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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俗世的幸福
亦舒写《胡兰成的下作》一文,看来是动了真气。先是将胡兰成狠狠贬损一番,甚至骂出了“老而不死是为贼,使人欲呕”这样的话来。
然后,又发出这样的感慨:“不管爱玲本人的心思怎样,勿理她是不是当时年少无知,反正如果她选的是一个原子物理学家,决不会有今天这种事。”又说:“说的真是实话,此刻只觉得爱玲文章写得再好,心地再宽清磊落,她的幸福也决不是中国或全世界女人传统的幸福。”
我一直用一种热烈的情感面对爱玲,爱她的人,爱与她相关的人。这种情感浓烈到不自知程度,也觉得似乎有些不妥,想推翻一些东西,却又不忍心。
沿着亦舒的问题下去,我就在想,爱玲是否真的有过传统的幸福,或者俗世的幸福呢?卑微、麻木、算计、背叛,几乎是俗世的全部主题。爱玲将世界的底牌揭开了,看到底色是荒凉的,甚至没有着上一点光明的色彩。“散场是时间的悲剧,少年时代一过,就被逐出伊甸园。家中发生变故,已经是发生在庸俗黯淡的成人世界里。” 她对于尘世琐碎津津乐道,用的是冷眼旁光。
如此心境如何能容得下俗世的幸福呢!而真正的幸福也是俗世所不能获得的。真正的幸福,在我看来,应该是海洋般平静而澄明的。
而且,高大而清瘦的爱玲,很难让人将她与柔情蜜意、卿卿我我联系在一起,更难将她与生儿育女联系在一起。
我也曾想,如果不是胡兰成,第一个拥有爱玲的,该是谁呢?一个原子物理学家?我对那个时代以为般配的人梳理了一番,实在想不出来。想来想去,只有他了。
至于赖雅,那个爱玲三十六岁遇到的美国人,一个热情、体弱多病的老人。究竟给爱玲带来了什么样的命运?她如何评价自己这段感情的呢?不得而知。从她一贯的做派来看,也许不是为了钱。她在美国、台湾、香港之间奔波,居然是为了给他治病。这样的事情,她似乎很少深思熟虑,就草率决定了。当一切都已成定局,只能接受了。
她虽然关注种种细节,在她的小说人物中,有许多精明的角色,而自己的生活却难有一次精明的安排,都是草草而成。散漫,缺乏节奏,甚至有些不符合逻辑,难以用一个完整故事情节来描述。这给我清晰的表达增添了许多难度。或者正是这样,人们才有更多的、超出其作品以外的好奇心。
这样俗世姻缘带给她什么呢?如果说是传奇的话,也是因为爱玲的传奇。像她那样的才情,永远是一个传奇,而无论胡兰成,还是赖雅,都无法改变的。再世俗的婚姻也都会成为传奇。
因此,大可不必要牵强附会,将她的情感生活有过多的渲染,无论与胡兰成,还是与赖雅,都不是多么辉煌灿烂的个性之举;都不构成一生的荣耀或污点。因为也许她从来就没有真正关注过。
夏志清先生曾觉得奇怪,为什么一些与爱玲关系不深的人,会保留在她的《对照记》相本里;而她两任丈夫胡兰成和赖雅,却都付与阙如,原因大概如此。
这是我的猜度。
第三部分大隐大恕
看完戴文采写的《我的邻居张爱玲》之后,可气又可笑。
这是一个十多年前的追星故事,发生在一九八八年十月,性质上也能算一个具有狗仔队性质的追踪事件。戴小姐并不算得职业的记者,却有现时狗仔队人的执着风采。她想办法住到爱玲的隔壁,寻芳未至,后来,又用一条长竿子勾住爱玲的垃圾袋,在房间里细细研究。
我真是服了她,想起去翻爱玲的垃圾,还亏她写得密密条条,把垃圾报道拿出来找人发表。原先委托她的报纸自有考量,压下她的稿件,认为现在不是发表的时机,等张爱玲百年之后拿出来更引起轰动。戴小姐不甘寂寞,于是又投至别的报纸。她甚至认定该报一定会用她的稿,已经开始算计报酬了。不料该报编辑季季很有职业操守,起码她知道尊重别人的隐私,同样拒绝了她。
这篇稿子后来如何见诸报端,我不清楚,真亏她写得细,不然我们真不知道爱玲爱吃什么,用什么,该多遗憾!虽然窥测别人隐私是人的一种天性。可也要郎有情妹有意才行,这样引爱玲不悦,打破她生活的寂静真是不该。又何苦去打破爱玲隐居的神话呢?
于是爱玲立刻搬走了!且是悄悄的。
爱玲的反映让我想起一个典故。《左传》上载:昔日晋文公曾与楚王有约,如若一日两国交战,我一定命令军队先退避三舍(一舍等于三十里)。爱玲的反映正是退避三舍,但晋文公是为迷惑楚军,一举破敌。爱玲却是真的敬谢不敏,干干净净地退避三舍,她接到庄正信的电话,即刻在林式同的帮助下离开,静得连“猎人”戴小姐也没有发现她转移的痕迹。
戴文采的行为,按照美国的法律是可以被起诉的。爱玲或许深有不悦,因她一向抗拒陌生人的入侵,自己的存在分外分明,但她却什么也没做。与其说爱玲宽容,不如称赞她高傲。她是不屑与戴小姐这样的一类人缠夹不清。
东方朔有“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朝,大隐隐于市”之语,爱玲晚年居于市井,又四处奔波,堂堂千金小姐落魄如斯,在别人看来是苦,在她则是毫不介怀,“子非鱼焉知鱼之乐?”
