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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距离京师最近的唐通最先率部来到北京，实际上他也是唯一一位赶上了勤王的将领。十二日，他带的八千士兵屯军在齐化门（即朝阳门）外，并且立即陛见了皇帝。
崇祯皇帝总算见到了一支救兵，欢喜异常，又是赐宴，又是赏银，说了许多嘉奖的话，赏给唐通白银四十两（没写错），其所部兵丁每人银五钱。
崇祯皇帝本来的意思是要让唐通部驻扎在北京城外抵御敌军，还派了太监杜之秩作为唐通部的监军。但唐通为此大为恼火，对人说：“皇上晋我太师，封我伯爵，却又让内官在我头上节制我，我还比不上一个奴才呢！”于是上疏说兵少不便于平地野战。应去居庸关设险待敌。而后也不等朝廷批复，竟自带上队伍走了。
当年己巳之变，京师第一次戒严的时候，袁崇焕率部千里驰援，兵力雄厚，却不能不时时处处震慑于朝廷的威严，生死与夺听凭天子之命。而现在。一个只有八千人马的小小总兵官就如此骄横跋扈，崇祯皇帝追今抚昔，真是不胜感慨。
但事急从权，因为还要用这些武将，也就无可奈何。他只希望唐通能在居庸关挡住李自成的大顺军，至少能抵挡一些时日。以便更多的勤王之师赶到。
但其他的勤王部队却一直不见来到。向南方派出的信使都如羊入虎口般，渺无音讯，根本没任何消息回传。而辽东的吴三桂因为在关外有许多军民需要安置，拉家带口又行动迟缓，直到七月十六日才入山海关，可此时京城已经无救。
至于镇远城余继的狼啸镇，因为要接收宁远这座空城。非但不能抽出兵力入关，反而自己的兵力也变得单薄。而且余继谨记着吴世恭要他们扎根关外的命令，也不能随随便便地放弃镇远、宁远这两城，所以也只能对京城的危局视而不见了。
七月中旬，京中已是一片大乱。许多住在京城但不在现任上的官员和大批官员的家眷不顾禁令纷纷想要出城向南方避难，普通的士民工商也不乏想要出逃的，城门口大小车辆已经变得拥挤不堪。
可是崇祯皇帝怕大批逃亡扰乱军心民心，更怕大顺军的奸细大量混进城里。所以决定关闭城门，不许随便出入，有些城门甚至用砖土堵了起来。他还上谕兵部：“敢有论言惑众及私发家眷出城者，擒治。”但除了这些措施之外，也就再别无长策。他仍然在不停的召对朝臣，但每次都照例毫无结果，想到命运的不济和朝臣的可恨。他也每每不禁悲从中来，接连几日都是痛哭着回宫的。
十五日，前几天还表示过忠心耿耿的唐通和他的监军太监杜之秩在居庸关向大顺军投降，京师西北的最后一道屏障不复存在。这一天。大顺军权将军刘宗敏已经把檄文送到了京城，说是“定于十八日入城。”
于是大明朝廷连忙把京师主力部队“三大营”安扎在齐化门外，准备在城东迎敌，城西则拒守。但京营总督襄城伯李国桢对如何守城毫无定见，只是坐在城楼上，凡事都听提督太监王承恩的指挥。而守城的士兵大多都是京师豪门子弟雇佣贫民替代的，既无斗志又乏训练，加上缺粮缺饷，士气低落已极。
北京城是一座极难守御的城池，因为它简直就太大了一些。如果有十万兵力，才可堪堪守卫住外城墙，而且面对着敌军集中进攻，可能城墙的某一处就会不堪重负，被敌军突破。所以以往守北京城的方法，都是把大军驻扎在北京城外，依托城墙上的火力，不让敌军靠近城墙以阻止敌军的攻城的。
而现在京营总督襄城伯李国桢也是依循着故例来守御北京的。但他完全没考虑到实际情况，京营的将士已经是军心涣散，站在城外，不要说战斗了，就是不逃跑也根本做不到。所以李国桢是白白的把这些宝贵的兵力浪费掉了。
