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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杨嗣昌，他还做着与满清款和的美梦呢。不过很快的，他就会从梦中惊醒的。而负责宣大防线的卢象升，对于政务是撒手不管，想要显示出他的孝顺和崇高品格来。而群龙无首的大明朝宣大防线顿时变成了一盘散沙。
首先就是岳托的右翼清军入墙子岭后直逼密云。可赶巧，这时候的明蓟辽总督吴阿衡，这天正带着下属为监军太监邓希诏祝寿，大家是喝的烂醉，听到警报后才仓促应战，大败！吴阿衡和总兵吴国俊都醉醺醺地死于战斗中。还真是标准的醉生梦死啊！
直到清右翼军在京东一带等候左翼从迁安方向来汇合，明廷这时才听到报警，于是京师再度进入到戒严状态。
不过对于清军的再次入关，大明朝已经成为了熟练工了。崇祯皇帝和他的大臣们近年来经历过好几次清军兵临城下的惊险，多少也总有一点经验，不似最初时那样惊慌失措了。
至于杨嗣昌，虽然他暗中抱怨朝廷不能早早采纳自己议和的建议，以至于又一次遭到这样的攻击。但作为本兵，他却不得不调兵遣将。竭力支应，起码要把清军赶出关外。
说实话，这时候的崇祯皇帝对这位干练的兵部尚书期望很高，他梦想着能取得比前几次好得多的战果，甚至是聚歼入犯之敌，因而对杨嗣昌的布置全部照章批准。
而杨嗣昌的布置如下：速调辽东前锋总兵祖大寿率部入卫，以山海关监军太监高起潜带关、宁兵一部为应援；命宣大总督卢象升为督师，统管各路兵马。并率宣府、大同、山西各军为左路，天津、青州、登州、莱州各军为右路，夹击清军；以山东总兵刘泽清部、御史余子琏部、汝宁总兵吴世恭部、南阳总兵李禄部由正面遏止清军；而京营各军则加强京师的守城。
这样的战防安排应该说还算是中规中矩，却没有考虑到清军铁骑剽悍的战斗力，根本就不是腐败的明军所能抵挡的，更没有考虑到各路明军主帅是各有心思。
况且清军极其骄横，进入平原地区后常常是分成数股疾驰电掣。到处攻城略地，大肆掳掠，明军以稳健迟缓的防御为主的战略对应，其实是防不胜防。
其他的各路明军先不说，先说说宣大总督卢象升吧！卢象升在接到军令后立即星夜赶来京师，屯兵于昌平。然后进京陛见皇帝。崇祯皇帝一向对卢象升印象极佳，此时正堪大用，于是在十月初四日召对大臣的时候，特别召见了他。
毫无意外，一见卢象升。崇祯皇帝就问他对清军作战有什么方略？于是卢象升回答说：“陛下命臣为督师，臣只知有战而已。”言外之意是反对同清军和谈。
可这话说的崇祯皇帝是莫名其妙。由于杨嗣昌一直在崇祯皇帝耳边吹风“与满清款和！”。虽然崇祯皇帝一直没答应，但当此次清兵再次来犯时，他确实有些懊悔当初没有听从杨嗣昌的建议。
可是当清军入塞之后，却丝毫也没有表现出想要以武力威胁进行谈判的意思，此时即使想同清军接触也找不到门路，哪里谈得上和谈讲款呢？
看起来卢象升还沉浸在与杨嗣昌党争的状态中了。
崇祯帝沉吟了一下，才很不高兴地对卢象升说：“朝廷本来没有说要款和，那只不过是外朝在无端议论罢了。”
这话题虽然就这么过去了，但崇祯皇帝对卢象升的印象立刻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在崇祯皇帝眼里，卢象升在国家危难之时，不想着挽狂澜于既倒，就想着党争，这样的人品也太恶劣了一些。当然，这里面是有些误会，但这在将来的作战中，却给明军的作战，尤其是卢象升部自己的作战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也许卢象升不相信崇祯皇帝的话，但他不想深究此事；也许卢象升看出了崇祯皇帝的不悦。反正他很识相，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卢象升接着说道：“敌人所重的，事事宜防。逼迫陵寝以震动人心，可虑也。趋近神京以撼动根本，可虑也。分兵出京畿之南，剽掠周围州县，断我粮道，可虑也。集中兵力以设防，则失城陷地必多；分兵四处对应，又力量单薄难以取胜。兵少则防守不严，军粮不足则会生乱。这都是御敌的困难。”
