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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通话是在以后四天里俄国人坚持要求的许多次通话当中的第一次。主要是纳简斯基的妻子，当然还有其他的亲属，他们轮番地哭泣着请求他重新考虑他的决定。
“想想我们，”他们告诉他，“想想将落到我们头上的毁灭和耻辱。”
纳简斯基开始明显地动摇了。在白厅、外交部和军情五处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外交部要允许通话。俄国人却从不允许我们接触在莫斯科被逮捕的我们的人，如格雷维尔·温。可外交部根本不考虑我们的优势和纳简斯基的利益，只坚持外交往来上的一些细节。
“我们不能拒绝家庭人道主义的接触。”他们说。
第四天纳简斯基告诉我们他决定回去。这件事给他的家庭带来了太多的麻烦。麦考尔试图指出各种危险，但都没有用。他就像一个在手术台上的病人，在生与死之间徘徊。现在我们能感觉到他在悄悄离去。
“你坚持要回去？”在他快回去之前，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问他。
“我要干什么已经不再重要了，”他毫无表情地说，“我已经为我的家庭尽到责任了。”
宿命是纳简斯基惟一的庇护所。他是冷战当中许多不露面的牺牲者之一，他的一生被东西方面对面的两支秘密大军毁掉了。
但是，如果我们陷入了叛逃者提供的情报迷宫中，那也是我们自己的错，我们迫切需要有一条出路。安格尔顿为了使自己走向安全地带，他选择了对戈利金的盲目信任。然而只有一条路才行得通，那就是把迷宫的建造者请来，帮助我们寻找一条出路。虽然，我开始时是戈利金以及他的理论的狂热崇拜者，但到了六十年代末我开始对这一切产生了怀疑。
问题是戈利金对他的“方法论”的迷恋。他声称，如果让他接触西方情报部门的档案，那就会在他的记忆里触发联想，这种联想会引导他发现间谍。他的这个理论是，他在捷尔任斯基广场看到的情报有许多是删改过的，换句话说，这就是用伪情报源来保护为克格勃提供情报的间谍的身份，如果他阅读西方情报部门的档案时，他就可能抓住与他在克格勃档案室看到的材料相似的各点。
利用戈利金有两种方法：一是接受他的方法论，允许他支配反情报政策的整柄剑；二是继续从事那种试图从他那里淘出事实的金屑来的恼人的工作，例如在他所看的报告里的情报，一个间谍的大概住址，等等，然后再用反情报的正统方法对它们进行调查。
戈利金是极有用处的，西方反间谍机构成功地从他那里获得了这些有事实根据的线索。这就是我们怎样抓到瓦萨尔，怎样使马塞尔·查利特发现了乔治·巴格的原因。戈利金的政治情报也是一样。凡他坚持的所看到或听到的东西总是使你感到印象深刻而且真实可信。例如，毫无疑问，他参加过谢列平的那次著名的大会，会上建立了负责假情报行动的D 处。但是，他根据自己知道的一点东西来推断并发展广泛的理论时，或企图把在他叛逃后发生的事与他的理论相吻合时，那么他的这些情报就是灾难，例如他那关于搞四十年假情报的伟大计划以及中苏分歧的说法就是这样。
戈利金在军情五处的支持者占大多数，我也是其中之一，但很快我就同他的广泛的理论决裂了，也不再严守他的方法论了。只有阿瑟和一些像斯蒂芬·德·莫伯雷那样的低级官员还在相信他的理论。莫伯雷在六十年代初担任军情六处驻华盛顿的联络官时，负责同戈利金联系。
但在华盛顿，情况就完全不同。安格尔顿把“方法论”的钩、线和钓丝锤都吞了下去，允许戈利金自由翻阅中央情报局的档案，胡乱指出叛徒。这样做常常使他的决定站不住脚，其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此外，还导致反情报工作出现极大的错误判断。一大批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受到了不公正的怀疑，其事业遭到了毁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苏联处处长戴夫·墨菲。由于戈利金的线索，如此之多的各种官员受到怀疑，到头来，情况愈来愈糟，以至于中央情报局决定用解散苏联处来作为排除这种怀疑的惟一办法，并用一批全新的官员来重新开始工作。显然，这是一条走出迷宫的路，但这并不能弥补全局士气风貌上的损失。
虽然军情五处避免了中央情报局的过激做法，但戈利金还是很不好对付的。他过分自大，认为对所有的叛逃者都要远远保持着距离，让他们自食其力，尽可能少地给他们反馈，使他们不能够对自己在情报部门活动中的意义作出评估。自从戈利金在一九六三年第一次来英国时，我们就向他敞开胸怀，我同别人一样对此负有责任。当米切尔案件开始时，经霍利斯和琼斯的同意，阿瑟和我把什么事都告诉了他。他甚至按照一个著名的契卡情报官员的名字，为米切尔案件选了一个代号“斯皮特斯”。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们在追捕一个高级间谍，因此他不可避免地要在给我们的情报上添油加醋。一九六三年有若干月是在紧张，而且几乎是歇斯底里的气氛中度过的，到处都弥漫着叛变的腥味。我们是怎样靠着他的理论带来了恐惧，这是显而易见的。
