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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往后闯营继续颠簸流离，从来没有从事过任何行政工作，被改编为明军后，南明政府更不可能把地方政权交到他们手中。西营有建设、巩固根据地的经验，而闯营始终没有锻炼的机会。
在成都的时候，邓名就屡次因为袁象、刘晋戈、熊兰没有任何行政常识（现代人的常识）而头疼不已。对此邓名只能自我安慰：正因为这些人对政权框架一点基本概念都没有，邓名才能施加最大的影响。比如刘晋戈对政府的工作、目的认识完全是一片空白，所以邓名说什么他深信不疑，并奉为金科玉律。
刘体纯虽然比他儿子见多识广，不过行政经验基本也为零，以前在巴东根据地就是单纯的军屯，一切都是军事管理。这次移驻夷陵后，一下子要面对复杂的社会成份，身边也没有南明或是西营的行政官吏，简直称得上是手足无措。
“至少要两、三年的时间，通过一次次税收、纠纷，刘体纯才能不断总结教训，对各种会出现的行政问题有所了解，他的幕僚也会逐渐成长起来。”邓名在心里想道，对于明廷的传统管理模式，邓名既看不上也没有太多的了解，在这方面帮不上刘体纯什么忙：“李来亨、郝摇旗他们估计也差不多，现在完全就是在闷头瞎搞。只是我指手画脚他们多半也未必会听，我只有设法帮他们拖两年，不要让他们迅速垮掉；也不能他们把湖北闹得一塌糊涂，让缙绅和百姓都开始怀念满清起来。等到两、三年后，他们有了些认识，成都那边我的人才也培养出来一些，到时候让刘晋戈来和刘体纯说，肯定要比我强的多。”
一开始邓名还想在刘体纯身上施加一些影响，就像对刘晋戈做的一样，但等他听到刘体纯对夷陵读书人的处理方法后，这个念头也被邓名打消了，在他看来刘体纯根本是凭心情处理政务。
在成都的时候，邓名反复和袁象交代，法不外人情，执行法律必须要有弹性。邓名用的例子就是他刚刚颁布的通行法规：成都城内和郊区，车辆都要靠右行驶，亭士看到逆行的人要予以组织，并监督违规者高声朗诵“靠右行驶”一百遍整。但是邓名就向袁象指出，若是有犯规者是因为儿子生病、急于去找郎中看病的话，亭士有权根据情况先予放行，然后在他办完事后在盯着他朗诵一百遍法规。这就是所谓的执法弹性，也是邓名讲的“法不外人情。”
但人情不是心情。给袁象讲述执法精神时，邓名就指出，明朝以前执法时，地方官的心情影响很大，就是俗话所说的官断十条路：看到有人急着给儿子看病而违法时，若是心情好就可以帮他抢道，若是心情不好就把他站笼站死。
刘体纯明显还处于这种按心情处理政务阶段，看你顺眼就免税，看你不顺眼就拿个倾家荡产。在这个时代，这样使用权力是理所当然的，可能也就是邓名和他影响下成都会觉得这是滥用权力。
意识到彼此间有巨大的观念差异后，邓名就和以往一样主动放弃，他不再尝试干涉刘体纯的行政，只是简单说了几句爱民的光鲜话。
既然明知不会有什么结果，邓名很快就把话题转到爆破技术上来，问刘体纯可否愿意与他分享新的战术技巧。刚才讨论民政的时候，刘体纯一直眉头紧锁，可一说道爆破他顿时眼睛放光、双眉舒展。刘体纯马上兴致勃勃地带着邓名去看他的爆破小组，并向邓名展示了他的新式装备。
一开始邓名有些惊讶，对刘体纯的那粗制滥造的装备也不太看好，但刘体纯拍着胸脯保证它的效果，他不但有大量的试验数据，还愿意当场给邓名演示。试验报告表明这确实是一种威力巨大的武器，而随后的演示也确实没有让邓名失望。
现在爆破小队已经是刘体纯的心头肉，不过邓名还是从刘体纯手中要走了几个成员，并拿走了刘体纯的几件装备和一些火药——有了这些东西后，邓名就更有把握让张长庚相信自己有掀他屋顶的能力了。
离开夷陵后，没有多久邓名就抵达江陵，见到了眼下湖广的明军统帅李来亨。
和刘体纯一样，李来亨同样表示他没有多余的兵力供邓名差遣，他的部队同样需要监视态度暧昧的缙绅，还有一大部分应郝摇旗的要求开赴钟祥。（笔者按，昨天有个读者指出，以前邓名的安排是贺珍负责襄阳，写昨天那节的时候笔者记错了，后面是专门的修补工作）。本来襄阳防区邓名划给了贺珍，但后来郝摇旗和他交换了防区，现在郝摇旗基本把大本营搬到了襄阳，原来的根据地房、竹一带他已经看不上了，只留了很少的留守人员。
李来亨虽然拿不出多少机动兵力给邓名，不过他愿意向邓名提供一些向导、火药和辅兵支援。对于邓名威胁武汉的计划，李来亨也很赞同，认为这至少可以给张长庚施加压力，迫使钟祥一带的清军返回武汉。
“归根到底，张长庚还是投鞑子的贼，”之前的交易让李来亨对张长庚的印象一度变得不错，但随着两军之间的气氛日渐紧张，李来亨对张长庚的敌意又重新浓重起来：“还有那个周培公，也是鞑子的走狗。”
“哦？”邓名见李来亨满脸的气愤，对他的态度变化如此之快有些不解，上次周培公来谈判时邓名记得他还送过李来亨私人礼品。
“周培公这贼最近深得张长庚信任，他主持了对汉阳城的加固工作，虽然具体手段我没有完全打探清楚，但有不少都是针对我军爆破手段的。”李来亨并不知道邓名和周培公的那番交谈，在他看来，周培公一定是利用谈判窥探到了明军的攻城手段：“昨天我刚刚收到报告，张长庚最近又组织了几场劝捐诗会，周培公在其中上窜下跳的，拼命劝说武昌周围的缙绅出钱、出粮，好让清军能聚集更强大的兵力来打我们！”
