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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举制缺乏客观的评选准则，虽有连坐制度，但后期逐渐出现地方官员徇私，所荐者不实的现象，征辟制也存在着种种弊端。
魏文帝时，陈群创立九品中正制，由中央特定官员，按出身、品德等考核民间人才，分为九品录用。
此后的晋代，南北朝也沿用此制，九品中正制是察举制的改良，主要分别是将察举之权，由地方官改由中央任命的官员负责。但是，这制度始终是由地方官选拔人才。
魏晋时代，世族势力强大，常影响中正官考核人才，后来甚至所凭准则仅限于门第出身。于是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不但堵塞了民间人材，还让世族得以把持朝廷人事，影响皇帝的权力。
直到隋统一全国后，隋文帝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他令诸州岁贡三人参加考试，合格者可以做官。
据史载，开皇三年正月，隋文帝曾下诏举“贤良”。应为开皇七年，又令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
隋炀帝大业三年四月，诏令文武官员有职事者，可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结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饶”“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骄壮”等十科举人，进士二科，并以“试策”取士，这标志着科举制正式诞生了。
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
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作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
隋朝灭亡后，高祖定鼎关中，也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
然社会上的风气，却并非一朝一夕可变，那些出身世家大族的人，可以凭借着自己家族的势力，得到额外的擢拔，而贫寒之家出来的才俊，他们的进身之阶依然十分狭窄。
太宗皇帝也想要改变这种格局，于是才有了后来的杜睿变法，杜睿变法，其从根本目的上来说，就是埋葬在华夏传承了数千年的世家门阀制度，不单单是杜睿，太宗皇帝也一样看出了世家门阀对国家的危害。
世家门阀相对于对国家的忠诚，他们更为看重的是家族自身的利益，这也是隋王朝何以灭亡的那么迅速的原因。
而要打击世家门阀，单凭土地改革和提高商人的地位，根本无法实现，因为他们的手中还掌握着舆论力量，以及在朝堂上的影响力，杜睿想要彻底改变这种局面，于是他的变法之中，核心部分，就是对教育以及科举的改革。
杜睿的改革首先改变的就是参加科举考试考生的来源，以往的科举考试，考生都是由各州举荐，那些在当地势力强大的世家门阀，自然对考试的名额形成了实质上的垄断。
但是科举变法之后，考试的名额也有了明确的规定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
考试也分为三。级，即解试、省试和殿试。解试由各地方进行，通过的举人可以进京参加省试。省试在贡院内进行，为了防止作弊，考官俱为临时委派，并由多人担任。
考官获任后要即赴贡院，不得与外界往来，称为锁院，考生到达贡院后，要对号入座，同考官一样不得离场。
试卷要糊名、誊录，并且由多人阅卷，而殿试则于宫内举行，由皇帝亲自主持及定出名次。
杜睿的改革还有一个重中之重，就是如今遍布天下的书院，在此之前，知识，文化也是那些世家大族子弟所独有的，平民子弟想要获取受教育的机会十分艰难。
而在杜睿的教育，科举制度改革之后，天下间各道，各州，各县都被强制性的要求拥有可以使天下人都能受教育的学院也成为了科举的必由之路。
只有进入学校，成为生员，才有可能入监学习或成为科举生员，经过各级考试进入道、州、县学的，通称生员，俗称秀才。取得生员资格的入学考试叫童试，也叫小考。
童生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院试由各省学政主持，学政又名提督学院，故称这级考试为院试。院试合格者称生员，然后分别分往府、州、县学学习。生员分三等，有廪生、增生、附生。由官府供给膳食的称廪膳生员，简称廪生；定员以外增加的称增广生员，科称增生；于廪生、增生外再增名额，附于诸生之末，称为附生。
杜睿重新改革之后的科举制度，基本上参考了明代的科举制度，虽然明代科举倡八股，八股文的危害极大，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同时也把科举考试制度本身引向绝路。明末著名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又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然其制度的完备，绝对称得上是科举制度诞生以来最为鼎盛的时期。
解试是由天下各州学正司举行的地方考试，每三年一次，逢子、卯、午、酉年举行，考试的试场称为贡院，考期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闱。凡本省科举生员均可应考。
主持乡试的有主考二人，同考四人，提调一人，其它官员若干人。考试分三场，分别于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进行。乡试考中的称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称解元。
省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于乡试的第二年即逢丑、辰、未、戌年举行。全国举人在京师会试，考期在春季二月，故称春闱。会试也分三场，分别在二月初九、十二、十五日举行。由于会试是较高一级的考试，同考官的人数比乡试多一倍。主考、同考以及提调等官，都由较高级的官员担任。
