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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这次河南剿匪吧。只有河南的明军在单独作战，临省的明军谁也不来支援。而到了最后，甚至出现了只有汝宁军孤军奋战，最终被农民造反军调开了一道口子，使得中都凤阳失陷了。
而到了现在，更是暴露出长江中下游地区明军防备十分虚弱，作为大明朝“江南财赋之区”也失去了昔日的宁静。
既然第一方案已经破产，洪承畴就要重新布置兵力了，他准备调陕西、郧阳、四川、湖广、山东、山西、河南等地兵力联合行动，将农民造反军压缩在今湖北地区，再合力进击。
于是洪承畴开始了调兵遣将，相邻最近的名将——总兵官李禄的兵马当然是最先收到了调令。可是让洪承畴大跌眼镜的是，李禄只带着自己五百亲兵赶到了剿匪大营。
洪承畴当场就是勃然大怒，立刻要对李禄动用军法，要打他几十军棍。可李禄顿时显出了京城爷们的脾气。他破口大骂：历数了叶县营作战的艰辛和其他明军畏敌不前。在骂语中，把洪承畴、玄默和营中所有的文武官员都给骂了进去。
而且李禄骂得话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他虽然已经升任了总兵，可是到现在为止因为时间太短，这个总兵镇的额定兵员还没有从兵部批复下来，所以李禄这个总兵官还是带着原先游击营的那三千兵马。
可是就靠着这三千人，李禄也保住了自己叶县等两个县城的驻防区。也间接支援了南阳府城没有失陷，甚至与吴世恭的汝宁营一起支援了汝州城，解了汝州城的危局。怎么说都是立有大功吧。
可是李禄忘记了文官是不会对武官讲道理的，他的地图炮又开得又太大，使得营中都没有一名官员为他说情。因此，洪承畴为了颜面都要维持原判。李禄看起来就要在劫难逃了。
见到执刑的军士过来架住了他，李禄也发急了。情急之下，他就抛出了一个惊天消息：农民造反军正向凤阳而去呢！
这倒也不是李禄见洪承畴的时候隐瞒不报，主要是张献忠部的动态也只是在叶县的汝宁军军官们的猜测，准确消息在李禄赶往剿匪大军的时候，还没有从吴世恭那里传过来呢。不过为了不受那皮肉之苦。李禄也只能够把这个没确定的消息先抛出来再说了。
可这个消息却像是当头一棒般地把洪承畴、玄默等官员给打蒙了。这费尽心思地来剿匪，却把皇帝的祖坟给剿没了，这事情也办得太大条一点了吧！
洪承畴也没心思去处罚李禄了，他一面向凤阳方向派出侦骑，一面向李禄询问起农民造反军的详细动态来。
可李禄能够说的出些什么啊？这打仗的是汝宁军，来回救援的是汝宁军，他就一直忙着在叶县抱他那几个人妻呢。所以汝宁军通报给李禄的情报、汝宁军军官们的猜测分析、道听途说的消息和李禄自己的想象。这些东西一股脑儿地混杂在一起，全被李禄扔给洪承畴了。
心情激荡中的洪承畴也没有发觉李禄话中的夸张。他一面祈祷上苍开眼，让凤阳奇迹般的保住；一面开始绞尽脑汁想获得一些战果，虽然也不能够推卸掉多少责任，但起码也要有些将功赎罪的举动出来。
而一旁的玄默总有些幸灾乐祸。这次农民造反军二入河南，玄默也熬得很苦，所幸的是河南有影响的大城池都保住了。
而现在轮到了周边的省份，让那些督抚也尝尝“老夫所受的煎熬吧！”。还好玄默的城府挺深，他又长年浸润在儒家思想中的，所以马上清醒了过来。心中不断地默念道：“慎独！慎独！”
在第二天，发完飙以后忐忑不安了一晚上的李禄，他所受到的待遇得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而这个转变正是玄默所推动的。
