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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别说了,只管好好养病就是!宣传你,是因为你为我们烈山经济建设出了大力,做了大贡献,同时,也是政治上的需要!”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十时 平阳 市政府
“李记者,你说得很对,能拿出这种材料的人是知情人,还不是一般的知情人。一般的知情人怎么知道这个项目十年送礼花了六十七万三千多?数据这么准确?所以我想,我非和你好好谈谈不可,不但全面回答这份内参稿上的三个问题,还想更深入地谈谈平轧厂是怎么落到今天这一步的。从项目筹建上马到今天的材料,我让有关同志全找出来了,都在这里,你随便看,写文章需要的,还可以复印带走,对你不保密。
“先说平轧厂上马的背景,最早提起这个项目是一九八八年前后,当时,我们的省委书记刘华波同志还是平阳市委书记,这个项目是在他任平阳市委书记的最后一年提起的。当时全国是个什么情况呢?经济过热,物价疯涨,尤其是一些生产资料价格高得离了谱,什么都缺,钢材、电力、能源,没有不紧张的。平阳历史上就不是重工业城市,能源、钢材缺口很大。解决能源问题,建了个大型热电厂。解决钢材问题,就想上这个大型轧钢厂。大跃进年代,我们建了一个平阳钢铁厂,年产二百万吨,有上这个轧钢厂的条件。所以,几次论证下来,从国家到省里到平阳,三方认识一致,都认为从平阳,乃至整个东部地区的整体工业布局来看,这个轧钢厂都得上。八八年底,平阳轧钢厂正式立项列入国家重点项目。国家部委给了三个亿,省里专项资金给了一亿五,平阳地方原说也是三个亿,后来追加到三亿五。这是多少了?八个亿吧?不过,有一点请记住,这八个亿不是一下子到位的,经济建设上的事你们当记者的可能不太清楚,从来没有一次到位这一说,就是你名下的专项,你用一点也得一趟趟跑北京,跑省城,这先不说。
“再说设备引进。落实到设备引进谈判时,已经是八九年底了。八九年发生了什么?一场政治风波。原先谈定的那家大公司因为他们国家的制裁政策,不和我们谈了。AAT钢铁公司趁机发出了邀请——现在我们知道AAT公司是家信誉不好的中小型公司了,当时却不知道呀,至少我不知道,我那时是主管工业的副市长,筹建总指挥只是挂名,具体工作是何卓孝同志负责。更要命的是,和AAT一接触,我们经济账没算,先算政治账,说是打破了人家的经济封锁,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当时的报纸上还报道过。经济问题一变成政治问题就麻烦了,国家部委的一位分管领导发话了:和AAT的合作一定要争取成功。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就千方百计往成功的道路上奔吧!
“这盘大买卖一开始不就是三方出资么,所以,总指挥也是三个,除了我,还有省冶金厅的陈厅长和国家部委的王副司长。我们平阳方面主要负责基建,设备的引进考察则由王副司长和北京的一些同志负责。几次到AAT公司考察,都是王副司长带队去的,我们何卓孝同志跟着去过两次,一次被王副司长带着考察到印第安人丛林里去了,还有一次就是签字仪式。我当时就有些担心,可又不敢说,对轧钢设备我和何卓孝都不是专家,人家王副司长才是专家,我哪有什么发言权。好,AAT先是拖,后是赖,进来的设备三分之一不能用。这就是算政治账的结果。好在这时我们头脑清醒了,经济账不能不算了,于是就打国际官司。官司一打五年,直到去年三月才算最后完结。这五年,王副司长可又风光了,一次次理直气壮往国外跑,打官司嘛,重要工作嘛!结果也不知是悲剧还是喜剧,官司没结束,王副司长在美国十号州际公路上出了车祸,连随从一起‘壮烈牺牲’!唉,你说王副司长跑到美国十号公路上干什么去?AAT公司和讼诉法院又不在美国!向上反映?李记者,你说得轻松,我们敢吗!以后不找他们批项目了?这样一来,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都很大,工期便一再拖延,加上物价上涨等因素,早先的预算就一次次突破,一次次追加。从最初的八个亿,追加到九亿八千万,又到今天的十二亿,光我们平阳方面就陆续追加了两个亿,成了最大的倒霉蛋!好在姜超林同志和平阳的同志们都很理解,平阳经济情况又一直比较好,我们这两个亿才能顺利追加上去。
“考察呀,花钱呀,这些好事,大家都争着上,都认为是自己的当然权利。要负责任了,找不到主了。王副司长‘牺牲’了,遗志没人继承,一片烂摊子就甩在平阳了。李记者,你说说看,我怎么办?这烂摊子是甩在平阳,不是甩在省城,甩在北京!况且,当年我不知道会碰上这种局面,又说过大话,我只能硬着头皮上。我忍气吞声收拾这烂摊子,为国家部委和省里的追加预算和及时拨款等等问题,一次次给省里,给北京那帮官僚说好话,磕头作揖。李记者,你是不知道,人家一个科长、处长都能教训我这个市长,不瞒你说,有一次回到招待所,我砸了玻璃窗,人家还以为我是疯子呢!这还不算,去一次就花一次钱,替那些有权管我们的部门搞福利,请那些科长、处长一次次喝酒,就这样十年花了六十七万三千多!有人说,他心疼,我就不心疼吗?我是心在滴血!李记者,现在,你可以按我提供给你的这个名单去好好查查,看看最终能落实这六十七万三千多吗?我告诉你,只会多不会少!哦,我没落泪,是眼里落了点灰,过去的旧文件嘛,灰太大!
