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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3月19日，蒙古人民党领导的“蒙古临时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了。这与在库伦的蒙古上层王公和恩琴匪帮形成了对立。由于实力相差悬殊，蒙古人民党决定邀请苏联红军入蒙参战。1921年5月，苏联红军进入外蒙古，在买卖城外打败了恩琴匪帮，挽救了危在旦昔的蒙古人民军。随即于７月占领了库伦。7月10日，蒙古上层王公与蒙古人民党共同组建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
外蒙古宣布“独立”和建立“蒙古国”消息传到内地，一时间舆论大哗，国内各民间团体、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宣言，反对蒙古王公贵族分裂祖国的倒行逆施，谴责苏俄对中国外蒙古的武装占领。北京政府的实权人物曹锟和吴佩孚早就对外蒙古闹独立十分恼火。东北的张作霖也大骂俄国人，对外蒙古的“独立”异常愤慨。他一时冲动，竟准备发兵外蒙，以武力解决外蒙纠纷。然而，由于内战原因，张作霖害怕曹锟、吴佩孚借机出兵东北，不敢对外蒙贸然行事。而北京的曹、吴在北边要对付张作霖，南边要对付其它各省军阀，生怕出兵外蒙会丧失自己在北京政府中的实权，因此只有隔岸观火，无可奈何。作为一种外交形式，北京政府发布了一份措词严厉的声明，谴责外蒙古企图分裂中华民国的行径，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转自铁血 2。】
然而自那时起，苏联红军就一直留在外蒙古。这期间，那些在苏俄控制下被剥夺了权力的蒙古上层王公开始醒悟，后悔反抗中国的行为，纷纷逃到中国要求发兵收回蒙古主权，赶走俄国人。但是苏联不断增加驻蒙军队规模，阻挠中国收回外蒙古主权的行动。内乱中的中国也一次次丧失了收回蒙古主权的机会。（列宁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要把沙皇掠夺的亚洲土地还给亚洲人民，他还说，当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后，蒙古将自然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列宁死后，斯大林完全背弃了列宁的诺言，他杀掉了曾经对列宁的讲话有过记载的一位国防部副部长，然后拒不承认列宁说过的话。从此在苏联再也听不到要归还蒙古的声音。苏联军队还一直赖在蒙古不走，直到1986年，在倡导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苏联开始宣布从蒙古撤军，1992年苏联红军全部撤出蒙古。然而这时候蒙古的独立早已成为事实，并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承认。收回外蒙古主权已经不可能了。）
1945年2月关于结束二战的雅尔塔会议，是外国人操纵外蒙古命运的一次重要会议。当时，在欧洲战场上，德国已经战败投降。在亚洲，美国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胜利，但战役打得非常艰苦；在中国战场，中日双方处于战略对峙，谁都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攻势。总的来看，日本战败已成定局，但美国估计，要达到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战略目标，美国还要多牺牲几十万的军队。为此，在雅尔塔会议上，美、英的重要议题就是争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从而减少自己的损失。然而他们为达到这个目的，不惜出卖中国利益，答应了苏联的无理要求，接受外蒙古的现状，即承认并要求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这笔交易实际上是在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进行的。蒋介石得不到罗斯福的支持，面对斯大林的重压，在万般无奈之中，于1945年8月14日，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条约中正式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这种巨大代价，终于换取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后来美国因使用原子弹对日本本土进行打击，迫使日本迅速宣布无条件投降，使得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行动变得毫无意义，美国开始为当初对苏联做出太多的让步、牺牲太多的中国利益感到后悔，但为时已晚）。
1949年10月，中国的内战以共产党的奇迹般的胜利震惊了世界，国民党的军队被赶到台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蒋介石在退到台湾后，对斯大林没有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条款感到愤慨，并以苏联违约为由，在联合国状告苏联（当时虽然大陆已经易手，但在联合国，中华民国仍然拥有中国的合法代表权，并且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从而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联合国对此予以承认。这就是至今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版图上还包括外蒙古的法律依据。
中国共产党主管中国政局后，由于当时与苏联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意识形态开始束缚中国领导人的手脚。斯大林蛮横强硬的立场，使新中国的领导人在国家统一与社会主义大家庭之间左右为难。而新中国百废待兴，又需要苏联的大量援助。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苏联，本打算与斯大林讨论黑龙江以北的土地、巴尔喀什湖以东的土地和外蒙古问题，却受尽了斯大林的冷落。最终在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时，也被迫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早知道他们今天会全盘西化，当初我们就应该跟美国结盟，而决不咽下斯大林的那口恶气）。