在徐州的时候，自感在汝宁军中待着没趣的周俊吾提出了离开，而吴世恭也正好顺水推舟地把他送往了朱大典的军中。
这周俊吾倒也不怕辛劳。不分昼夜赶路来到了洪承畴、玄默的大军中，他立刻把自己在汝宁军的所见所闻全部告诉给了恩师——玄默。
虽然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但是当玄默得知汝宁军的真实实力以后还是大吃一惊，冷静下来的玄默也猜测出这次是汝宁军单独应付了所有的农民造反军。
更让玄默吃惊的是，周俊吾告诉玄默：汝宁军并不是汝宁、归德和叶县的三方联军，这支军队完完全全都是听从吴世恭一人指挥的。
这是个什么概念啊？这就说明了对吴世恭应该小心对待，如果得罪了吴世恭，他完全可以做为军阀不理睬名义上的文官上司；如果交好的话，那吴世恭也将是上司的得力臂助。
那接下来玄默的选择也就容易了。对吴世恭尽量拉拢，引为心腹，至于周俊吾所受的委屈，那就做为他成长的代价吧。因此，李禄立刻成为了吴世恭的一条得宠的狗得到了玄默的重视。所以在与洪承畴再次见面的时候，玄默就说了不少李禄的好话。
而洪承畴的位置再高，河南巡抚玄默的面子总是要给的。再说洪承畴现在都为凤阳的消息而担忧着呢，根本没心思处罚李禄这个本地的总兵。所以在玄默求情以后，他就顺手卖了玄默一个人情。
所以直到李禄回叶县的时候，他都对自己所受到的，这种冷暖变幻莫测的待遇而感到有些晕乎乎的。甚至当他看到玄默特批给自己带回叶县的粮饷和军械，李禄都是仿佛身在梦里。
第四百七十二章饮鸩止渴
朱大典、左良玉部在一接到汝宁军的通报后，除了全军立刻向凤阳急行军去支援以外，还派出快马向京城上奏了这一惊天消息。
那信使只用了三天就赶到了京城，在正月十九日，朝廷便首先从朱大典、左良玉这里得知了这一噩耗。朝中顿时出现了一种诡异般的寂静，崇祯皇帝和朝中大臣们都盼望着奇迹的发生，甚至盼望着朱大典、左良玉传来的是个假消息。
可接下来这几天，从各个地方分别传来了农民造反军大军逼近凤阳的消息，这使得朱大典、左良玉的消息得到了证实。可是崇祯皇帝和大臣们还是带着侥幸，他们希望农民造反军攻不下凤阳，希望朱大典、左良玉等明军救援及时，不要让那不可收拾的事情发生。
可是生活中往往证明了，最糟糕的消息往往就是最真实的消息！在正月二十一日，还是离凤阳最近的朱大典、左良玉部打探到了凤阳失守，他们再次派出信使，于正月二十四日把这一消息上奏到了朝廷。
皇陵被焚，这人祸也就大到了天上了。按照惯例，崇祯皇帝就认为这是自己失德，上天才会降下灾祸，因此他就要进行深刻地反思，检讨自己的失德之处。
于是在悲愤之余，崇祯皇帝先做形式主义的那一套吧。先是穿上素服，去太庙向列祖列宗哭告，后来又下《罪己诏》，自我检讨。承认各种错误“责实在朕”。
而在诏书中，崇祯皇帝还表示要与将士同甘共苦。宣称在生活上减少开支，吃饭穿衣之类都简单从事，以此来激烈将士为国效命。
当然，自我检讨以后，该对那些失责的大臣开始算帐了。崇祯皇帝认为：国家出现问题，与大臣们无能，不尽心尽力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他让朝臣们也都穿上素服。进行反省。
在反省以后还要问责，作为事件的责任人，凤阳巡抚杨一鹏被处死、巡按吴振缨被遣戍，镇守太监杨泽畏罪自杀。不过这杨泽的行为也确实可笑，既然他知道没有好结果选择了自杀，可当时他又为什么逃出凤阳呢？还不如选择和凤阳共存亡，至少名声上也好听许多吧！
