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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超林无言以对了。
高长河又说:“老班长,还有个问题,我也请您想一想,退一万步说,就算您都是对的,可您毕竟还是说晚了,我们对田立业的任命已经通过了,总不好不算数吧?真不算数,我这个市委书记怎么办呀?市委怎么办呀?还有什么权威可言吗?我想,您老班长总不至于将我的军吧?”
这话于恳切与含蓄之中透着指责。
姜超林听出来了,说:“长河同志,对此,我要向你向市委检讨!说实在话,在这件事上我是有些意气用事了,早上一时糊涂,就没把话和你说透。你看这样好不好?由我出面向市委检讨——我做检讨,我承担责任,只要别把田立业这个同志派到烈山去就行。”
高长河笑了:“老班长,你看你,还检讨!要你检讨什么呀?市委对田立业的任命是正常的干部使用,又不是你开了什么后门。您要怕日后谁说闲话,我代表市委做解释好不好?”
姜超林不高兴了:“长河,你不要总在我身上打圈子行不行?我不是怕谁说闲话,而是怕烈山的班子再出问题!耿子敬的教训够深刻的了,用错了一个人,烂掉了两套班子!”
高长河也不退让,点点头说:“是的,教训深刻,不过,老书记,我认为这其中最重要的教训就是权力失却了监督和制约!刚才在常委会上我已经说过了,如果六年前我们不把田立业从烈山撤回来。如果赵成全之前的三个县长不换掉,烈山可能不会出现今天这种局面。”似乎觉得这话有些刺激性,便又解释了两句,“当然,我说这话也不是怪您。我也知道耿子敬这个人很能干,从开创烈山工作局面考虑重用他,也不是没有道理,问题在于耿子敬手中的权力失去了监督。我听说田立业早就向您反映过耿子敬的问题,您这么了解田立业,却听不进田立业的意见嘛。”
姜超林闷闷地问:“这是田立业向你反映的?”
高长河摇摇头:“不是,这是其他同志反映的。所以,我就说田立业这同志不糊涂,对很多问题的认识是清醒的。包括对一些经济问题。坦率地说,老书记,我对您把这样一位年富力强的同志摆在市委机关冷冻六年是有些想法的。”
姜超林脸完全挂下来了:“长河同志,你怎么可以这样理解呢?我把田立业摆在市委副秘书长的岗位上是冷冻他吗?你知道不知道,机关两个大院里的同志都说我护着他?!你这种议论我是头一回听说,真够新鲜的!”
高长河平静地说:“事实上这六年田立业是荒废了嘛!”
姜超林黑着脸:“那怪他自己,他根本不能干事,只会闯祸!”
高长河问:“老班长,那么请您说说,他都闯了些什么祸?”
姜超林想了半天,却没说出什么实质性的东西,田立业除了平时随便一些,还真没闯过什么祸。不过,姜超林强调说,这是没给田立业闯祸的机会,而现在把烈山交给田立业,就给了田立业闯祸的机会。
高长河说:“老班长,我认为这是给了田立业干事的机会。”
因为双方的观点截然相反,这场谈话不欢而散,姜超林临走时郑重声明,自己保留意见。高长河要留姜超林吃饭,姜超林也没答应,出门上车又去了金海岸。
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姜超林的车驶出市委大门,高长河有一阵子心里也动摇起来,暗想:自己在任用田立业的问题上是不是真错了?如果田立业真像姜超林预言的那样在烈山闯下大祸,他可就没有退路了。
——不过,对姜超林的不徇私情,高长河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正沉思时,桌上的电话响了,是平轧厂厂长何卓孝的电话,口气恭敬,却也带着明显的怨气:“高书记,您说说看,这都是怎么回事呀?我和东方集团约定了明天飞上海谈判,文市长却不让我走了,说是要听你的指示。高书记,那你就指示一下吧,我明天去不去上海了?”
高长河一怔,握着话筒半天没做声。何卓孝的经济问题孙亚东已经向他明确汇报过了,万一何卓孝明天一飞冲天没了踪影,这麻烦就大了。孙亚东可不是省油的灯,必然要告到马万里书记那里,说他包庇何卓孝。
何卓孝却不清楚个中隐情,又问:“高书记,是不是您和文市长的意见还没统一呀?你们领导同志意见不统一,我们下面的同志就难办了。”
高长河想了想,问:“何厂长,你现在在哪里?”
何卓孝说:“我在厂里。”
高长河说:“那你马上回家吧,我们到你家谈!”
何卓孝说:“高书记,要不我到您办公室汇报吧!”
高长河命令道:“别说了,就到你家谈,我现在就出发,你也过来。”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十九时 平阳 何卓孝家
高长河在刘意如的陪同下走进何卓孝家门时,何卓孝刚到家。
何家的残败景象着实让高长河吃了一惊。一套小三居的房子空空荡荡,没有一件像样的家电和家具。朝南的一间屋里,一个病危的老人躺在床上不时地高一声低一声地呻吟着,整套房子里弥漫着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
何卓孝很不安地说:“高书记,您看您,说来就来,我真是措手不及。”
高长河指着住着老人的房间问:“这是你什么人,好像病得挺重嘛?”
何卓孝说:“是我母亲,癌症,五年了。”
高长河问:“怎么不送去住院?”
何卓孝苦笑起来,“哪住得起?我母亲是农村户口,没有公费医疗,光看门诊就吃不消了,这不,家电家具都卖光了,老婆也闹得离了婚。”说罢又恨恨地加了一句,“不离也不行,这娘们整天折磨我母亲。”
高长河“哦”了一声,又问:“那你上班,你母亲谁照顾?”