“名单你当然可以复印,我让田秘书长给你复。好,我继续说。我是市长,又挂了个总指挥的名义,气虽气,还是要顾全大局,不但自己不能把这些事往外说,也不能让别人往外说。说出去影响咱国家改革开放的形象呀,还会得罪不少人。李记者,在这里我可以向你透露一下,当年算政治账的那位国家部委分管领导,现在已经做了我们省的省长,是位女同志,对,陈红河同志。所以,姜超林书记一再和我讲:春明同志,咱们就忍辱负重吧,啥都别说了,死活把平轧厂搞上去,落个问心无愧就行了。今年初,我们好不容易把轧钢厂建成了,市场机遇却又失去了,钢材市场全面萧条,一生产就赔钱,谁敢开工生产?所以,试生产两个月,又停了,一直停到今天。李记者,你可能知道的,目前我们国家最困难的几个行业,其中一个就是钢铁,几乎是全行业普遍亏损。
“至于说工人们的集资款,情况是这样的:开头我根本不主张集资,国家投资的重点项目,道道地地的国营大型轧钢企业,刚上马时又不缺那几百万,我集资干什么?不是自找麻烦么?可后来一看,不收点钱还真不行,都看好这个平轧厂呀,都想到国家这口可靠的大铁锅里扑腾呀,热情高得让你受不了。这时,厂长何卓孝提议说,收点钱吧,名义可以叫风险抵押金,于是,就三千、五千地收了几百万——对,是四百三十二万,我这里也有账。就像我想不到十二亿会扔到水里去一样,工人同志们也没想到国家的大买卖也会靠不住,大锅饭也会烫伤你的嘴。工人同志自然不干了,从去年开始就有人提出退还集资款的问题,听说私下里还有个自发成立的清退领导小组,到市政府找过几次。我的看法是:这些钱现在不能退,至少轧钢厂的出路没找到前不能退,既是风险抵押金,就要和国家一起风险共担,让大家都有点风险意识,别以为这大锅饭就这么好吃。当然,李记者,你的意见我们也会考虑,工人同志们是不容易,可这事到底怎么解决,我个人说了也不算,我们市委、市政府还得慎重讨论。这里,我有个初步想法:一、平轧厂找到出路后,连本带息一次退还;二、愿意马上离职的,可以在办理离职手续时一次付清。
“大体就是这个情况了,原来不想说,可你不说,人家要说,你想忍辱负重都不行,那就得认真对待了。这是不是说就不顾全大局了?也不是。今天毕竟不是过去,造成平轧厂困境的旧体制正在打破,中央决心很大,这么多部委合并,职能和过去也不同了,省里也在动。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好好总结一下平轧厂的教训也是好事嘛,至少能给大家提供一些深入的思索。好,李记者,既然你也有这个认识,那你就来个‘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吧,你着出的文章,送给我看看也行,不送给我看也可以,文责你自负,事实我负责……”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十一时 平阳市委
文春明和李馨香谈话时,高长河正在市委办公室和姜超林办交接。
就在办交接的过程中,刘意如匆匆进来了,说:“高书记、姜书记,真对不起,打扰你们一下,出了点事——市委大门被平轧厂的工人们堵住了,看样子有五、六百人,要求见高书记,正静坐哩。”
高长河和姜超林都大感意外。
姜超林问:“工人们要见高书记干什么?”
刘意如说:“要求高书记做主,退回当年的集资款。”
姜超林手一摆:“这事让他们找文市长去!”
刘意如说:“文市长正在接待新华社记者,我已经打了电话过去。”说罢,看了高长河一眼,又吞吞吐吐道,“据说昨天那位新华社记者在平轧厂呆了一天,在我们田立业副秘书长的陪同下开了两个座谈会,工人们就以为退款有希望了……”
姜超林怔了怔,一下子火了:“刘主任,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田立业陪那位记者去平轧厂采访是我同意的,你是不是说我指使田立业为难高长河同志?你这个同志说话怎么变得这样不负责任了!”
刘意如不敢作声了。
姜超林阴沉着脸对高长河说:“长河同志,刚才我们在谈平阳未来发展的大思路,如何向国际大都市方向努力,像平轧厂这种比较具体的问题,我还没来得及和你谈,关于平轧厂不是谁硬要做文章,是我们个别同志背着平阳市委把它捅出去了!了不得呀,送礼就送了六十七万呀,多大的案子!”
高长河先挥挥手,让刘意如出去,其后才对姜超林说:“老书记,您别生气,我也是今天才知道,那份内参稿是孙亚东同志捅出去的,我已经严肃地批评了他,告诉他:这是违反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的。”
姜超林“哼”了一声:“恐怕不仅仅是违反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吧?”想了想,又说,“长河同志,这样吧,晚上我个人为你接风,就让这个田立业副秘书长安排,我请他当面向你汇报对平轧厂的采访情况。”
高长河点点头说:“好,就这么定,酒你就不要管了,我岳父让我带了两瓶‘五粮液’给你,我就高消费一次,沾光喝你的‘五粮液’了!”
正说到这里,办公室的电话又来了,说文春明市长已到了市委门口,工人们都轰他,一定要见高长河,问高长河见不见?
高长河考虑了一下,同意去见。
市委门口的群访工人真不少,加上看热闹的,五、六百都不止。不但大门堵了,门前的道路也堵了。公安局来了不少同志,在街面上和市委院内分别组织了警戒线。市长文春明正在政府办公室几个同志陪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