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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苦难的日子即将过去
陈晓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而且通常一旦做出选择，也会给出自己一个比较满意的解释。十多年以来，王绍臣已经不再为应不应该走上这条路而困惑，他说他正在研究的是怎么能在这条路上让自己满意。现在，王绍臣乞讨的方式是在地上写字，写下自己的遭遇，而且他并不是随便写写而已，他为了练习书法，也花了不少心思。所以他说，现在给他钱的人，多多少少都是欣赏他的书法，拿他的话说是，认为他还有点本事。不过他说这话的时候，很明显地犹豫了一下，显得有点不好意思，但是从眼神里，也还是能够看出些许骄傲。其实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眼神，我知道，以王绍臣这种性格选择这样一种很特殊的方式挣扎谋生，他也必定承受着相伴而生的矛盾和代价。 王绍臣和一般的乞丐不同，他是靠一手漂亮的粉笔字和两个孩子的大学学生证来博得别人同情的。但是，在外乞讨的日子并不好过，王绍臣经常会被执勤的保安制止。在我们的摄制组跟随他上街拍摄的当天，他刚刚摆好东西在地上坐定，一名保安就向他走来，说：“老先生，换个地方，好不好？换个地方，别人会来检查，换个地方好不好？” 王绍臣一脸无奈，眼看着保安将自己的求助信等东西一张张收拾到一起，忍不住辩解道：“换个地方到哪儿去，哪个地方不都是（有人管辖）？” 保安虽然也觉得王绍臣很可怜，但还是客气地劝他离开：“换一下，好不好。在公众场所有太多人围也不太好，所以我建议你不要在这里了，好吧？” 王绍臣抬头看着保安，皱起眉头：“我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两个孩子都要失学。” 保安依然苦言相劝：“两个孩子失学，你把这个情况向政府讲，我们也适当地资助一下，对不对？我也给你捐20块钱，把这个拿走吧，好不好。” 王绍臣低头向保安道了谢，无奈之下默默收拾起自己的东西，去寻找其他可以写字乞讨的地方。他说自己希望让人来围，因为这样他的收入还能多一点，但围的人多了，又怕警察、城管来撵，很是矛盾。当我们说起这个城市里干这行的人太多了时，弄得市容很不好看时；王绍臣承认自己也有同感，但是他觉得自己和那些骗人钱的乞丐是不一样的。 王绍臣：我把我自己看成并不是像他们一样，一个（靠）乞（讨）诈别人的钱。我就是，人家也对我评论是这样，他这个不是要饭，是在街上卖艺……我和他们的不一样，是向社会来捐助我，就是说你帮一点，你帮一点，我给小孩上学，把小孩培养出来。……等于人家是从内心给你的，不是我追着你的屁股跟你要的，这个性质就不一样。虽然都是问人要钱的，但是方式方法不一样，问题的本质不一样。你问人要的，好好，给你一毛钱，给你五毛钱，走吧，不要缠着我了。我这个，你给就给，不给（就算了），心甘情愿，你自己掏的，我没问你要，虽然放在罐里，我在那里写，你看了以后，心里头好像有种感觉，给点钱心里很踏实。 王绍臣自信地告诉我们说，听他唱歌，看他写字的人，95％以上都是相信他的故事的。有人就曾经打电话到贵州大学，证实过他儿子王龙的确是在那里上学。 晚上11点钟，路上几乎没有行人了。王绍臣决定收摊回家，但在他离开这里之前，总要把地上的粉笔字擦得一干二净。他说，只有这样才不会影响别人的利益，才有可能继续在这个城市生活下去。对于这位靠乞讨为生的父亲来说，这样的日子不会再延续太久了，因为三年后，待孩子们大学毕业的那一天，王绍臣就再也不用这么辛苦了。 王绍臣：我早就干够了，我要有点出路我就不这样干。我现在自己给自己打气，干两三年，不干了，干够了。反正是苦难的岁月即将过去，黎明就在眼前。这么长时间（已经）过去了，我就（计划）17年吧，快过14年了，还有3年时间，也没大问题。就说我不在深圳混的话，我回家以后再想别的办法和出路。反正我对我家庭，我是充满了信心和希望。后来我自己心里想想，我自己相信我自己，没什么，不怕别人看不起我，就怕自己看不起我（自己）。我有一种奋进精神，我能完成任务，把家庭搞好，把孩子培养出来以后，这也是我的荣誉。 陈晓楠：对于乞丐的真真假假，骗子的多多少少，乞丐的存在是不是影响了市容，扰乱了治安，城市人是不是早已经对乞丐早感到厌烦，这些话题，王绍臣都不愿意谈得太多。每谈及此，他就会低下头笑一下，然后说，“是啊，确实是这么回事”，但是他也想不了那么多。王绍臣反复强调的是，还有三年，还有三年，他就要回家了。最后他还提到说，他要写一本书，就写自己这么多年的经历。我不知道一个曾经的乞丐，写下了这样一本书，会有多少读者。
第一部分法制日报报道