李国桢应该索性把三大营都撤入城内，依城死守，说不定还能创造一个奇迹。毕竟那些京营将士可以在城墙的掩护下作战，胆气也会大上一些。再加上身居城内也无处可逃，那么最后也就只能和李自成的大顺军拼命了。
十六日，崇祯帝仍然按照原来的日程安排召见了在京考选的地方官员。这时候城外军情急如星火，照道理是应该停止这些不急之务，但早朝的时候群臣相顾不发一语，他自己也不知该做什么事情，与其枯坐焦心，不如有点事干。
但在召见的时候，考选官员们已经察觉出皇上的表现颇为异常。他对被召见的人又提出如何筹军饷，如何安人心这些老问题，却无法集中精力听官员们的絮叨，一会儿左顾右盼，一会儿无缘无故地笑笑，一会儿又亲手磨墨、斟茶，完全没有了往常那副庄重严峻的样子。
第八百六十八章覆没前夕（下）
崇祯皇帝这次召见差不多用了一整天的时间，直到一个太监送进一份密件，崇祯皇帝看过之后，颜色大变，丢下召见的官员们急匆匆地走了。
有人说那份密件报告昌平失守，但昌平那天实际上还没有失守，只是过居庸关之后都是平川，通往京城不一定非经昌平不可，大顺军的先头部队在十六日已经到达京郊。估计密报所说的就是京城附近发现大顺军的消息。
当天夜里，崇祯皇帝彻夜不眠。他绕着宫殿狂奔长号，又是顿足捶胸，又是悲泣叹息，又是大叫：“内外诸臣误我，误我！”已经陷入了半疯狂状态。而这时候内外诸臣却大多已经作好了开城投降的准备。司礼太监曹化淳、兵部尚书张缙彦等人拟了一个开城投降的公约，宫中朝中的许多大太监、大官僚都在上面签了一个“知”字。当然唯有崇祯皇帝不知。
十七日早朝，崇祯皇帝再一次同群臣讨论如何应付危难，再一次当众落泪，诸臣也再一次跟着哭天抹泪了一番。有人提出起用阉党中的人才冯铨、霍维华、杨维垣等人。且不说可用不可用，几个人都远在外地，起用了对于守城也毫无用处。
而崇祯皇帝听着这些废话实在心烦，懒得去说话，他用手指在桌案上写下了“文臣个个可杀”几个字，让身边的司礼太监王之心看了看，又抹了去。他实在想把这些昏庸怯懦的朝臣们杀个痛快，可是在这旦夕间就要覆亡的时刻，他其实连杀人的能力也没有了，只能等着大顺军来完成这一遗愿。
上午，寥寥无几的几个大臣心急火燎地守在宫门外等待消息，一面议论着形势。有人说只能听天由命，也有人强打精神说城池坚固，守几个月没有问题。
突然间负责守城的襄城伯李国桢独自骑马赶来，衣冠不整。面色仓皇。崇祯皇帝忙宣他入殿，问他守城情况如何？可李国桢趴在地上哭着说：“守城的军队都不服从命令了！都躺在城上，用鞭子打起来一个，另一个又躺下。怎么办呢？”
崇祯皇帝也同哭道：“诸臣误朕到了如此地步！”于是殿里的文武大臣和太监们都跟着一起恸哭起来，声彻殿宇，外面都听得清清楚楚。
等到崇祯皇帝打发走了文武大臣，又召集太监。要太监们去武装守城。太监们哗乱一片，直到傍晚才组织起来几千人的一支队伍，分了皇上临时拿出来的二十万两银子，乱哄哄地到各城去了。
这时候，大顺军已经把北京城团团围住，齐化门外的“三大营”不战而溃。平则门（今阜成门）和彰义门（今广安门）等处都遭到攻烈攻击。四处火光冲天，炮声动地。
在又一个不眠之夜里，崇祯皇帝明明白白地想到了死。人生自古谁无死？但是作为一代“英主”，却这样狼狈不堪地“以身殉国”，实在心有不甘。只是逃已无路，守又无策，岂能奈何也？