但毫无疑问，他对西方的渗透情况是知道的。英国、挪威和法国的记录都证明了这一点。但由于我们太性急，以致没法得到他所有线索的一个完全没有讹误的版本。我敢肯定，西方仍然在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
一九六七年，潮头终于冲向了戈利金。第一次卡扎布会议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召开时，他应邀去讲话。所有到会的人都迫切期待着他的出现，因为在过去的五年里，有那么多的东西是从他那儿来的。戈利金像往常一样趾高气扬，他很快就西方情报部门没有正确地理解他的材料这个问题发表了长篇大论。
“我知道更多的间谍，”他叫喊道，“为什么你们不愿意同我合作呢？”
他着重谈了英国，他声称许多渗透还未被发现，只有他才能找出来。琼斯脸上带着微笑，这种笑是他专门用来对付那些讨厌的人的。他一贯憎恨在大庭广众当中张扬家丑。他最后终于耐不住了。
“你要什么？”他问道。
“档案……接触你们的档案。”戈利金回答说。
“好吧，你可以看——看你喜欢看的任何档案。我们倒要看你是否能给我们点什么东西。”
戈利金是在一九六八年春天投奔过来的。我最初敦促他直接过来，当时伦敦正是冬天。他阴郁地告诉我，他一生当中见到的风雪实在太多了。他被安置在布莱顿附近的一幢安全的房子里。麦考尔和他的妻子同他住在一起，为他理家并与他作伴。每个星期，我都要用公文包装一包档案，从莱肯菲尔德大楼送到他那里，以便他研究。
我第一次把材料给他时，曾警告他不要做笔记。琼斯和我都担心，在他的“方法论”背后的部分动机，是从西方情报机构里收集尽可能多的情报，为了某种未知的将来的目的。
“当然，”他傲慢地回答，“我是个行家，我懂这些。”
戈利金钻到军情五处最秘密的档案里过了四个月。迈克尔·麦考尔到格林·米尔斯银行取出了一万英镑的现款，装在一个小手提箱里，带去给戈利金。
虽然花了这么多的钱，但戈利金给我们提供的东西却少得可怜。琼斯曾要他摊牌。当然也有些有用的东西。他研究过“维诺纳”，并用他在克格勃那段时间的知识，补充了几组。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来研究剑桥三军联合语言学校的档案，查看入学者的各种材料，看看有没有引起他注意的人。我们甚至还搞了一次声音测试，参加者是一些戈利金尤其感兴趣的人，主要看看戈利金能否从他们所用的习惯用语中发现他们有没有克格勃指挥官的俄语词汇。这个办法虽然很高明，但从未收益。最后，我们决定唯一能安全做到的事是关闭这所学校。
然而，在关键的领域里——他能否在渗透问题上弄点眉目出来——他完全是个失败者。他对斯克里普金的指控补充了一些细节。他的确有一套稀奇古怪的理论。他花了若干个星期研究“维诺纳”通讯，看看能不能帮助我们识别出未知的匿名者。有两个人特别使他感兴趣——戴维和罗莎——根据已破译的电文，这两个人显然在一起工作，大概是丈夫和妻子，或许是兄长和妹妹。戈利金要求把所有参与“维诺纳”通讯工作的军情五处的官员的档案都给他看。一天他宣布他有了答案。
“你们的间谍在这里。我的方法论发现了他们。”他阴沉地说，像法师一样用手指指着放在他面前桌子上的两份档案。我对这两份太熟悉了，是维克托和特斯·罗思柴尔德的。
“别荒唐到了极点，阿纳托尔，”我说，“维克托是安全局最好的朋友之一……你是怎么扯到这种结论上去的？”
“他们是犹太人。戴维和罗莎是犹太名字……”
在我听来这就像克格勃的反犹太主义，我不禁想起如果这里是中央情报局，我是安格尔顿，那么维克托和特斯就肯定已经根据戈利金毫无根据的解释被列入间谍名单了。
戈利金“方法论”的主要问题是他解释档案时仿佛他仍然在克格勃一样。他查找搞错了的行动，或个别官员的错误。
“这个人现在在哪里？”他会问。
“还在原来的地方。”我会这样回答。
戈利金好几天都不说什么了，然后又宣布他敢肯定哪个人是叛徒。
“但为什么，阿纳托尔？”
“因为在克格勃里，失败是一种严重的罪过。你不会再获得信任，这使人不快，也许这时他就想到转变。”
他从来不懂西方文化，由于未能一帆风顺地见到斯大林，他的事业失败了，因此被驱上了叛逃之路。他推测西方的任何一个人都会以同样的方式采取行动。
“但在西方不是那样，”我常常告诉他，“我们在这里不会那样干——只是在联邦调查局才会发生这种情况。”
戈利金会显得惘然若失。他是一个几乎没有幽默感的人。
“瞧，阿纳托尔，我们在这上面已研究了二十年，我们还不知道谁是间谍，你的猜测对我们一点儿帮助也没有。”
他看着我，又看看档案，仿佛要让我因为怀疑他而感到内疚。
“你知道什么，彼得，”他叫喊起来，“你没有像我那样在捷尔任斯基广场上呆过。”
如果不是他的虚荣和贪婪，他会是个真诚坦率的人。他像所有俄国人那样会有突如其来的悲伤。我记得，有一个下午，我把沃尔科夫的档案拿给他看，当他知道这个企图叛逃的人的档案最终落到了金·菲尔比的办公桌上的故事后，他开始哭了起来。
“你们怎么能这样粗心大意呢，彼得？”他痛苦地问道。他深知，要不是上帝的慈悲，他戈利金也会遭受同样的命运的。
麦考尔和我显得惭愧，但却没能辩解。
在他的停留期间快结束时，我们谈到了假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