卢象升确实是一位杰出的统帅，他所说的是明军分合两难的问题，还一针见血地估计出清军所用的战术，确实是指出了与清军作战的要害。而崇祯皇帝也觉得很有理，那么一人计短、两人计长，于是崇祯皇帝就命他与杨嗣昌共同讨论，制定出可行的作战方案。
其实说到这里就可以看出，杨嗣昌和卢象升可以算是大明朝中，两个最杰出的军事人才，但这两人也各有长处，杨嗣昌长于战略运筹，而卢象升长于战役指挥。
如果这两个人能够取长补短、精诚合作，再悉心安排一番，那么面对清军的入关，尽管是困难重重，但还是有可能在这次对清作战中取得比前几次好一点的结果。
很可惜的是，两个人都囿于朋党之见，从一开始就相互猜忌甚深，只是互相拆台，根本无合作可言。
卢象升一见到杨嗣昌，不是先商量如何面对清军，首先还是指责杨嗣昌的款和。他说道：“公等坚意抚款，难道没有听说过：城下之盟？孔子在《春秋》里也认为是可耻的吗？象升受命督师，如果唯唯从命，袁崇焕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阁下不想一想，孝服在身，又不能移孝作忠，奋身报国，将忠孝两失，怎么能还有面目活在人世呢？”
这一下子就让两人之间的谈话充满了火药味。
第六百四十四章都是不和
面对如此激烈的问话，杨嗣昌一开始还是比较冷静的，他耐心地向卢象升解释道：“嗣昌并未言抚。”
可卢象升还是不依不饶，他继续质问道：“周元忠到彼处讲款，数次来往，其事先由蓟辽总督等人发起，最后受命于阁下，天下皆闻，谁可讳言？”
在这里卢象升就有些死缠烂打了。抛开杨嗣昌“款和”的政策正确与否，他的连续质问，除了意气用事以外，对当前的局面可以说是毫无意义。
难道让杨嗣昌自我承认错误，打自己的脸啊？难道杨嗣昌承认了错误以后，清军就会出关啊？更不用说杨嗣昌当时“款和”的政策并不是真的要和满清求和，而只是权宜之计而已。
在这里，又出现了一位比较有趣的人物，那就是卢象升提到的那位周元忠。
周元忠是个算卦的瞎子，过去行走江湖，曾多次到过辽东，在满清的亲贵让萨满跳大神之余，还可以让他算算命。而关门前线的将帅们因为害怕绞杀战，不敢派出自己的精锐至前线侦察，所以他们苦于缺乏敌人的情报，就把周元忠发展成一个线人，以了解关外的情况，玩起了无间道。
当然，这事并没有隐瞒朝廷，周元忠可能也是真心实意做密探的，所以周元忠这人就在兵部挂了号，而杨嗣昌就任兵部尚书以后，也很想通过这个难得的线索同清方取得某种接触。
可是，由于崇祯皇帝态度坚决地反对“款和”。谁又敢擅自谈判呢？何况以一个无官无职的瞎子算命先生的身份，又怎么可能同清朝作正式接触呢？所以卢象升所说的话明显就是谣传。
不过此件事件也相当可悲。大明朝竟然需要靠一个瞎子供情报、通联络。那已经是十分可悲了，可这事还可以用周元忠心存忠义，身残志不残来自我麻醉。但是这种军事机密还要被满朝风传，指摘非议，这每战必败的原因由此可见一斑。
听了卢象升的话，杨嗣昌也十分恼火，他说道：“阁下是要以尚方剑置我于死了！”
卢象升毫不示弱地挖苦说：“既不去奔丧，又不能作战。被杀的是我自己，哪里还能杀人？”
