏的落寞和艰难。
如果说她对胡适是出于仰慕的话，那对与自己只有一二面之缘的林式同，她则是全心的信赖。可见爱玲也不是一味孤高的。她信赖自己信赖的人。
当然，能辨别什么人是能够信任、值得信赖的人，也是老天特别赋予的一种能力，算是天赋。爱玲即是有这样能力的人。
第三部分对照记
我喜欢照相，却不喜欢照片，因觉得它即便再鲜艳，也只是过去。内心脆弱的人无法承受它，内心坚强的人则不需要它，只有内心宽和安定的人才可以顺着它回溯，不受纷扰。
而我善变且敏感，这些东西长久搁在那里，不愿意去翻开它。只有母亲似乎有足够的闲心和兴致摆弄着它们，细细地分类，整齐地收藏着。
我坐在床上，翻开爱玲的《对照记》。午后两三点钟，阳光透过院子的葡萄藤，散散地照进来，既温和又倦怠。
这样的下午，适合回忆静静地衍生。那些照片如同一帧帧活动着的影像，在我脑海里晃动着。有比她的文字更真实的感觉，一点一滴在心里，渐渐潮湿。
《对照记》是她晚年最后一部作品。一半是文字，一半是照片。她在书中写道：“‘三搬当一烧’，我搬家的次数太多，平时也就‘丢三落四’的，一累了精神涣散，越是怕丢的东西越是要丢。幸存的老照片就都收入全集内，藉此保存。”
于是，我又想像起来，那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在大洋彼岸的一间狭小的房子里，爱玲用那双枯瘦的双手，孤独地着手整理自己的一生，对照着，回忆着。
阳光散淡地洒落在她的床边的木箱子上，箱子上有一些照片。阳光看上去黄黄的，摸上去薄薄的，然而又不是黄金纱那样华丽端然的古旧的，而是不堪回首的黄，褶褶皱皱的旧。映在照片上，那些人，那些事，恍如前生。
她从床上坐起身，走下来，给自己冲了杯咖啡，然后又坐回床边开始翻照片。写一些字，眼角眉梢，斜斜看去，仍有旧日风韵。
年轻时候的爱玲也算不上漂亮，五官也不够精致，却别有一种落拓的美。大约写作的女人都不漂亮，漂亮的女人的人生定然是丰富，自然无法安心下来写字，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也怪不得她们。
三毛、王安忆、安妮宝贝……都算不上漂亮，却依然是美的。长久沉溺于内心的人，脸上便有沧桑，眼睛里却时有一种孩子气的天真闪现，别有风韵。
爱玲的身材瘦长，胡第一次见她便觉得她是那样高大，整个客厅也塞不下她，又说：“你的身材这样高，这怎么可以？”这一声就把两人说得这样近，张爱玲很诧异，几乎要起反感。
这样高大与彼时民国流行的丰满圆润的小女子的美不同，而后来胡兰成爱上别人或许也是审美的疲劳——他觉得她不够漂亮，时日一久难免生嫌弃。这样的身段样貌，要是搁在现在倒好，天生一骨感美女，气质又独特，羡慕死炎樱这个胖丫头，让她不敢在爱玲照相时和摄影师嘀咕“她怎么这样瘦”的话了。
我素来喜欢爱玲仰视的照片，甚至是一见倾心，仿佛我印象中的这个女子就是如此。我不过是直觉，远不及李碧华点得透：“我的印象至深，是大部分张的倩影，总是仰镜，镜头自低角度往上拍摄，而她又不自觉（或自觉？）地微仰首，高瞻远瞩，睥睨人间。因为这不断出现的神情，令人有‘鹤立鸡群’之强烈感觉。一个人的小动作往往介绍了自己，也出卖了自己。即使什么也不说，却说了很多。”
李碧华简直是个文妖，看人亦是这般精道！爱玲可不是不经意间流露自己的心绪么？
她是宦门千金，却素来少与人说起自己的显赫家世，晚年写《对照记》是个例外，大概是人之将老，想追根溯源吧。
《对照记》的照片和文字很大篇幅都是祖辈们的，甚至“占掉不合比例的篇幅”。她说：“祖父母的姻缘色彩鲜明，给了我很大的满足。”晚年对家世和友人的回忆给了她最大的满足。
我也喜欢《对照记》中她错错落落的注解。她用这种方式来缅怀那个时代，一个她曾为主角的世界。在异国他乡，用老照片里的往事来取暖，确实是一件可靠的事情。
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