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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斌笑了，“这就是你少读书的缘故。”他说，“你不知道我这么做，中怀坦荡，自有一种乐趣。”
汤本跟了主人这几年，耳濡目染，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气质，懂得为善最乐的道理；只是主仆情深，不能不劝，劝不听只好叹口气，悄悄退了下去。
坐堂不到一个时辰，汤斌发落了六件案子。其中三件是徒刑的罪，照规矩在这一审终结，汤斌斟酌案情，分别增减，发交驿站服役；两件是盗案，审明属实，即时堂谕解省；一件是田地纠纷，属于“户律”，可以由县官审结的，而前任潼关道，却以牵涉粮税的理由提审，提了来又关在那里不问，显然是别有用心的节外生枝，汤斌对这一案，在前一天夜里就已研究过，并无提审的必要，所以问不到几句话，已经和解而无端受了讼累的原告和被告，大喜过望，心诚地磕头道谢，含笑出街。
审到第七件也是“户律”中的婚姻纠葛，被告的女儿从小许配给原告的儿子为妻，当初是门当户对，两厢情愿；到儿女成长，被告发了财，原告的家道却中落了，因而被告悔婚，偏偏原告只有人证并无庚帖，所以县、府两审，都判被告胜诉，原告不服，告到道里。
先提原告，名叫孙鸿书，是个蒙馆的塾师；照例问了年龄籍贯，听孙鸿书诉了冤屈，汤斌便问：“你儿子来了没有？”
“小儿跟了我来的。”
“唤他上来！”
孙鸿书的儿子叫少鸿。上得堂来，汤斌一看便觉欢喜；那孙少鸿约莫十七、八岁年纪，眉清目秀，气度沉静；汤斌先不问案情，问他的功课，知道资质很不坏，只是他那塾师父亲，肚子里没有什么货色可以传授儿子，变成“质美而未学”，着实可惜。
“孙少鸿！”汤斌问道：“你父亲告人家海婚，你自己的意思怎么样？”
孙少鸿看一看他父亲，踌躇答道：“我不敢说。”
“为何不敢？”汤斌鼓励他说，“两造对簿公堂，原是讲理。你不说话，这理从何讲起？”
“大人明鉴，”孙少鸿答道：“一则是父命难违；二则，是不敢议论闺阁。”
这两句含蓄的话；别人听不明白，汤斌却是人耳便已了然；原来他不愿打官司，也就是他愿意退让，这与他父亲的意思相反，所以不敢明说。其次是被告的女儿，必是名声不好，因而他说“不敢议论闺阁”。被告悔婚，他反倒替被告留余地，宅心仁厚，更见得是可造之材。
这样转着念头，脸上便浮起欣慰笑容，“孙鸿书，‘犁牛之子角如囗’”，他说，“可喜可贺！”
孙鸿书大感意外，堂上大人称赞他的儿子，又为他道贺，真有些受宠若惊了，赶紧磕头答道：“多谢大人，多谢大人！不敢当！”
“你也是读书人，听我的劝，‘齐大非偶！’”
“大人说得是。”孙鸿书加重了语气说：“实在是这口气咽不下。”
“你如肯听我的劝，我自然有教你消气的办法。”
孙鸿书犹在迟疑，他儿子悄悄拉了拉他的衣服；孙鸿书心想，儿子不愿意打官司，是无可奈何之事，于是这样答道：“那就请大人替我们父子作主。”
“好，我一定不教你吃亏。”汤斌提高了声音吩咐：“带被告！”
被告早在廊下待命，遥遥望到堂上，只见汤斌对原告父子和颜悦色，笑着问话，心里大为嘀咕，所以上堂去时，身上有些发抖。到了公案面前，双膝往下一跪，磕了个响头自己报名：“小人郝成，叩见青天大人。”
“郝成！”汤斌问道：“你半夜里醒来，想到这场官司，还能睡得着觉不能？”
如何问出这么一句话来？郝成愕了一下，辨清了话中的味道，想昧着良心说一句“睡得着”，又怕惹得堂上生气；要照实答说“睡不着”，那就明明是问心有愧。左右为难之下，只好不答，连连磕头。
“不用如此！你抬起头来；我问你话，你好好回答。”
“是！”郝成把头抬了起来，这时才发觉汤斌的脸色，不如想象中那样严厉，心便定了下来。
“你的女儿多大年纪？”
“今年十六，比孙少鸿小一岁。”
这句话便露了马脚，汤斌笑道：“照此说来，虽无庚帖，彼此的生辰八字是知道的！这先不去提它；我且问你，你可是很宠你那女儿？”
“大人明镜高悬，不敢瞒大人，都是小的女人溺爱之故。”
“这就是了！”汤斌说道：“从来这种案子，断合不断分，以致亲家反成冤家。夫妇为人伦之始，须得慎重，你家既不愿，男家也不爱，所以我断分不断合。不过在道理上你是欠缺的。”
“是，是！”那郝成怕老婆，官司能打到这个结果，回去足可交代，便满口认错，“原是小人夫妇的不是！”
“你知道不是，是愿从打还是认罚？”
“小人认罚，但凭大人吩咐。”
“罚你捐五百两银子助潼川书院的膏火。这虽是认罚，其实也是为你自己造福。”汤斌又说，“其次你要给孙鸿书陪不是。这两项，你服不服？”
“服，服！小人甘服。”
于是郝成当堂替孙鸿书赔了礼。汤斌又忠告了他一番，劝他不可溺爱子女，否则将来自讨苦吃。然后派礼房书办，领他去办捐款书院的手续。
