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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喜欢谈打仗的事情，一开口就滔滔不绝。谈起武器从哪里来。他说：“都是跟我捣乱的人给送上门来的。有这个国家，也有那个国家的。现在我不爱那些了，我爱这个——”他顺手从腰里掏出一支美造白朗宁，“是宋巴图鲁送给我的。”他对宋希濂新近配给他的参谋人员和全副美式电台，整天跟着他团团转，很感满意，翘起大拇指说：“加克斯，宋巴图鲁的巴郎子很听话，机器也听话，随时可代我和宋巴图鲁谈天。”
我提起在将军戈壁北沿荒滩上散见一具具直挺挺的人骸骨，有些骸骨还挨贴着锈烂的三八枪时，他说：“那是前两年冬天（指一九四四、一九四五年），你们那边——”他一时觉着说失了口“那是听说有个什么糊涂将军（指胡宗南）派来跟我捣乱的巴郎子，等不及我花一颗子弹，‘呼达’就叫他们冻死在戈壁上喂狼，现在提起来不愉快了……”
他主动对我谈的最多的是他神话自己的“传奇”，诸如“呼达”派他来代表行道等。他把他历年来出没天山、阿尔泰山各交通险隘杀人越货的行经。统统唤作代“呼达”行道。他站在什么地点，什么地点就下不了雨滴。他从他自己忆述的大小百次作战中，举出许多“例子”，证明敌人把他完全包围的时候，“呼达”就给他开路，让他脱险。他有两打拜把巴图鲁，个个都是神枪手，要射你的左眼，保证不会射中右眼。当年国民党哈密专员尧乐博斯也是他的拜把兄弟，但他嫌他缺乏英雄气概。他说：“他虚有其名罢了！”（尧乐博斯，维语是老虎）他说他可以骑在马背上一边打仗，一边睡觉，能连续十天八夜。前几年盛世才到处抓他的时候，他却两度跑到迪化，想进去割下盛世才的脑袋喂猎狗。询及他的部落情况，他大言不惭地说：“全新疆的哈萨克都是我的部落，不下一万顶帐篷（在他看来一万是个很威武的数字），东起乌里雅苏台（蒙古西部省），西至阿拉木图（在苏联哈萨克斯坦），都有我的巴郎子，我乌斯满叫往东，他们不敢往西……”他扯得越来越远了，拉回来问他现在的情况时，他却一时哽住了。
……
在另一个场合里，据骑五师（原骑五军改编）第七旅第一团团长韩国藩（一九四七年北塔山防守者之一）当年对我透露，在事件爆发前×月（记不清准确时间了），在一场根由不甚明了的乌斯满与外蒙边防军冲突中，乌斯满的中心部落被击星散。混战中，乌斯满仅带出他的马上老婆和第二个拜把巴图鲁（名字忘记），连他，三人溃逃至哈萨坟后，顾影对泣。据说乌斯满对宋希濂配给他的参谋人员承认过，这是他平生第一场痛哭。他曾含泪遥对北塔山主峰信誓旦旦，寻隙报复。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亡命之徒，尽管他在别的地方撒了不知多少弥天大谎，可他这把“狗熊泪”恰如其分地给后人提供了北塔山峰火的地下线索。谁相信当年国民党官方所大肆渲染的北塔山事件那样严重得是“西北的九一八”呢？
吕器是中央社的资深记者，他是第一批赶赴现场的记者之一，先后共写出2万字的报导。受到国内外媒体广泛引称。这幅画像的色彩过于浓烈。这与它的写作年代有关。透过画像，我仿佛看到了另一个人，就是乌斯满相当崇拜的黑喇嘛－丹毕加参。
关于乌斯满到底是搅进了一场无枉之灾，还是事件的策划者之一？人们普遍倾向于后者。一个原因，就是人们认定，他的背后有“宋巴图鲁”——宋希濂，特别是还有美国驻乌鲁木齐的领事马克南。有国民党嫡系将军，甚至还有美国直接伸出的黑手。该有的都有了，也不再缺什么了。
可是，在宋希濂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特别就此作了说明。