殿试在省试后当年举行，时间最初是三月初一，应试者为贡士，贡士在殿试中均不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只考时务策一道。殿试毕，次日读卷，又次日放榜。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一、二、三甲通称进士。进士榜称甲榜，或称甲科。
解试第一名叫解元，省试第一名叫会元，加上殿试一甲第一名的状元，合称三元。连中三元，是科举场中的佳话。
殿试之后，状元授文学馆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其余进士经过考试合格者，叫文学馆庶吉士。三年后考试合格者，分别授予文学馆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称为散馆。
历史上的科举考试内容无外乎那么几种，墨义，就是围绕经义及注释所出的简单问答题。在一张卷子中，这类题目往往多达30至50道，口试则是口头回答与墨义同类的问题。
帖经，有如现代试卷的填空与默写。考官从经书中选取一页，摘其中一行印在试卷上。根据这一行文字，考生要填写出与之相联系的上下文。
策问，即议论。依据考官提出的有关经义或政事问题，考生发表见解，提出对策。策问所及范围较广，有政治、教育、生产、管理等，比起帖经、墨义来难度更大，有的也还有一些实用价值。
经义，是围绕书义理展开的议论。如果说策问还有考生发挥的余地，经义便已经无所谓个人的思想，考生惟朝廷指定的“圣贤书”是遵。
杜睿自然不会沿袭这样的套路，通过那种考试选出来的不是人才，而是只会死读书袋的蠢材，于国无大用。
历史上，科举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主要就是因其考核的内容与考试形式，由明代开始，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大部分读书人为应科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所束缚。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思考都被大大限制。
大部份人以通过科考为读书唯一目的，读书变成只为做官，光宗耀祖。另外科举亦局限制了人材的出路。
无论在文学创作，或各式技术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却多数都失意于科场。可以推想，科举制度为政府发掘人材的同时，亦埋没了民间在其他各方面的杰出人物，百年以来，多少各式菁英被困科场，虚耗光阴。
经过杜睿的改革之后，科举也变得更加务实，虽然也有经义考题，然所靠的，大多都是关于品德方面的问题，而更为重要的则是策论。
在永徽朝之前，杜睿的科举改革之后，一共经历了四次大考，前三次的策论试题，都是太宗皇帝，李承乾，杜睿三人一同拟定，最后一次，杜睿还曾担任主考。
除了进士科之外，在杜睿的提议之下，还开设了明算，格物，地理等十几个科目，为大唐选取各类人才。
杜睿进行科举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中央政府从民间提拔人才，打破贵族世袭的现象，以整顿吏制。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
杜睿所改革之后的科举，便做到了不论出身、贫富皆可参加。这样不但大为扩宽了政府选拔人才的基础，还让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知识份子，有机会透过科考向社会上层流动。这种政策对维持整体社会的稳定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历史上，科举为历朝历代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才。一千三百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当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识之士，但能过五关斩六将，通过科考成进士者，多数都非等闲之辈。
杜睿也想将大唐一下子就打造成他理想当中的帝国，然而他却也很清楚，这个过程必定是漫长的，一个强国之梦，首先就是教育，而想要在大唐实施义务教育谈何容易，不过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一样能起到推动作用。
虽然这种推动是出于一般人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对知识或灵性的渴望，但客观上由于科举入仕成为了风尚，对知识的关注，普遍得到了提高。
从杜睿施行改革到现在，在大唐国内，以秀才计，不下五十万人，把生员算在内则以百万计。当中除少数人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外，多数人都成为在各地生活的基层知识份子，这样对知识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
除了这样的文举，同样也开设了武举，主要考举重、骑射、步射、马枪、策略，武举考试的目的则是为了向朝廷输送军事人才，历史上著名由武举出身的武将有唐代的郭子仪，北宋徐徽言，明代戚继光等等，也可谓是英杰辈出。
可是万事都没有尽善尽美的，即便是杜睿完善过后的科举考试也是一样，由于，科举考试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一生的富贵荣华，因此不少人均企图以作弊以在科举中取得好成绩。
最常见的作弊有三种，一是贿买、二是夹带、三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