何卓孝说:“请了个小保姆。”
高长河没再问下去,心里啥都明白了。心情真是沉痛,一个县处级大厂的厂长兼党委书记连自己的母亲的医药费都付不起,人家凭什么再给你卖命?凭什么!不是亲眼所见,他真不敢相信会有这种事。
何卓孝却谈起了工作:“高书记,上海还是要赶快去呀,平轧厂真不能再拖下去了!我知道文市长要面子,我们也会尽量争取最好的兼并条件,但是,必须马上谈呀。高书记,文市长那里,您恐怕还得做做工作。”
高长河点着头说:“是的,你明天就飞上海吧,家里的事不要担心,市里会派人处理——把你母亲送到市人民医院住院,我让刘主任安排。”
刘意如说:“好的,我明天一早就过来安排。”
何卓孝忙说:“别,别,高书记,刘主任,我没钱去住院。”
高长河不悦地说:“钱的事你不要管,我请民政局破一回例,让他们解决。”又对刘意如交待,“刘主任,明天你就以我和市委的名义找民政局,要他们想想办法,找一个合理合法的开支渠道交纳住院费。和他们说清楚,特事特办,决不能让何厂长以后再有后顾之忧!如果实在没法解决,就请他们从我的工资里慢慢扣!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何卓孝眼中的泪一下子下来了:“高书记,您……您可千万别这样!真解决不了就算了,哪能扣您的工资呢?再说,我母亲恐怕也没几天活头了……”
高长河痛心地说:“何厂长,你别说了,我已经来晚了,很多事情已经没法挽回了!”继而又问,“这些情况,你过去向文市长、姜书记说过没有?”
何卓孝摇摇头:“家里的私事,和你们领导说什么?”
高长河气道:“为什么不说?别说是领导,就是同事也得帮你想点办法嘛!”
何卓孝益发感动了:“高书记,您别说了,有您今天这番话,我何卓孝就是累死也不抱怨啥了!您放心吧,我一定会按您的指示把兼并谈判工作早日圆满完成。”
当晚。回到小红楼住处,高长河马上给孙亚东打了电话,没说别的,只要孙亚东抽空到何卓孝家看一看。
孙亚东一时摸不着头脑,问高长河:“你让我到何卓孝家看什么?”
高长河说:“你看到什么就是什么!”说罢,放下了电话。
刚放下电话,文春明的电话又到了,谈田立业去烈山主持工作的事,说是姜超林打了电话给他,火气很大,怪他没在常委会上说真话。
高长河便问:“那你说真话没有?”
文春明吞吞吐吐说:“要我说真话,我也认为派田立业到烈山不太合适。”
高长河恼火了,说:“这话你为什么不在常委会上说?我再三强调要畅所欲言,点名要你说,你为什么都不说?”
文春明辩解说:“我以为你也是走走过场。”
高长河没好气地说:“春明同志,请记住,在我这里没有什么走过场的事,会上不说,会后也就不要说,说了也没用。我们总不能自己刚刚研究决定的事,马上又自己推翻吧?开玩笑呀!”
文春明自知理亏,不做声了。
高长河便也不谈田立业了,将话头转到了何卓孝身上,把自己在何家看到的和想到的都告诉了文春明,最后不无痛惜地问文春明:“……春明,你说说看,你这个市长是不是有些官僚主义呀?和何卓孝共事十年了,都不知道自己下属干部的困难这么大,眼睁睁地看着何卓孝落到这一步,你说可惜不可惜?”
文春明显然很吃惊,也很意外,沉默了好半天才说:“高书记,你批评得对,这事怪我,我确实太官僚主义了,只知道让他干活,忽略了他的生活。事已如此,你说怎么办呢?你能不能和孙亚东打个招呼,请纪委和有关方面再给何卓孝一次机会?老何真这么毁了太可惜了!”
高长河长长叹了口气:“等孙亚东把情况都搞清楚后再说吧!”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十九时 镜湖市委招待所
田立业把李馨香带到镜湖市,安排在镜湖市委招待所住下来了,曾在电话里声称要夹道欢迎的胡早秋却连鬼影也没见着。市长办公室没人,手机关着,打传呼胡早秋也不回,气得田立业直骂娘。看看表,已经七点了,田立业决定不等了,自作主张请李馨香到镜湖小吃一条街吃小吃。
不料,喊着司机正要出发,胡早秋兴冲冲来了,进门就道歉:“二位,二位,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我们市委白书记和我谈话,来晚了!”
田立业郁郁地说:“不晚,不晚,离天亮还早呢!”
李馨香也道:“胡司令,你该不是故意要整我们吧?”
胡早秋连连打着哈哈:“哪能呀?我就是整田领导,也不敢整你李领导呀!”
到餐厅吃饭时,胡早秋仍是一脸兴奋,找着各种名目灌田立业的酒。田立业被灌得晕头转向时,先是刘意如的电话打来了,说是市委书记高长河要找他谈话,请他明天早上八点准时到高长河办公室去;继而,老婆的电话又来了,说是烈山来了两个干部,还带来了不少土特产,看望他这个老领导。这让田立业很茫然,搞不清到底发生了些什么?高长河找他谈话肯定是工作调动,烈山的同志来干什么?难道他的工作调动会与烈山有关系?真闹不清。
胡早秋咧着大嘴直乐,说:“闹不清就别去闹,田领导,你只管喝酒!”
田立业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