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这俩人根本没有商议任何应付清军入关的事宜，就不欢而散了。这俩人都是满腹经纶之人，《将相和》的故事他们肯定也都知道。可是搁在他们自己身上，他们马上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其实卢象升并不是心地狭隘、不以大局为重之人，但多年积累的朋党之见和传统的意识形态枷锁束缚了他。使他不能看清形势，所以无法与杨嗣昌勾通。
可是在回到昌平军营后，卢象升静心一想，觉得有些坏事了。毕竟是卢象升在前线打仗，他需要朝廷的竭力支援的。于是卢象升就给杨嗣昌写了一封略表歉意的信，信中说道：“承蒙老年台（对杨的尊称）眷顾。冒昧陈说，激烈忠怀，毫无隐讳。也是依仗老年台有圣贤之人品，不会怪我愚狂，因此情不自禁地剖心沥胆相告。”……云云云云。
早知今日。那又何必当初呢？
虽然收到了这封隐晦的道歉信，但杨嗣昌对卢象升的忌恨并没有因此减轻。而卢象升对杨嗣昌的成见也依然存在，在此后的作战中，兵部和督师各行其是，战局也是越来越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杨嗣昌虽然气量不小，但也绝对说不上大，他有时候对得罪过他的人是会瑕疵必报的。
而在十月间，清军正在源源南下，目标显然在京南的平原地区，杨嗣昌因而命卢象升调兵通州与高起潜统率的关宁军团汇合，以便向南机动对敌。
但卢象升却以为高起潜是杨嗣昌一派人，又是监军大太监，合兵后必然被其掣肘，因而以京北敌军甚多，京城、陵寝均需防护为由，拒不从命。
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杨嗣昌对卢象升的独立独行也没有办法，他只得拟定：由卢象升统宣大之军，高起潜统关宁之军，各自分头进剿。使得当时明军的主力不能够拧成一股绳，让清军是更加猖狂。而在这时候，大股的清军已经在攻打京南的良乡、涿州等军事要冲了。
再说另外一支明军的主帅高起潜吧！
高起潜在明末的太监中是一个相当特殊的人物。他从崇祯初年作为低级监军太监后，不知怎么的，职位是越升越高，而且博得了一个知兵善战的名声，以后就成了内廷中最著名的军事家。
尤其是崇祯皇帝对他的军事才能相当赏识，一直派他在辽东边防要冲山海关担任监军太监，中间屡次裁撤内官监军，唯有高起潜的关宁监军保留不动。他在山海关任职时间长，又号称很懂军事，所负责任其实已经不仅仅是监视军事调配和行动，而俨然是一方统帅，调兵遣将、指挥作战，无所不为。
不过也可以分析一下原因。
之所以高起潜可以坐稳这个位置，首先得益于他的长袖善舞。高起潜与辽东铁骑将领集团的关系极好，连吴三桂都是他的干儿子。前文已经介绍过，想要在辽东坐稳主帅位置的，一定要竭力拉拢、迎合辽东铁骑将领集团。所以说，高起潜已经成为了朝廷与辽东铁骑将领集团之间的一座桥梁了。
另外，高起潜应该对军事理论有很深的见解。因为高起潜的奏报都是直通内廷的，所以外人知道的不算太多。可如果他在奏报中是胡说八道的话，哪里可以在内廷中博得一个知兵善战的名声？那里可以得到崇祯皇帝的赏识呢？
还有，高起潜还是位福将。在他指挥和参与的战斗中，明军多多少少都会获得一些战果。比如：登莱之战中平定了孔有德叛乱。
所有的这一切，都使得在这一次清军入犯时，高起潜以太监的身分直接被任命为一路明军的最高统帅。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