十八日清晨。他最后一次召对阁臣，垂头丧气地说：“不如大家一起在奉先殿完事（自杀）。”阁臣中竟没有一个响应。奉先殿是宫内供奉祖宗牌位的地方，面对着列祖列宗毅然投环，还是很有些悲壮的。但这个最后的打算也没有实现。不过就是到了此时，崇祯皇帝还是幻想着能有最后一线生机。
似乎上天听到了崇祯皇帝的祈祷一样，在这天上午，出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在大同投降大顺军的总监太监杜勋受李自成的派遣，坐着大筐被吊进城里。要同崇祯皇帝进行谈判。
听到有了这最后一线生机，崇祯皇帝是连忙召见。但杜勋传达的意思很简单：李自成军声势浩大，已无可抵御，唯一的生路只有崇祯帝自动“逊位”，其实就是投降，让位，让李自成堂皇而又名正言顺地登基即位。
可这样的生机对于崇祯皇帝来讲未免有些太难堪了。但毕竟是一种选择。他还在犹豫，希望能有一个比较体面一点的投降方式，因而谈判一直拖到晚上。
可李自成已经不愿再拖，当晚对各门大举进攻。负责守卫彰义门的太监曹化淳开城门迎降，外城陷落，李自成的大顺军冲入西城和北城，内城的失陷也是近在眼前。
而在最后关头，崇祯皇帝还是决定既不投降又不“殉国”，而是冒险冲一下，争取逃出重围。他颁布了亲征诏书，号称要御驾亲征，荡平逆贼，实际上就是率军逃跑的意思。
但在这时候，崇祯皇帝甚至已经没办法组织起一支部队了，他要内监召京营护驾，内监却对他说：“京营都已溃散，哪里还有兵！皇上自己想办法逃吧。”
到了深夜时分，崇祯皇帝就找到皇亲驸马都尉巩永固和新乐侯刘文炳，要他们召集家丁护驾出逃。可巩永固哭着说：“祖制亲臣家不能藏片甲，臣等哪里有什么家丁！所有的家人不会作战，哪能御敌！”实在没办法，崇祯皇帝只好手持三眼洋枪，带上一伙太监像没头苍蝇似的冲出了紫禁城，先后到了齐化门和安定门，看看没有突围的可能，才又沮丧回宫。
说实在话，这时候的崇祯皇帝已经变成了惊弓之鸟，他在城内一遇上疑似大顺军的士兵，就转身而逃。其实在这时候，大顺军入城的军队却并不多，只要崇祯皇帝咬着牙突围一下，冲到南城外城，就可以受到李禄所率领的护卫队的保护。
崇祯皇帝更不知道，在这个时候，北京南城外城的右安门、广定门和左安门已经是大开，一支一万七千多人马的官军已经入城，那就是风尘仆仆赶到的，杨如松所率领的汝宁军援军。而这一消息竟然也没一人传给崇祯皇帝去听。
在五月下旬，杨如松率军八千渡黄河开至濮阳时，接着就遇上了清军北返的先锋。于是杨如松依薛永利令立刻避让，却引起了清军极浓厚的战意，纠集了三千余骑追赶不止。
眼见着追赶的清军越来越近，杨如松是大怒，他索性转身展开部队，与追赶的清军决一死战。一番激战后，汝宁军是大胜，斩首清军千余人，其余的清军也都转身溃逃。可是这时候，杨如松却发现自己已经偏离了赴京的道路，全军已经身在安阳。
没啥说的，只有走石门（今石家庄），保定这条道了。这虽然是南方陆路进京的一条最常用的道路，但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也是敌军最容易阻断的。所以北上的汝宁军走的是小心翼翼，生怕遇上大股敌军。
没想到怕什么、来什么。当杨如松部走至邢台时，遇上了一股四千余人的农民军。这次杨如松就吃一堑长一智了，他不敢再避让，只是小心翼翼地带军周旋，并向四处派出了大量的侦骑，要探明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