“周培公？”邓名听得有些迷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周培公好像还有不少地在虎帅手里呢，他就不怕我们抄没他的家产么？依我看，周培公大概也是应付差事，毕竟他是武昌知府，在武昌募捐他肯定要出面。”
“提督有所不知，这厮绝对是真心实意、出了死力的。”李来亨气恨恨地说道：“我已经下令，把周培公这疯狗的土地都抄没入官，统统改建成我军的军屯。”
“这是多久以前的事？已经执行了吗？”邓名不知道这不是李来亨刚下的命令，按说昨天接到消息，不至于不加核实就下命令。但邓名宁可李来亨是才匆匆下的决定，这样还来得及补救。
“大概一个月前。”可惜李来亨让邓名失望了，一个月前李来亨就已经把周培公放在荆门的管家都踢回武昌去了，让他转告周培公，土地和上面的庄稼都归明军所有了。
“至少二十万两的土地吧，怪不得周培公变成疯狗了，换我也要和虎帅拼命了。”邓名一脸的无奈，他不明白李来亨怎么能把事情做的这么绝，周培公是武昌知府，他态度暧昧明显对明军会很有利的：“虎帅有没有听说过，绑匪都是好吃好喝地招待肉票，因为要是肉票死了，也就别想拿到一个子了。周培公在荆门的地就是我们手里的肉票，要是我们想一抄了之，那我们当初何必辛辛苦苦地替他买地呢？”
“提督说的是，可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李来亨脸上的惭愧之色一闪而逝，又被深深的恨意代替了：“周培公有多少斤两我也心中有数，他要是敢来找我的麻烦，我就拔了他的皮！”
“到底怎么回事？”邓名感觉李来亨和周培公的矛盾好像不止这一桩事。
“还不是为了免税，大年初一的时候，周培公在荆门的管家带这一堆东西来给我拜年，说了一堆好听的话，让我在他们周家的税上照顾、照顾。那个奸猾的管家话从来只说一半，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想让我照顾多少，那时和周培公的关系又不错，我就答应了。”在邓名的要求下，李来亨把他和周培公的矛盾从头说起：“过了两个月，刘将军那边开始张榜，告诉缙绅们现在国难当头，税不能免了；我早就和刘将军说好了一同行动，也就张榜通报，所有的大地主都专门送去一份文告，周家是荆门的大地主，当然也有他家的一份。”
“你把正月答应的事忘了？”邓名叹了口气。
“怎么会？”李来亨越说越生气：“我当然没忘，就告诉周家他们的税我少收三成，荆门附近的好地差不多都是他周家的了，免三成就很多了。但是周家的管家给脸不要脸，又上门来闹，说我言而无信。我告诉他我根本不知道他新年送礼时的意思是要全免，后来他又说至少免七成，我不同意那个家伙还不肯走，死乞白赖一定要我免一半。我懒得和他罗嗦，就给他轰走了。”
“后来呢？”
“后来有功名的人到处找门路，给我的手下塞礼，让他们来和我说，说什么国难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官府收过他们的税，就连鞑子那边都不找他们有钱，我们是大明朝廷，更不能要。周培公的管家上窜下跳的，又搞串联，又拼命给我的人塞包，吵我的头都大了。哼，当年为什么民不聊生，就是因为不收他们这些有钱、有粮的人的税，再说他周培公是拿得鞑子的功名，又不是大明的，就是免谁家的税也轮不到他头上……”
当时好多缙绅都嚷嚷最多收一半，李来亨本来就对着帮士人有意见，现在看他们胆敢闹事，为了点钱财居然连自己的兵马都不怕了，哪里还咽得下那口气？周家的管家自以为家主和明军这边有交情，而且也确实路子比较熟，串联、行贿等小动作做的最多，李来亨在气头上就拿周家开刀，连周家都一个子不免。
再往后邓名也能猜出个大概，周培公心中不满，对重建清军变得特别上心，还在士人圈子里宣传闯营的暴虐，鼓吹只有清军收复失地才能还缙绅们一个公正。听到这些消息后，李来亨就报复性地没收了周家的土地，当初周家的土地都是通过李来亨买的，底细知道得清清楚楚，结果抄的叫一个彻底，连一亩地也没给周培公剩下。
“好，本来周培公还只是心痛收入减少，现在算是和我们不共戴天了。嗯，周培公手里有地契、有交易书，只要把荆门打回来，他还是能夺回土地的。”邓名沉思了一会儿，对李来亨说道：“虎帅消消气，我替周培公求个情，把他的土地还给他罢。”
“对这种疯狗，给他人情也是白给。”李来亨虽然也知道这是树敌，不过他并不是很怕周培公，更不愿意示弱丢面子：“而且还给周培公土地，他会认为我们怕了他，肯定会得寸进尺，又要求减免税赋了。”
“那么这样吧，我去说服周培公同意你收全额的税，如果他同意了，虎帅就给我一个面子，别没收他的土地了。”邓名知道闯营着帮或许是大将，但没有一个是政治家，都把面子看得比实际利益还重要。
李来亨想了想，如果这样也可以认为是周培公先服软求饶了，邓名的面子也不好不给，勉强同意了：“若是这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