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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智周以确凿的数据说话，让在坐的众多阁员无话可说，杜睿听着也是连连点头，不得不感叹高智周心细，居然能将这些数据都统计出来。
这些钱不是一下子花出去的，要是单以一个人的购买力，谁也不会在意，但是现在高智周将这个数据一统计出来，得出的结果却让人心惊不已。
去年大唐的岁入才七亿三千万贯，这其中很大一部分要来源于对海外的金银掠夺，农税只占到百分之二十，而商贾光在奢侈品上赚走的钱就超过两亿贯。这还是高智周粗略统计的数据，而且谁都知道，即便大唐在贞观年间就设置了市舶司和边境商埠，可是利益的诱惑是巨大的，每年还是有大量的商品是通过走私的方式进入大唐，那么若是将这些走私的商品也计算进出来，这个数据会增加多少，让在座的阁员不禁暗暗心惊。
大唐在贞观年间，随着杜睿出海远行，带动了海外贸易，太宗皇帝便在泉州，广州，登州，莱州设立了四哥市舶司，用以管理海外贸易，也就是后世海关的雏形。
可是单单四个市舶司显然是不够的，所以杜睿在永徽年间奏请高宗李承乾，有另开了十几个港口，进行海外贸易，可是还是有人会铤而走险。
李璟恒闻言，沉声问道：“按高大人的意思，可是要边境商埠和市舶司限制这些商品流入大唐？”
高智周摇摇头答道：“李大人误会了，市场有所须，强行限制作用不大。就像大唐立国之初，高祖，太宗皇帝限制盐铁交易一样，当真限制住了吗？当年还不是一样有不少的盐铁通过各种途径进入突厥境内，限制根本限制不了，只会给少部分人更大的谋利机会，实际效果不会很大。”
杜睿也不想让众人多废思量，开口就道：“你有什么想法，便只管说出来吧！”
高智周道：“弟子遵命！诸位大人，其实这个想法是下官恩师想出来的，下官不过是做个马前卒，代恩师说出来罢了！”
杜睿笑道：“哪来这许多话，让你说就说！”
高智周忙道：“恩师吩咐，弟子遵从就是！”
两人的对答引来大家一片轻笑，内阁之中的气氛倒是轻松了不少。
高智周接着说道：“各位大人，本官提及这些，并不是要朝廷限制这些商品流入，各位也不必过于紧张，流入的商品赚走了大唐几亿贯，但咱们大唐输出的商品赚回来的更多，总体上咱们大唐对外的贸易处于顺差状态，并不需要作太大的调控，只要继续鼓励工商即可，今天本官拿来这些数据，主要是想说明大唐的富有阶层生活是何等的奢侈，奢侈品之所以叫奢侈品，是因为它并非百姓日常生活的必须品。能购买这些奢侈品的，也只有部分富贵之家，包括在坐的各位大人在内，当然了，也包括本官，本官虽然不是巨富，但是却也小有家资，内人喜好珊瑚，本官也是要时常满足她一下的。”
高智周这话又引来大家一阵轻笑，杜睿也是忍俊不禁，高智周惧内，他可是知道的，谁让高智周娶得是杜睿的族中侄女，有杜睿撑腰，高智周就算是个男子汉大丈夫，那腰板也不禁要矮上几分。
高智周等众人笑过子后，正色道：“下官的恩师宋国公曾在贞观五年有过一首诗文，不知道诸位大人还记不记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贫富的差距，绝对不仅是让下官恩师一个人产生惆怅难述之感，相信全天下贫寒者会有这种感受。”
杜睿闻言，也不禁想到了贞观五年，长安遭受梅雨季节之时的情形，那个时候突厥颉利可汗刚刚攻破了绥州，数万百姓流离失所，再加上阴雨连绵，导致泾河水患，外地的粮食运不进长安，长安城内的粮价非常，百姓民不聊生，甚至大唐帝都都出现了卖儿卖女的情况，元春四姐妹，也正是那一次进了杜睿的府上。
众臣闻言，也是心有戚戚焉，如今大唐国运鼎盛，百姓们虽然也称得上是生活安乐，但不过也就是能保证温饱，小有余资罢了。
贫富不均，是历朝历代都要面对的一个大问题，而均富贵，等贵贱则是华夏有史以来，每逢社会动荡都会产生的一种经济、政治主张。
春秋时代就有人提出这一分配观念。《晏子春秋？内篇问上》，晏婴在回答齐景公“古之盛君”的行为准则时说：“其取财也，权有无，均贫富，不以养嗜欲。”
《论语？季氏》：“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有人认为这是孔子的“均贫富”思想，有人认为这是孔子要求在被剥削阶级中，贫富分配要彼此相近。
在这以后，许多进步思想家提出过反对贫富不均的言论，但在实践中无从贯彻。
华夏自古以来，就屡屡有政治思想家和理财家提出的有关均衡社会财富分配的政策思想。
齐国的管仲认为“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问题都是出在贫富不均上，并试图通过价格政策的调节加以矫正。
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主张国家应通过政策法令去平衡财富的占有。认为“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
秦汉以后，土地兼并问题日趋严重，贫富严重不均，促使阶级矛盾尖锐化。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稳固政权，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曾经提出各种解决贫富不均的措施。
如汉代董仲舒的限田法，西晋的占田制，北魏、隋、唐的均田制等，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此外，历代农民。运动领袖也往往以均贫富作为革命口号。如东汉末年的张角、张鲁痛斥贫富不均之弊。北宋农民起义领袖王小波对贫苦农民说：“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南宋农民起义领袖钟相提出“等贵贱，均贫富”则反映了农民反对封建剥削的朴素平均要求。
均贫富思想，既涉及对基本生产资料土地的分配，又包括对消费资料的分配，内容比较丰富。所提出的均贫富措施，在隋、唐以前，多侧重于改革土地分配方面。
隋、唐以后，则着重于对均平赋役的研究，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并未能从根本上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本身，同时也难以摆脱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影响。