1953年，斯大林死掉了（我不用逝世这个词）。赫鲁晓夫上台后，决定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开始与中国解决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通过谈判，苏联归还了旅大军港，归还了东北铁路的管理权。但是当周恩来提出蒙古问题时，遭到了赫鲁晓夫的无理拒绝。中国失去了最后一次收回蒙古主权的机会。中国的这次行动，很快传到了蒙古人的耳朵里。他们立即行动，与中国交换地图，划定边界。中苏关系破裂以后，蒙古也亦步亦趋象走狗一样跟随着苏联的指挥棒大骂中国。蒙古几乎成了苏联的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
然而星转斗移，时过境迁。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往日的苏联已不复存在。俄罗斯自顾不暇，哪里还能接济别人。蒙古被人家无情地抛弃了。于是蒙古开始把眼兴投向了南方的这个日益兴盛的大国、不久前的祖国－中国。中国的博大胸怀真是世所罕有。当初中国衰弱的时候，他们背弃了祖国，先是投入沙俄的怀抱，后来又投入强大的苏俄的怀抱。今天中国强大了，他们又回过头来，要求得到中国的帮助。而中国待他们是何等的宽容。九十年代初，杨尚昆主席访问蒙古，带去了大量的物质援助，使陷于崩溃边缘的蒙古经济得到恢复，日益贫困的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而今天，蒙古在经济上更加依赖中国。蒙古没有出海口，蒙古的进出口贸易严重依赖中国的铁路和港口。没有中国的帮助，蒙古不知要穷到何时。
一九九五年，我有幸去蒙古国访问，带着一种特殊的心情。做为俄化了七十多年之久的蒙古，今天会是什么样子呢？蒙古的确已经严重俄化。城市里遍布俄式建筑、俄国汽车。人们的穿着和饮食习惯也几乎俄化了。但是在乌兰巴托的一家文物店里，我看到出售的很多文物几乎就是中国的文物，有古代的，近代的，也有现代的。如清朝皇帝的画像，铸有袁世凯、孙中山和蒋介石头像的钱币等。这充分证明了蒙古与内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源远流长的密切联系。我当时就在想，蒙古离开我们并不久远，难到要永远地分离吗？
历史是一面镜子。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更要了解历史。祖国的统一大业还没有完成，历史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教训。历史证明，这个世界上没有公正可言，落后就要挨打被欺。为此，蒙古独立的前前后后，我们应当在教科书中加以体现。对蒙古的独立过程，我们不能彻底遗忘。今天，台湾问题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如果我们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不够强大，台湾问题难免象当初的蒙古问题一样难以解决。而时间拖得越久，台湾就会象蒙古一样与我们越生疏，这期间如果我们的力量增长出现停滞或倒退，那么台湾问题将永无解决的日期，甚至有一天会象蒙古一样做为即成事实，在有求于人的情况下被迫加以承认。为此，每一个有种的中国人，热爱祖国的中国人，都要把建设祖国做为自己肩上的重任。我们的祖国一定要强大，我们的祖国一定要统一，这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历史责任。
台湾问题与蒙古问题还有一点点的联系。现在台湾当局没有放弃对外蒙古的主权。我看可以对台湾的说法加以补充，即在统一的前提下，承认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分治的中国。然后以联邦制或联合政府的方式实现海峡两岸的统一。这样，因联合政府的一方没有承认外蒙古的独立，或许将来还有解决蒙古问题的机会。但愿我们的祖国能够实现真正的统一。
一些资料 测试发波斯国地图
更新时间：2008…10…11 14：14：08 本章字数：91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六月舆地学社重刊” 光绪三十一年为1905年。本图反映了19世纪末叶伊朗的地理和行政区划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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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资料 梁启超的两次美国行纪观感
更新时间：2008…10…11 14：14：08 本章字数：3478
梁启超作为清末维新运动和保皇运动的主将，曾两次游历美国，一次在1899—1900年间到了檀香山，一次于1903年去了美国本土。梁启超在游历中，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
敏锐而深刻地剖析了美国的现实，同时又深深地思考着中国问题，并为后人留下了两本游记——《夏威夷游记》（又名《汗漫录》、《半九十录》）和《新大陆游记》。
夏威夷之行
光绪二十五年农历十一月十七（1899年12月19日，以下均为阴历日期），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的邀请，也是奉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之命，为发展保皇组织而准备赴美国檀香山，再由夏威夷去北美游历。
十一月十八，梁启超乘“香港丸”轮船离开日本横滨，前往夏威夷。十一月二十九，抵达檀香山，忽然听说岛上新发现“黑死”疫病。梁启超登岸后，由于岛上同仁不知他的船期，没有人前来迎接。他语言不通，感到很不是滋味，只好在亚灵顿旅店投宿。晚上，兴中会有人听说他来了，李昌、黄亮等才前来欢迎。
梁启超到达檀香山后，积极参加各种集会、演讲及应酬，名声大噪。但当地却有一家英文报纸攻击梁启超，而梁又不懂英文，很是无奈。另一家英文报纸却登有为梁启超辩护的文章，梁甚是惊讶。更让梁惊讶的是，文章的作者竟是一位芳龄20的小姐何蕙珍。梁何为此结下一段恋情。
第二次访美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正月，梁启超再次应美洲保皇会的邀请，实现他四年来的愿望，前往北美调查华侨在海外的情况，同时发展保皇会组织。
正月二十三，梁启超从日本横滨乘船出发，二月初六抵加拿大温哥华。梁在温哥华住了近两个月后，前往美国，四月十六到达纽约。到车站迎接的维新会同仁和各界华侨有数百人之多。梁启超随即前往华人戏院演说，以表谢意。在纽约，他住了两个多月，其间去过波士顿、哈佛、华盛顿和费城，在纽约实际上居住不过一个月。
面对纽约大都市的壮丽与繁盛，梁有一种不知从何说起的目眩。但他还是比较清醒地分析了纽约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所产之“怪物”——托拉斯的利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