他指出，这个据称秘谋制造了“北塔山事件”的美国外交官马克南，是1947年7月才到乌鲁木齐履新的，而且来到乌鲁木齐，一开始只是领事馆的秘书，以后才代理副领事。可“北塔山事件”发生在他到乌鲁木齐的一个月之前——1947年6月5日。把一切坏事归咎于美帝与苏修，当然便捷，可让人费解的是：这究竟为什么？为了污蔑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蒙古？在欧洲，在西柏林、在奥地利，在哪儿也比在这个地图都标不出来的“北塔山”容易操作，影响更大。说实话，没有这一仗，谁在乎这个北塔山的主峰阿里东鄂博在哪个国家的境内？策划这种事件，不但“缺心眼”，而且其具体操作的难度与“成果”的影响力相比，简直不成比例，用“高射炮打蚊子”都远不能说明问题。
《黑戈壁》九（7）
值得注意的是，在“北塔山事件”中，“马克南”的出现是有其他背景的。
在1943年，外蒙古用军火支援了乌斯满时，特意还派出了一个将军，叫做“马克吉”，作为军事顾问，协助乌斯满在阿尔泰成立了“阿尔泰哈萨克族复兴委员会”，并且陆续收到数量更多的枪械。在当时的文件中，马克吉曾一再出现在乌斯满的大帐之中。实际乌斯曼与苏联，与外蒙古，关系时好时坏，乌斯满的立场是清楚的，他要当哈萨克人的“王”。苏联与外蒙古的立场也是清楚的，他们要通过代理人实现他们的政治目的。这里，我无意暗示什么，我觉得，当我们离开事件有了足够的感情距离之后，才能客观地探索事件真相。选择“北塔山事件”作为例证，是因为它关系到乌斯满，关系到以后乌斯满从黑戈壁擦肩而过的原因。乌斯满是可以与黑喇嘛作类比的人物。他也是被红色力量捕获过，并在被逐出自己的活动区域之后，开始败逃；他也是始终使对手感到不安的、势不两立的代表。他也希望在远离旧的恩怨的地方，开辟新的天地。当然，这种愿望注定不能实现，因为他的对手不会放过一切置他于死地的机会，就象他也不会一样。
事实上，外蒙古与乌斯满的关系，确实是复杂又清晰的。
在台湾出版的《新疆风暴七十年》（5191－5192页），披露了一份《外蒙古向乌斯曼提出的要求》的机密文件，这份文件可以证实，外蒙古以及苏联，关心乌斯满主要是为了阿尔泰（阿山）。在“辛亥革命”前，阿尔泰、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唐努乌梁海，都是直属中央的政区。清廷退位，苏联与外蒙古已经陆续将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唐努乌梁海从中国的版图上割了下来，只有阿尔泰，杨增新及时下手，归入新疆，还在中国境内。对于新疆来说，阿尔泰的地理位置怎样评价都不会过分，没有了阿尔泰，中国就没有了惟一的北冰洋水系的额尔齐斯河，此外，就必须仰视居高临下的强邻。一旦出现内乱，俄罗斯与外蒙古，随时可以下山“摘取”他看上的果实。《新疆风暴七十年》披露的事实还有：1942年，乌斯满曾被外蒙古抓获，关押了4个月之久，到1942年7月才被释放回国。在1943年间，乌斯满用阿山的马匹、金沙等从外蒙古换回大量军械。到“北塔山事件”爆发时，怎样对待乌斯满有了另外一个取舍。而乌斯满对待“革命”的典型立场则是：“抢光牲畜自然也革命了。”
现在，一想到“说话的猛兽”“奔走的石头”，我就会“回到”黑戈壁。
在我“接受再教育”的六七十年代，可以说因为“距离”太近，我无法理解就在军马场以及附近发生的许多事件，尽管他们总让我产生身在其中的感觉。我看不到黑喇嘛、马仲英、尧乐博斯、乌斯满有什么区别，我奇怪的只是，为什么他们都与我生活工作的区域有如此密切的关系。