老了的爱玲,心真是静如山岳,悠然有古代贤者乘风归去的隐逸之风了。
但爱玲绝非“生人勿进”的冷血动物。对于一些她信任的人,她又像婴孩一样毫不设防,完全信任的。
譬如她和炎樱的感情是十几年如一日,一九五五年秋天到了美国还曾在炎樱家小住,又在她的陪伴下去拜访胡适,三人在胡适家交谈甚欢。胡适是温和谦逊的前辈,素来为爱玲钦敬,早在一九五四年《秧歌》单行本出版的时候,她就从香港寄了一本给胡适,并附了一封短信。素来与人疏离的爱玲,竟然谦逊地请求胡适指点,胡适的鼓励也给她带来很大的欣喜。
与胡适的交往次数虽然不多,却很能劈刺交心,她也善于从细节观察胡适的内心,知道这个迟暮老人深藏的落寞和艰难。
如果说她对胡适是出于仰慕的话,那对与自己只有一二面之缘的林式同,她则是全心的信赖。可见爱玲也不是一味孤高的。她信赖自己信赖的人。
当然,能辨别什么人是能够信任、值得信赖的人,也是老天特别赋予的一种能力,算是天赋。爱玲即是有这样能力的人。
第三部分对照记
我喜欢照相,却不喜欢照片,因觉得它即便再鲜艳,也只是过去。内心脆弱的人无法承受它,内心坚强的人则不需要它,只有内心宽和安定的人才可以顺着它回溯,不受纷扰。
而我善变且敏感,这些东西长久搁在那里,不愿意去翻开它。只有母亲似乎有足够的闲心和兴致摆弄着它们,细细地分类,整齐地收藏着。
我坐在床上,翻开爱玲的《对照记》。午后两三点钟,阳光透过院子的葡萄藤,散散地照进来,既温和又倦怠。
这样的下午,适合回忆静静地衍生。那些照片如同一帧帧活动着的影像,在我脑海里晃动着。有比她的文字更真实的感觉,一点一滴在心里,渐渐潮湿。
《对照记》是她晚年最后一部作品。一半是文字,一半是照片。她在书中写道:“‘三搬当一烧’,我搬家的次数太多,平时也就‘丢三落四’的,一累了精神涣散,越是怕丢的东西越是要丢。幸存的老照片就都收入全集内,藉此保存。”
于是,我又想像起来,那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在大洋彼岸的一间狭小的房子里,爱玲用那双枯瘦的双手,孤独地着手整理自己的一生,对照着,回忆着。
阳光散淡地洒落在她的床边的木箱子上,箱子上有一些照片。阳光看上去黄黄的,摸上去薄薄的,然而又不是黄金纱那样华丽端然的古旧的,而是不堪回首的黄,褶褶皱皱的旧。映在照片上,那些人,那些事,恍如前生。
她从床上坐起身,走下来,给自己冲了杯咖啡,然后又坐回床边开始翻照片。写一些字,眼角眉梢,斜斜看去,仍有旧日风韵。
年轻时候的爱玲也算不上漂亮,五官也不够精致,却别有一种落拓的美。大约写作的女人都不漂亮,漂亮的女人的人生定然是丰富,自然无法安心下来写字,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也怪不得她们。
三毛、王安忆、安妮宝贝……都算不上漂亮,却依然是美的。长久沉溺于内心的人,脸上便有沧桑,眼睛里却时有一种孩子气的天真闪现,别有风韵。
爱玲的身材瘦长,胡第一次见她便觉得她是那样高大,整个客厅也塞不下她,又说:“你的身材这样高,这怎么可以?”这一声就把两人说得这样近,张爱玲很诧异,几乎要起反感。
这样高大与彼时民国流行的丰满圆润的小女子的美不同,而后来胡兰成爱上别人或许也是审美的疲劳——他觉得她不够漂亮,时日一久难免生嫌弃。这样的身段样貌,要是搁在现在倒好,天生一骨感美女,气质又独特,羡慕死炎樱这个胖丫头,让她不敢在爱玲照相时和摄影师嘀咕“她怎么这样瘦”的话了。
我素来喜欢爱玲仰视的照片,甚至是一见倾心,仿佛我印象中的这个女子就是如此。我不过是直觉,远不及李碧华点得透:“我的印象至深,是大部分张的倩影,总是仰镜,镜头自低角度往上拍摄,而她又不自觉(或自觉?)地微仰首,高瞻远瞩,睥睨人间。因为这不断出现的神情,令人有‘鹤立鸡群’之强烈感觉。一个人的小动作往往介绍了自己,也出卖了自己。即使什么也不说,却说了很多。”
李碧华简直是个文妖,看人亦是这般精道!爱玲可不是不经意间流露自己的心绪么?
她是宦门千金,却素来少与人说起自己的显赫家世,晚年写《对照记》是个例外,大概是人之将老,想追根溯源吧。
《对照记》的照片和文字很大篇幅都是祖辈们的,甚至“占掉不合比例的篇幅”。她说:“祖父母的姻缘色彩鲜明,给了我很大的满足。”晚年对家世和友人的回忆给了她最大的满足。
我也喜欢《对照记》中她错错落落的注解。她用这种方式来缅怀那个时代,一个她曾为主角的世界。在异国他乡,用老照片里的往事来取暖,确实是一件可靠的事情。
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