兵部尚书张凤翼也是“惊怖欲仆”。事后崇祯皇帝虽然没有怪罪于他，可其领导责任也遭受了大批官员弹劾，使得崇祯皇帝不得不对其处了个“留堪”的处罚。可是张凤翼这个小老头的心脏明显承受不了这样的刺激了。没过多久，他就身患重病去世了。
而其余的官员，也将在战后分辩清各自罪责以后分别论处，不过这也给予了他们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这其中包括洪承畴、玄默等河南官员，还有一位不是官员的白丁——吴世恭。
而这种公开挑战皇权的行为，当然也给农民造反军带来了疯狂的报复。明朝朝廷完全就把全部战略重点完全地指向了农民造反军。
首先就是“谕中外刷国耻，尽心杀贼”，调洪承畴所统陕西兵出关。同中原各省官军夹剿。经过一番紧张的调兵遣将，明朝朝廷终于拼凑了边、腹官兵七万有奇。连在辽东的三千关宁铁骑也在祖宽的率领下。入关加入到剿匪。
接着就是解决军饷问题了。朝廷发京、省、帑金一百多万两充作军饷，连崇祯皇帝内库都拿出了私房钱充做军饷。
而这些还不够，因此崇祯皇帝再次下谕，在天下田亩里加派“剿饷”一百二十多万两。而这些“剿饷”那些官宦士绅等免税的阶层当然是不需要支付的，所有的压力又全部压到了天下百姓的身上。使得他们更加贫苦，纷纷破产。
我们知道在明末的时候，为了解决朝廷的财政危机，朝廷为了剿匪的军饷一次次压榨百姓，让他们无法生存，使得那些百姓纷纷投入到农民造反军中。
看起来这种行为是十分可笑。后世的那些史学家也对此种行为大加鞭挞。可是当时朝中的那些能臣们看不出这个恶果吗？崇祯皇帝也不明白这一点吗？其实这答案是否定的。
崇祯皇帝和朝中重臣也知道这一点，但是现在的情况却让他们无法选择了。因为需要尽快的剿灭农民造反军，那也就需要尽快的募集军饷。
如果从那些掌握天下财富的官宦士绅家族中征收的话，崇祯皇帝就算最终利用他的权威把朝中的反对意见压下，可那种和大臣们的扯皮事也不知道要扯到猴年马月呢，根本就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还不如征收那些容易压榨的百姓呢。所以现在的情况完全就是饮鸩止渴。
其实这道理也很简单。一种是三年后拿到银子，但明朝可能熬不过三年的时间；一种是马上拿到银子，可局势可能会变得更困难一些。那你会选择哪一种方法呢？
当然还有一种解决办法，那就是增加太监的权力派出一些手段狠辣的税监。可是崇祯皇帝刚逼死了魏忠贤没几年，内廷中的哪一位大太监现在敢做这样的事啊？
也不是没有两全其美的好办法。比如：象汝宁军一样，增大地方的权力，让他们屯田养兵，逐步地剿灭农民造反军。
可这么一来，将来就很可能会象唐末一样来个军阀割据。因为那些军阀都有着自己的地盘、粮饷和军队，很不利于明朝朝廷的中央集权。
其实这也是将来必有之路。比如在不久以后陕西巡抚孙传庭的屯田。可是在此时，崇祯皇帝和朝廷重臣觉得局面还没有坏到这一步，他们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一丁点权力，所以这个选择也是完全不可能考虑的。
但不管怎么说，现在的崇祯皇帝和朝廷大臣们还是比较乐观的。他们都认为：虽然大明朝这个壮汉身子有些虚弱，可是对于这些鸩的抗毒性还是有的。
因为有着陈奇瑜几个月之内把农民造反军逼入绝境的先例在，他们认为集中明朝全部实力的剿匪大军，可以在六个月之内完全把声势浩大的农民造反军给全部荡平。因此，那些后遗症也完全有的是时间来把它们治愈。
可是崇祯皇帝和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