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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莫难过！”陆陇其说，“等我先找了你邻家来再说。你也带了你女儿来，我自有道理。”
于是陆陇其派人找了男女两造到县衙门，在后堂接见：邻家姓陈，父子两个，问了老陈，确实是买了一个儿媳妇；他那儿子学的虽是木匠，品貌不算粗蠢，也略略识得文字，只是配余家的女儿，无论如何是女家委屈。
老余的女儿名叫寿姑，中人之姿而气度极好，不带丝毫小家子气；陆陇其跟他太太商量，要把寿姑认作义女。陆夫人极其贤惠，而且也爱寿姑的端庄和孝顺，欣然许诺，把她陪嫁的一枝玉钗和一副宝石耳环，赠予义女，作为陪嫁。陆陇其又传鼓吹把寿姑送到陈家合党。一时传为美谈。
不过一个老百姓，完粮的钱的来路，陆陇其心有所疑，都要寻根问底，探明究竟，何况是诬良为盗？所以捕快们都死心塌地，绝不去动那些歪脑筋，打算着想蒙混了事。但是缉凶也不容易，一元见证，二无线索，唯有下水磨工夫，到茶坊酒肆、书场澡堂去慢慢查访。
“回禀大老爷，”李书办有个要求，“捕快们有个计较，要假做真凶已获，就是那个杀猪屠夫；这是个障眼法，真凶以为有人替罪，可以安然无事，人就大意了，捕快才有机会把他找出来。”
“可以！”陆陇其说：“这一案尚未申详上去，不必报盗杀——本来也还不知道，是不是盗杀？或者另有仇家，或者有人一时见财起意。都未可知。”
李书办打点文书，报的是“是仇是盗，尚在鞠问”，同时在外面放出风声去，说是仇杀无疑。那些捕快们，表面不动声色，暗地里则在加紧缉查；果然，不久发现一个以前有案而久未露面的小毛贼，衣衫光鲜，得意洋洋。问他钱的来路，却是支吾其词，没有个可以令人相信的解释。这就不用客气了，下手抓到班房里，一讯而昭；然后请大老爷坐堂，指供历历，绝无虚假，这件命案是确确实实，漂漂亮亮地破获了。
等把获盗定罪的公文，申详上台，到了慕天颜那里，一件公文化做两件，谋财害命一案，报到刑部；杀人偿命，依律定了“斩监候”的死罪，自然照准，只待秋后“勾决”处斩。
另外还有一案，是专门对付陆陇其的；慕天颜劾他“讳盗”。奏章到京，照例“交部议奏”；这个部是六部之首的吏部，考核官员功过的一司叫做“考功司”，司里为首的叫做“掌印郎中”，下面有郎中、员外、主事等等官员，分职办事，统名“司官”。
司官是不懂公事的，读过书的懂道理；那些满洲的官司，没有读过书的，懂人情世故，他们做官谈公事，就靠情理来判断是非曲直。然而公事并不是处处讲情理的；第一要讲“例”，过去像这类案子是如何如何办理，就叫“成例”。这些成例只有一种人知道，就是书吏，又名书办——这是个世袭的职位，虽有“三年退卯”的规矩，其实换名不换人，张三是他，李四也是他。
陆陇其的案子到了一名赵书办手里，想都用不着想，照慕天颜的意思，办了议复的奏稿，以“讳盗”的罪名，定了“革职”的处分。
书办称司官“老爷”；司官称书办“先生”。考功司掌印郎中“李老爷”看到奏稿，把“赵先生”请了来商量。
“赵先生！”李郎中照多少年来的惯例，跟与他“身分”悬殊的赵书办，站着讲话，“这件案子怕不能这么办吧？”
“是这么办。陆某人初报不指出是盗，就是讳盗，应该革职。”
“那时真凶还没有抓到，所以原报‘是仇是盗，尚待搞问’，似乎没有错。”
“他没有错，我也没有错！”赵书办立刻顶了过去，“成例俱在，还有什么话说？”
“例案不止这一件，可以不可以引用别的例案；从轻处分？”
赵书办把那个头摇得博浪鼓似地：“李老爷，”他将手一指，“例案都在那里，你自己去找好了。”
一听这话，李郎中气馁了，一屋子的档案，堆得碰到天花板，到哪里去找？于是再低声下气地商量，“这陆陇其是清官，能保全总要保全他。赵先生，你说是不是呢？”
不提清官还好，提到清官“赵先生”越发有气，心里在说：天下都是清官，叫我喝西北风？于是冷笑一声，撇着嘴说：“清官值几个钱一斤？”
部文到了江宁，慕天颜委了一员“摘印官”到嘉定；老百姓愤无所泄，几乎要揍那“摘印官”，亏得陆陇其亲自出面弹压，才没有闹出不可收拾的乱子来。
陆陇其的移交随时可办，因为库存和帐目清清楚楚；交了印信，雇好一只船，把他自己的几箱书，和他太太的一架用熟了的织机先搬了上去，然后坐轿到码头上船。
嘉定的老百姓家家跪香，有的痛哭失声，有的“攀辕”——拉住轿杠不放，口口声声只喊：“青天大老爷走不得！”害得陆太太在轿子里把眼睛都哭肿了。
陆陇其家住平湖。他家的始祖就是唐朝的名臣陆蛰，一部《陆宣公奏议》，为千古循吏，奉为金科玉律。陆家在嘉兴、平湖一带是巨族，虽在明朝嘉靖年间，出过锦衣卫都指挥使陆炳那样的佞臣，但耕读家风，世世不替；陆陇其对一官得失，毫不在意，只觉得不能为百姓多做点事，是一遗憾。但得有这个机会，回家侍奉高堂双亲，也算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所以回到平湖，丝毫不见罢官归里的失意之态。