我一再说，那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那也是一片遗产丰厚的土地。今天我常想，当初如果我更关心在这里发生的历史往事，也许我“毕业”会更早。
刚到军马场，我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
在战备的紧张期间，一架飞机突然降落在雪原上。几个哈萨克牧人在黎明时发现前方有篝火，驱马一看，竟然是一架不知道是谁的、属于哪个国家的飞机。驾驶员用哈萨克语说：飞机出了问题，请帮忙拉一下。牧人赶回村庄，叫来在家里的男女老少，动用了一切牲畜，人推，牛马拉，飞机终于发动了。当它飞过人们头顶时，飞行员扔下几枝枪，说：“这是给你们的报酬！”原来那是苏军最先进的武器，连我们军分区的人也不会用。送到北京，成了宝贝。
对此，我一开始坚信不疑。后来，不断听到这个故事的新的版本，才当作不可靠的传说。前几年，突然无意中知道了它的终极来源。
从1937年起，阿山（阿尔泰）的哈萨克人开始背井离乡，向东南逃亡。他们之中有许多是几十年前（俄国十月革命前后）从俄领中亚拥进中国境内的难民。这些牧民和他们的牲畜陆续进入了巴里坤。为了阻止哈萨克牧民随意游牧离境，盛世才从督办公署的航空队中抽出了几架飞机，进驻哈密的机场，执行空中拦截任务。
一次，苏联教官与航空队的中校中队长王膺祺各架一架“P－5”飞机前往巴里坤执行任务，但只有苏联教官的飞机回到了哈密。苏联教官说，在返航时不知王膺祺为什么一直东飞，而不是按航线折返哈密（向南飞）。当时仅仅根据王膺祺携带的汽油能够飞到日本人在额济纳“二里子河”修建的机场这一点，断定王膺祺叛逃，投奔了日本。王膺祺的直系亲属因此全流放到伊犁。
8年之后，1945年，哈密山区的牧民向政府报告，在天山一个雪峰之下，发现了一架坠毁的飞机。当地立即派专人前去察看，不但见到了飞机，还见到飞机里有一具干尸，经辨认那就是早已冻死的飞行员王膺祺。这时，盛世才已经离开新疆，到重庆出任农林部部长，苏联教官也回国了，王膺祺的家属全部死在伊犁的动乱中。平反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就连当时定案的人牛振汉，也早就成了盛世才的阶下囚，陷于“暴动案”的冤狱。
——这就是“苏修”迫降的飞机。只是其间间隔了30年。
《黑戈壁》九（8）
人们总说：巴里坤、伊吾、哈密东北部山区，是“没有新闻”的“空白区”。这句话如果可以理解成：巴里坤、伊吾、哈密东北部山区，没有常规的新闻，那就准确了。特别是与其有关的人物，没有“常规”人物。
否则，“伊吾四十天”怎么可能发生呢？
在六七十年代之交的战备期间，出了一件与尧乐博斯有关的事。当然，那次战备就是因为已经去世了的尧乐博斯要“反攻大陆”而起。
在北山深处的一个叫做辟特霍勒的地方，原来一直居住着一个独身的牧民。他一个人放着几十只羊，在山谷中有一眼泉水的地方，利用背风的山脚建造了一间土房子。他与羊住在一起，羊是他的“家人”。辟特霍勒，据说含义是“峭壁”，果然峰回路转处，是个极为陡峭的山崖，在峭壁上，一些深凹的的石缝，底下的甚至可以容人躲避风雨。峭壁中央，有个仅可容纳一个人爬行的山洞，平时可以见到岩鸽出入。但人很难（几乎不可能）在没有支撑的情况下攀到那样的高度。
谁会注意到这个几乎可以说是个哑巴（他从不与人交谈）的牧人？谁会关心他的冬凉夏暖的“石窟”？那里面，人是睡在羊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