“孙鸿书，”汤斌发落原告：“你的儿子资质过人，大堪造就。不妨到潼川书院去读书，本道备文请潼川书院山长照料。你看如何？”
这还有什么话说？孙家父子二人欢天喜地磕了头，退下堂去。于是汤斌继续问案，到了日中，几于积牍一清；留下两件案子，却必得找刑房书办来问。
“这件‘逃人’的案子，疑窦甚多，你可曾看出来？”汤斌在后堂叫了刑房书办去，这样问说。
这件案子所牵涉的“逃人”，是清兵入关以后才有的名堂。满洲人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就经常以骠悍的轻骑，任意打开长城一处“边墙”，长驱南下，由河北向山东大肆掳掠；金银财宝以外，还掳了许多汉人，带到关外，充作奴隶，耕种畜牧，为主人生产。等到“八旗”编成，有些奴隶编人军队，随同作战，身分提高了，虽然仍称为“包衣”——满洲话的“家下人”，但独立生活，亦可做官。不曾编人军队，并无战功的，依旧是“旗下家奴”，或者是准他自立门户，但仍为主人服役，身分待遇比平民低一等的“另户”
在关外，这些人无处可逃，只好死心塌地为旗人作牛马；及至随军入关，或则不堪虐待，或则思乡心切，纷纷逃亡。这一来，就损害了旗人的既得利益；尤其是京畿之地，前明皇亲国戚的“赐田”，多为旗下贵人所占，称为“圈地”的大片庄园，正需家奴照料，却忽而无人可用，更感恐慌。
因此，在顺治元年，就定下处置逃人的办法。一面在兵部设置“督捕侍郎”，四处八方抓逃人；一面规定处罚逃人的律例——一这律例中最不公平的是，对“窝家”的罚则，比对逃人本身来得重。最初定制：窝家正法；窝家左右的九家及甲长鞭一百，充军。即使逃人又复归其主的，亦是如此；但后来发觉，这一来，逃人纵有复归之心，但以不忍连累窝家，亦只好作罢，因而在顺治三年，改写“逃人自归者，窝逃之人及两邻流徙，甲长并七家之人各鞭五十，该管官及乡约俱免罪。”但抓到逃人，窝家仍然处死，妻子家产没官，出首的人得分一份。
这样立法的用意，是要使得窝家不敢窝藏逃人，逃人失所掩护，不能不复归原处。至于逃人的罚则，抓到一次鞭一百，逃到第三次被捕，始行正法。同时地方官也有奖惩条例，自然是有逃人者罚，抓到逃人者奖。
纵然是这样严酷的刑罚，依然不能制止逃人之风；而执行督捕的官员，伤心惨目，魂梦不安，因此在上年有个有良心的督捕侍郎，上了一道奏疏。汤斌曾经读过好几遍：
窃思籍没非良法也！尝按律例，藉没止以处叛逆，而强盗已不预焉。独窝进律例竞籍没，行之数年而未改，岂窝逃之罪，尤重于强盗乎？抑以初时，见逃人之多，故法不得不严耳！今且十一年于兹，其民之死于法、死于牵连者，几数千百家，而究治愈为，选者念多，其故何也？盖今日之选者与初时异，初时人自盛京而来，谁无父母妻子之思？而为之家者，见骨肉乍归，谁无天性难割之情，且法度未明，冒昧容隐，选者为真选，窝者为真窝。自投充之门开，而所逃者不皆“东人”；自“放假”之事，而逃者不尽私往。甚有逃人乘机害本主，通同以居奇，变态多端，难以悉数，是逃者未必真逃，窝者亦未必真窝也
此刻在汤斌手里的一件案子，就是“假逃”，作用是在勒索一家富户。
这一案中的主犯，名叫莫武成，他做旗下家奴是自愿的。满洲人由外带来的家奴，称为“东人”；入关以后，自愿认旗人为主，名叫“投充”。最初是因为畿辅良田，尽为满洲人所圈，贫苦小民，无依无靠，准予充满人为奴，代为耕作，吃一口苦饭。但从来有些无赖，想利用新贵的权势，质身投靠，以旗下为护符，凌逼官府，鱼肉乡里；甚至将他人的田产，冒充为自己的产业，献给满洲主人，这叫“带地投充”；其实是比强盗还狠毒的强占豪夺。莫武成就是这样一个在保定府“带地投充”正蓝旗郑亲王府的坏蛋。
这些“投充”的坏蛋，作恶的花样极多，最阴狠的一招，就是利用窝家治罪，重于逃人的律例，勒索殷实巨户。如果原是相熟的亲友，自然“欲加之罪”，更为“有词”；即今素昧平生，亦不妨托词投宿，等他一进了门，立刻便有人接踵而至，说他是逃人，指那富户是穷家。这是杀头充军，家破人亡的罪名，被指为窝家的富户，自然害怕，于是予取予求地勒索够了，悄悄而去。因此，这几年稍有身家的人家，对于来历不明的人，无论如何不敢收容，就为的行了好必无好报，怕惹火烧身。
这莫武成在保定就干过这个勾当，到了陕西如法炮制—一他是奉命到汉中办事，回程经过同州，串演了一次“假逃”，被勒索的富户不愿“私了”，那就只好送官，由县两府，马呈祥虽知其中不无冤屈，但以逃人的案子，关系重大，不敢擅专，将案卷连人犯，一起移送上来；前任潼关道审理了两个多月，尚未结案，奉旨调职，便把这件棘手的案子，移交了下来。
汤斌在京师当了三年翰林，这种逃人的案子，常听人谈起；其中的黑幕，十分熟悉。所以稍加推敲，便知是极大的冤枉；他在想，凡是串演“假逃”，必有同谋，独脚戏是唱不起来的，要为这家无辜富户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