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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之，羽翼既多，遂自立门户，结王鸿绪为死党，科里何楷为义兄弟，翰林陈元龙为叔侄，鸿绪胞兄瑞龄为子女姻亲，俱寄以心腹，在外招揽，凡督抚藩皋、道府厅县，以及在内大小卿员，皆王鸿绪、何楷等为人居停哄骗，而囗缘照管者，馈至成千累万。即不属党援者，亦有常例，名之曰“平安钱”。是士奇之奸贪坏法，全无顾忌，其罪之可诛者二也。
光棍俞子卿在京纵横有年，惟恐事发，潜遁直隶天津、山东等地方，有虎坊桥瓦屋六十余间，值八千金，馈送士奇，求托照拂。此外顺治门斜街并各处房屋，总令心腹出名置买，何楷代为收租，士奇之亲家陈元师、伙计陈李芳，开张维号，寄顿各处购银资本，约至四十余万，又于本乡平湖县置田千顷，大兴土木，整修花园；杭州西澳，广置国宅，苏松淮扬等处，王鸿绪与之合伙生理，又不下百余万。
这样，就不能不发生一个疑问：“以觅馆糊口之穷儒，而今息为数百万之富翁，试问金从何来？”当然，“非侵国帑，即削民膏。”成为“国之囊、民之贼”，不诛何待？
高士奇最后一款罪名，是郭琇在江南访闻确实的，早就愤愤不平，此时越发激动，秉笔直书：
圣驾南巡时，上谕严戒债进，违者定以军法从事。惟士奇与鸿绪愍不畏死，于淮扬等处，鸿绪招揽府厅各官，约馈万金，潜送士奇，淮扬若此，他处又不知如何索诈？是士奇之欺君灭法，背公行私，其罪之可诛者四也。
更可骇者，王鸿绪、陈元龙鼎甲出身，亦俨然士林之翘楚者，竟不顾清议，为人作垄断，不以为耻，且依媚大臣，无所不至；即以人之不屑为者，亦甘心为之而不为辱。苟图富贵，伤败名教，岂不玷朝班而羞当世士哉！
总之，高士奇、王鸿绪、陈元龙等，豺狼其性，蛇蝎其心，鬼域其形，畏势者既观望而不敢言，趋奉者更拥戴而不肯言。区若不言，有负圣思，臣罪滋大，故不避嫌怨，仰祈皇上立赐罢谴，明正典刑。
这个折子一上，皇帝颇为动容，但他实在少不得高士奇，所以踌躇再三，才传旨召见高士奇与王鸿绪。
“有人参了你一本，说你种种招权纳贿，你自己说吧！”
听语气缓和，高士奇的胆使大了；要赖是赖不掉的，便这样答道：“外省督抚，以臣蒙皇上天恩，召侍左右，所以平日多有馈赠，此是敬皇上的一片心，臣亦只感戴天恩。圣明在上，威福皆不旁落，凡有黜陟进退，臣何能参预一字？在那些人，诚为无益；在巨则寸丝粒粟，皆自天恩中来。”
“你是强词夺理！”皇帝说道，“你们要弄些钱，为子孙之计，我都可以容忍，只是不能伤天害理，做害老百姓的事。你们的操守、才具，我都了解。这一次我不计较，以后看你们自己吧！”
这是皇帝驾驭汉人的手段。三藩乱平，正需休养生息；皇帝为了民生，日夜孜孜，只要有人能实心办事，情愿在支治上容忍——当然不是不讲求吏治，但重在鼓励，不重在惩罚，这是为了求得京师到地方政局的安定，不得不委曲求全。
当然，郭琇的忠诚正直，他是极其欣赏的；这道奏折虽不曾发生怎样的作用，而郭琇本人却已简在帝心，特遣侍卫赏赐绸缎笔墨等物；同时传谕，郭琇忠贞谅直，益期勤慎，无负厚望。
等了几天没有消息的郭琇，正感沮丧之际，得到这样的温谕，顿觉精神一振。他知道皇帝并不护短，亦有清明的是非之心；而目前不能纳谏，置高士奇、王鸿绪等人于法，定有不得已的苦衷。无论如何，建言无罪，在皇帝的这番恩赐中，已显示得明明白白。自己只求心安，遇到应抨击的人，无须顾忌。
因为皇帝是这样处处以民生为重，所以只要真能为地方除弊兴利的官员，虽有过失，无不曲有。特别是在河工方面，当河道总督靳辅，五年工成，而复有萧家渡决口时，廷议不外两派主张，一派要革靳辅的职，另行派人接替；一派是责令靳辅赔修。而皇帝对此两派主张，都不采纳——这是经过深思熟虑以后所作的决定。
第一，靳辅革了职，却也卸了责；后任以为一切都是前任的过失，出了毛病可以不负责任；因而该防的不防，该堵的不堵。推翻靳辅的成法，另起炉灶，说不定要前功尽弃。
其次，靳辅的廉洁，皇帝是知道的，要他赔修，他不敢不遵，悉索敝赋，借贷告帮，绝不会筹足应需的经费，于是因陋就简，反而坏事。
为了这两重顾虑，皇帝只下旨：靳辅革职留任，戴罪效力，勒限修复；应需经费，仍由国库拨给。这样体恤臣下，靳辅当然要加倍出力，终于堵塞了萧家渡决口，使黄河直下故道，完成了他的“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计划。
然而下海口之处，不作根本之图，则黄患始终存在，靳辅与陈潢亲自视察以后计议，陈潢主用古代的“沟恤法”，在高邮、宝应等七州县，筑高过海潮，堤外为水淹没的土地，干涸成田，放领给百姓耕种，一方面使贫民得有屯垦就业，以谋衣食的机会；一方面可从屯田上收取租息，作为治河的经费。