2005年2月1日法制日报报道 中国教育部部长周济日前表示，今年将努力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促进教育公平，更好地解决教育的难点问题。要高度重视贫困家庭学生学习、生活问题和群众关心的教育难点问题。落实高校学费收入10％用于贫困家庭的学生资助政策，确保高校学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周济说，2004年秋季，中央财政安排出专项资金，为中西部地区义务教育阶段2400万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地方各级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实施“两免一补”政策，让更多的孩子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阳光雨露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在高等学校全面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新政策，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金管理办法和勤工助学、特殊困难补助、学费减免政策，为品学兼优的贫困家庭学生发放国家奖学金。 该怎么看待这名“职业乞丐——王绍臣” 2003年9月26日《深圳商报》讨论此议题，共收到来稿37件，其中有22位读者认为做职业乞丐也很辛苦，还要以牺牲自尊为代价，不应对他过多指责。有15位读者认为王绍臣的做法不值得同情。 广州拟出新规管理乞丐的讨论 建议一：造册登记勤管理——广州中山纪念堂研究专家卢洁峰女士设计了一套“乞讨人员”管理方案：1．以属地管理为原则，对全市甚至全省的流浪乞讨人员造册登记；2．对所登记的流浪乞讨人员进行甄别，并指给出路；3．所有乞丐，都必须纳入救助站的管理。各区设立乞丐清洁间，给乞丐提供洗澡、洗衣服的地方；4．对乞丐定期做防疫检查，以防止传染病的传播和蔓延。 建议二：信用审查发牌照——华南师范大学的一位周同学建议：“给了钱怕上当，不给钱又难受”是困扰救助者最大的问题之一。政府有关部门有责任对乞丐身份进行鉴定。如果是假乞丐，用假资料、假方法要钱，那他的行为就属于欺诈，积累到一定数量就可以治罪判刑的。政府应该启动一个信用审查系统，给乞丐验身，比如江苏等地的挂牌乞讨，由民政部门出证，而且一定要防伪。一个城市内可有一个联网的系统，对乞讨者的身份登记入册，如果乞讨者在一处被发现做假，他转移到别的区的时候在网上，执法人员可以查到资料，以此为由对其进行强制管理。 建议三：民间合作助童乞——在对待儿童行乞的问题上，读者的来电来信意见空前统一，认为政府、社会都不能允许儿童乞讨的现象存在。儿童乞讨，这是乞讨中的“违法”现象，我们有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有九年义务教育规定。儿童在学龄时流落街头讨生活，这就是监护人违法了！“应该有带强制性的福利机构保证孩子的权利。应该尝试创办社区型民间福利机构，聚集民间力量建立多个小规模的福利机构，首先解决眼下日益突出的残疾儿乞讨问题。” 建议四：只给食物不给钱——很多人提出一个观点：联合抵制职业乞丐，只给食物不给钱财。在假乞丐遍地的今天，只能用这样的办法做一点善事。可以倡议大家尽量不给钱，冻了送衣被，饿了送点食物，这样既能解决乞丐的温饱问题，又不给职业乞丐发财机会。这笔钱可以捐到正规慈善基金去帮人。 建议五：城市设立禁讨区——“乞丐影响市容”、“乞丐多的地方，容易乱，乱了犯罪率就高”这是众多民众一致的声音。很多市民建议，在火车站、天河城、省、市政府、步行街设立“禁讨区”。
第一部分四块钱的故事（图）
曹瑞华 1942年，出生于上海一个干部家庭，家里兄妹七个； 1958年，主动申请支内来到江西，成为九江市棉纺织印染厂的一名机修工人； 1960年，被开除出厂，受劳动教养，罪名：挪用公款； 1961年，曹瑞华被正式宣布提前解除劳动教养，重新回到了人民的行列； 1962年，留场就业； 1968年，被宣布为“反共救国军上尉连长”，糊里糊涂地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678天后平反； 1975年，回到上海，开始“黑户”生涯至今。 我平时看到人家身份证乱丢，找不到，我说，身份证这么重要还乱丢，命根子，那是命根子，那是灵魂，灵魂啊。我今天终于有个灵魂了，所以我对这身份证、户口本特别珍惜，我从来不会找不到，从来不会乱放，我很小心保护它，它像生命一样的。它是我的灵魂。 陈晓楠：上面这一番话，乍听上去，可能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能让一位60岁的老人如此激动，让他视之为生命，视之为灵魂的，竟然不过就是那张小小的，薄薄的卡片——身份证，说这话的人叫曹瑞华，家住上海，几十年以来他都拥有一个很特别的外号，黑户，因为没有固定的工作，没有身份，所以在周围很多孩子的眼中，他也长期被猜测为带有神秘色彩的坏人。曹瑞华始终沉默地进进出出，他很少向别人讲起自己的身世，也不解释自己的身份，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原因很简单，说不清楚，一言难尽。其实恐怕用一言难尽这四个字来形容曹瑞华的人生历程，真的是非常的准确，因为40年以来，这个普普通通的小小上海市民，却经历了意想不到的，比任何小说和电影都还更富有想象力的人生剧本，如果非要用什么来总结一句的话，那就是四块钱，改变了他40年的人生。
第一部分四块钱的“贪污犯”（1）…（图）
曹瑞华：1959年，厂里急需一批当时很紧缺的扳手，派我到上海购买。给我100块钱；100块钱买一打——12把；8块钱一把；（共计）96块钱；还找4块钱；开张发票。那么，我买回来以后；高高兴兴的；我说（我）做了一件好事情；就去报销；去报销（的时候）会计不在；正好有一个年轻的小孩；姓韩；他说你饭菜票有没有；我说饭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