侍亲读书的清闲日子，过不了多久；当地的县令亲自登门拜访，直道来意，是奉旨征召入京，应试博学弘儒；举荐他的是二部主事吴源起，说他“理学人程朱之宝室，文章登韩柳之堂”；又说他“理学纯深，文行无愧。”陆陇其自然有知己之感。
但是，老父年迈多病，做儿子的深伯承欢之日无多，因而坚决辞谢。最后让老太爷知道了，教训儿子：方在壮年，正是出力报国救民的时候，何可自鸣清高？他问：“你可记得朱子答曾无疑的话？”
陆陇其怎么不记得？随即琅琅背诵：“‘孝悌忠信，虽只是此一事，然须见得天下义理，表里通透，则此孝悌忠信，方是活物。如其不然，便是个死地孝悌忠信，虽能持守终身，不致失坠，亦不免但为乡曲之常人。’”
“我如何愿你为乡曲之常人？”陆老太爷接着他的话说，“你如果只知报国之日长，待亲之日短，便是死守着一个孝字的表面；与忠信不相干。只为你尽孝，倒像是我耽误了你报国救民的机会。你须推我之心为心，勉为好官，岂不就是尽了孝了？‘孝悌忠信，表里通透’原须如此讲法才是！”
陆陇其原知该如此讲，只是一片孺慕，不忍远离。此刻听得这一番庭训，再要依恋不舍，反倒是不孝了。因而接受征辟，轻车简装，取道山东，由陆路进京。
在旅途中，他就打算了不知多少遍了；一到京师，第一个要见的人是汤斌！
应征博学弘儒的，多的是贫士，大都住在庙里。等到每月致送银米的恩诏一下，文酒之会，大为风行，但也有少数人，依然故我，在古庙里守着青毡青灯，刻苦用功，希望在此数百年难逢的盛典中，一显身手，博取高第。
最特别的是这么一个人，他既不参与文酒之会，也不是打算博取高第，他有他的一套平生志业所在的常课，要把他在改朝换代、天翻地复的浩劫中，所见所闻的忠臣烈士、义夫节妇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忠实地记录下来。所以一个人住在古庙里，笔不停挥，写的却是《明史稿》。
他就是陆陇其所渴望一见的汤斌。像陆陇其一样，他也是中过进士，做过地方官，又被荐举，奉召到京的。陆陇其今年四十九，汤斌比他只大三岁，但科名却早了十八年，一个是顺治九年的翰林，一个是康熙九年的进士。所以陆陇其称他为“老前辈”，而他，虽是初次见面，却很亲热地称陆陇其的号：“稼书！”
在座的还有个万斯同，史学的造诣，极其精深。汤陆二人则都是理学家，但途径不同；陆陇其笃守程、朱，而汤斌的理学出于由陆象山而来的王阳明。朱、陆各成门户，有名的“鹅湖之会”，彼此辨疑质难，各不相下；这天在秋雨潇潇的古庙中，汤、陆二人的意气激昂，当仁不让，亦不输于前贤。
陆陇其所致力的“朱子之学”，重在“格物致知”，以为“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格物就是穷物之理，以至于极，来扩充此心的知识，到一旦豁然贯通，“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这就是所谓“穷理尽性”。
但陆象山的看法不同，他认为“心即理”，是一非二，此即为一个人与生俱来的“良知”。如果说一个人定要读书才会有良知；那么尧舜并不曾读书，何以成为圣贤？
明朝的王阳明，本来也是信服朱元晦的学说的，从格物去致知，所格之物是院子里的一丛竹子，为何竹有节？为何竹长青？竹如何生笋？何以笋可食面竹不可食？竹叶又为何与树叶不同？这样格来格去，格不出一个名堂；而焦劳苦思，到了第七天上竟恹恹成病，很悲伤地在想，没有这大力量去格物，圣贤是做不到的了！
到后来，王阳明得罪了权势薰天的太监刘瑾，被谪为贵州龙场驿的驿丞，那地方在贵州西北的万山丛中，荆棘遍地，五谷不生，既有毒蛇猛兽，又有瘴气毒虫，一到了那里，便难望再还家乡。就是王阳明，得失荣辱，都可以置之度外，只有生死关头却还看不破；自觉道学之士，这一关打不破是一种耻辱，因而置了一副石棺材，放在住处，自己对自己发誓：绝不以生命为念，如果刘瑾余憾不释，要来加害，那也随他，反正棺材已经预备好了！
有了这样一个最后打算，便终日端坐，静等大限自至。但说也奇怪，久而久之，觉得胸头一团春意，不但忘掉死，而且忘掉困苦。看到跟他来的仆从都生了病，便自己砍柴汲水，煮粥给大家吃；知道大家中怀抑郁，便又教大家读诗；在那种生人所不能堪的环境中，谁也没有心思来听他忽发雅兴，大吟其诗，于是王阳明改了一个花样。
他是余姚人，离绍兴不远，从小就会唱“绍兴高调”连唱带做，还加上插科打浑，仆从都在暗地里笑他“穷开心”！但是，大家到底是开心了，有了笑声，病也好了；打起精神来过日子，跟言语不通的苗子相处得很好。
于是王阳明就想：圣人到了这步田地，除此以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这样想来想去想到半夜里，明月中天，寸心澄澈，忽然大悟，自己所做的事，就是圣人之道！自己心里就有良知；良知可以自致。不必经由格物去求。这比陆象山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