照陈潢的计划，共需四百九十万两银子，但只需先拨一半，另外一半即以涸出的田亩，放领得价来拨补。
靳辅的奏折一上，交下廷议，都以为应准许他的建议。但皇帝仍是以百姓的生计为优先考虑，下了这样一道上谕：
靳辅奏请治下河之法，在筑堤束水以注海，其工费将涸出田亩取价偿还等语，九卿会议进行。朕思田亩洞出，便当与民垦种纳粮，若取佃价偿还，恐致累民。九卿等特不敢自为主张，故议准行耳。当详议具奏。
因为皇帝有此德意，便有人起了私心——江苏的绅权最重，在籍的大员，成为劣绅者，颇不乏人；京朝大员在家乡的子弟，亦常多横行不法，下河两岸有涸出的田亩，常为此辈所侵占，如照靳辅的奏议，领回缴价，自然不愿，难得皇帝有此意思，乐得把靳辅的计划反对掉。
正好安徽按察使，奉旨襄理河工的于成龙，也是反对靳辅的。他的反对，不含私意，而是出于见解的不同，靳辅认为近海口等地，形如釜底、开了海口，海水必将倒灌；于成龙认为海口应该开辟深广，以泄洪流，所以反对靳辅的，便力赞于成龙，拿他作为对抗靳辅的挡箭牌。
这两个人都为皇帝所信任，却各执一说，无从调和，因而限期命靳辅与于成龙进京，作御前辩论，看看到底哪个的道理对？
靳、于到京，先由大学士传旨询问，九卿会议，亦分成两派，大致没有切身利害关系的，赞成靳辅，否则就站在于成龙那面。
皇帝对这件事毫无成见，既然相持不下，唯有听诸公断，所以特召大学士王照，当面指示：“自宋朝以来，黄河下游，不闻有什么灾害，自明末隆庆年间，河道淤塞，方始有漫溢的情事，康熙七年桃源县堤防演决，宝应、高邮等七州县才成巨灾。此事古来无征，到底是筑堤，还是溶口，我看靳辅和于成龙说得都有道理，我的宗旨是，总要以百姓无害有益才好。你可以问问这七州县的现任京官，他们是本地人，所见必确。不过，绝不能因为自己有产业在那里，徇私说假话；假话也只能骗一时，日久真相必出，我自然知道。你叫他们务必直言无隐。”
王熙领旨，分别知会有关的京官；于是由翰林院侍读乔莱，召集同乡，商议的结果，决定支持于成龙。
乡绅的意见如此，百姓又如何呢？前者有产业，后者是无恒产的平民，所以皇帝对乔莱他们的意见，亦未必全信，特派工部尚书萨穆哈、内阁学士穆称额，驰驱到江苏。会同江苏巡抚汤斌及其他地方官，实地调查民意，限期二十天内回奏。
另一方面，皇帝又特地临御乾清门，召靳辅及于成龙，开御前辩论。两个人都带乡黄河下游的详图，彼此责难，靳辅认为海口一浚深，由于高邮等处，地势低洼，一定会造成海水倒灌的现象；于成龙则说筑堤一丈五尺，束水一丈，堤防比人家的屋檐还高，万一溃决，后果不堪设想。
皇帝只是静静听他们辩驳，等告一段落时，他问：“淮安扬州这些地方，地势本来很低，就算尽力疏导，能不能把有积水的地方都涸出来，成为可耕之田？”
“不能！”靳辅回答。
“不能！”于成龙也这样回答。
“既然不能，无非减杀水势，便与百姓有益了！”皇帝又说：“疏导下河，原非必不可省的工程，我的意思，总要于百姓有益。于成龙的办法，费用较省，能够减得几分水势，我的本意就算达到了。但不知要多少经费？”
“经费难以预估。但浚深故道，不是另开新河，费用亦不会过巨。”
“那好，等萨穆哈回来，看他怎么说？如果百姓都赞成港深海口，那就照于成龙所议兴工。”
萨穆哈是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初回京的，他的奏报，大出皇帝意外，说当地老百姓，都说排溶海口，毫无用处。
“为什么呢？”
“因为地势低于海面，溶得再深，水也出不去。”
这话也不错，俗语道得好：“人往高处爬，水往低处流”，本来就在低处，更往哪里去流？皇帝便召大学士明珠、王熙，询问于成龙的意见如何？
“于成龙说：要开浚海口，得先修治串场河，费用约需一百余万。臣等公议，果有益处，如费至千万，亦所不惜。如今以一百余万银子，费在未必可以成功的工程上，是为失策。倒不如留着这些钱，将来办赈济的好。”
听了明珠的回奏，皇帝又觉诧异，因为于成龙的话也不同了，以前说不须多少钱，现在又说要一百多万。
这其中自然有内幕，只是皇帝再也想不到，萨穆哈是受人指使，说的不是实话。
萨穆哈跟明珠一样，在撤藩一事上，立过大功；当吴三桂试探朝廷，故意奏请撤藩，皇帝将计就计，准如所请，派萨穆哈以户部员外的身分，到贵州办理撤藩所需的舟车粮袜。
一到贵阳，吴三桂已经决意谋反。贵州提督李本深与吴三桂是一党，代他致书贵州巡抚曹申吉，相约一同起事；不想这封密函，为云贵总督甘文焜所截住，打开来一看，密谋尽露，甘文焜便告诉萨穆哈，叫他回京告变。
走到跟湖南交界的镇远地方，吴三桂已经起兵，镇远守将得到他的檄文，拒绝供给萨穆哈的驿马。于是他私自找了一匹马，悄悄往东走；到了湖南辰州，才算跟驿站联络上，十一昼夜赶到京城，在兵部衙门下了马，人已累得无法支持，只抱住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