在华夏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历代起义农民提出的各种要求，反映出社会发展不同阶段上阶级斗争的具体内容，也反映出不同阶段起义农民的经济思想。
在唐宋时期，起义农民的经济思想是以平均主义为核心的，唐末起义农民就提出过“均平”的要求。
等贵贱是针对封建等级差别提出来的，均贫富是针对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基础所形成的财富分配不均提出来的。
“等贵贱、均贫富”思想否定了那种维护封建制度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天命观。两宋时期，地主阶级占有绝大部分的垦田，使许多农民失去土地成为代人佣耕的“客户”；同时，皇族、官僚、僧尼和道士都享有免役的特权，使农民遭受沉重的田租和赋役剥削，社会的贫富悬殊与贵贱差别成了强烈的对照。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就产生了起义农民“等贵贱、均贫富”的思想。
北宋末南宋初，钟相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内部互称“爷儿”，体现不分贵贱的平等关系。对官吏、豪富之家，则坚决镇压，并通过“劫财”剥夺富室财物以实现“均贫富”的主张。虽然起义军还没有明确提出均平土地的要求，但实际上已经有过分占田主土地的行动。
贫富差距的问题无论在任何年代都会逐渐的成为影响人们社会行为的深层次因素，成为公众高度不满的社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稳定。
首先，贫富差距问题影响社会心理稳定。社会心理稳定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方面。而贫富差距问题是影响社会心理稳定的一个根源性问题。
在任何时代，贫富差距产生的主要原因，都不是社会成员能力的差异和努力程度的不同而形成的，而更多的是由权。钱。交。易、贪。污。腐。败、各种非法致富行为等不合理、不公正的因素所造成的。由于华夏传统文化的原因，很多人可以接受低水平的“平均主义”，不易接受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对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接受和承受能力有限。因此，在心理上所感受到的“贫富差距”比事实上的“贫富差距”要大的多，为此而产生的强烈的不公平感，滋生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引发社会心理失衡。
并且，相当多的人对于“富人”具有敌视态度，对于“富人”的评价和印象非常不好。
贫富差距问题不单单影响人们的心理，而且还会影响社会秩序，特别是会诱发违法犯罪活动，危害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恶化社会治安形势。
当贫困者穷到要饭和饿肚子的时候，藐视一切社会秩序的倾向也就愈来愈增长了。因为作为藐视社会秩序最极端表现的“犯罪行为”也随着赤贫现象的增长而增长。
贫富差距问题还影响着社会结构，容易导致社会结构失衡。贫富差距过大的严重危害在于生成了一个失衡的社会结构一一金字塔的社会结构。
在这种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中，极少数上层富人占据社会总量的比例过高，生活比较富裕的中间阶层人数较少，占有社会财富总量的份量较低，而生活贫穷的下层阶层人数占社会总人口的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占有社会财富总量的份量只占极少一部分。
如果任由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更会加剧这种不均衡的状态，导致社会结构日趋畸形化，富有人阶层与贫穷阶层形成严重对立，甚至引发社会动乱与动荡。
最后，贫富差距问题影响社会制度的公正和权威，削弱国家的凝聚力，严重甚至会危害国家安全和统一。
社会制度是一个社会赖以运行的规则体系。贫富差距过大形成的原因与机制不公平、不合理将使社会制度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严重时甚至会破坏社会的根本制度，危机国家政权和国家统一。
很多普通公民仇富的主要对象是政府官员，这不得不说某些政府官员的**行为已经造成非常不良的影响，在公众的心理埋下了不信任政府的种子，如果任由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那么这种仇视现象会越来越严重，那么这样非常容易引起百姓与政府之间的冲突，这样一来对于国家的发展会产生巨大的负作用。
这也是为什么在社会动荡时期，一旦爆发起义，那些担任着官职的官员，都会成为起义军首先打击对象的原因。
就目前大唐而言，随着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种仇富的心里也必然越来越浓烈，最终演变成一种阶级仇恨，纵观历朝历代，因生活无着揭竿而起的事例不胜枚举。
大唐立国之时，高祖李渊和太宗皇帝李世民，以及后来的高宗皇帝李承乾都崇尚节俭，但是这并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
大唐承平已久，国家强盛，社会富庶，安定，那些官绅富户之家往往变得崇尚奢侈之风，甚至互相攀比。富者挥金如土，贫者三餐难继，身无立锥之地，贫富的差距使得大多数下层百姓感受不到皇家的恩德、朝廷的惠泽，而只会看到身边的富户奢侈的浪费，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