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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大儿子已经三十四岁，幼承庭训，极其孝顺，听得这一顿责备，愧悔不已，涕泣请罪，而汤斌到底把他撵回去了。
一过重阳，汤斌的生日快到了；他的生日是十月二十，这年五十九岁，苏州人做生日，讲究“做九不做十”，所以汤斌的五十九岁生日，便等于花甲之庆。
地方士绅集议，汤巡抚待民如此，老百姓必须有所表示，表示江苏人不是不识好歹、忘恩负义的人，所以他的五十九岁生日，必得替他“做一做”。
然而替汤斌做寿甚难，送寿礼不但不会收，说不定还要惹他生气；开筵唱戏，更不可能。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送一篇寿序，汤斌不能不收，而且也正好在这篇寿序中，表达三吴父老的敬爱之忧。
这是篇大文章，而天然有个第一等的大手笔在那里——归院尧峰山的汪苕文，他单名琬，学者称“尧峰先生”，自称钝翁，苏州人。汪尧峰是顺治十二年的进士，初授户部主事，升员外，升到部郎中。这类所谓“部曹”是政务推行的中坚人物，有才具最易显露；汪尧峰虽然文名甚盛，却不是书呆子，在户部尽心钩稽，积弊尽出；在刑部以六经诠释律例，是当时响当当的红司员。
到了顺治末年，江南发生“奏销案”，株连甚广，欠一文钱粮的，都会被革掉功名。汪家亦有旧欠，因而汪尧峰降官为京师北城“兵马司指挥”，这是个不文不武的管街坊地面的小官，真所谓“风尘俗吏”，在王公大臣眼里，就跟巨家大族看地保差不多；汪尧峰把这个官，做得有声有色，当时亲贵重臣的家人，许多是横行不法，鱼肉小民的豪奴，汪尧峰却能不顾情面，不畏势力，不遇到便罢，遇到了当街一顿板子，外加七斤二两重的一面枷，要悔过了才放。
过了两年，由兵马司指挥再升户部主事；这一次复入，更是锐意任事，最有名的一案，是裁减吴三桂的军饷，替国库省下了极可观的一笔经费。
由户部主事外放，汪尧峰当上了一个很不错的差使，到江宁西新关去征税；税差有陋规，汪尧峰看看宦囊所积，可以养老了，便起了急流勇退之心，辞官回苏州，在尧峰山中筑了一座“皆山阁”，闭门著书。康熙十八年应征就试博学弘词，授职翰林院编修，编纂明史，跟汤斌成为同年、同事，他们的交情就是这样来的。
汪尧峰在史馆只有两个月，因为性情偏急，落落寡合，便告了病仍旧回到尧峰山；那时他的古文，几乎可称为海内独步，名公巨卿的寿序、墓志铭，都要来请教他，否则不足为荣。他跟汤斌的交情极深，就是大家不请他，他也要自告奋勇；所以接到委托，一诺无辞，精心结构，写成一篇洋洋洒洒两千余言的寿序，再请名家工楷写在八条朱笺上；字是用泥金所写，精工装裱，外加红木雕花框，装潢得讲究无比。
到了十月中旬，汤斌的生日将到，地方士绅雇了一班吹鼓手，将这八幅寿屏，抬到巡抚衙门。这件事，期前做得极为秘密，汤斌事先毫无所闻，一听说地方士绅来送寿屏，大为不悦，不但不收，连见都不肯见。
“这是尧峰先生的手笔，汤大人岂可辜负人家的一番心血？”
这话也对，汤斌便派人把寿屏上的序文抄了下来：原件仍然“壁谢”！
这好像有点不近人情，令人难堪；但以知之有素，谅解他绝不是出于矫情，所以这种难堪，就好像人参汤中的一丝苦味那样，事后体会，格外有味。
到了年终，接到吏部的公文，奉旨“行取”州县官，以备言路之选。“行取”的意思等于征史，也就是说，选拔州县官去当御史；品极同为七品，但职权地位大不相同，以明朝的规制，巡按御史，代天巡方，所到之处。“如朕亲临”，州县官须以属下的礼节参见。由明人清，虽废除了巡按御史的制度，但言官的身分清高，远非县令所可同日而语。
因此，州县官行取为御史，限制甚严，第一要合资格，须两榜进士出身；第二要才德俱优；第三要任内不欠钱粮，没有未破的盗案。前两点操之在己。最后一点，在江苏这样“赋重役繁，甲于天下”的地方，就很难了。
汤斌认为这是好官吃亏的规定，决定据理力争；因而他亲自起草奏疏，保荐刘滋才和郭琇。他说：做州县官，都知道皇帝的“知人之明，出自天授”，做臣于的，只要洁己爱民，一定能够升迁，所以操守廉洁，政绩可以表扬的，颇不乏人。但细考他的钱粮征收成数，则无论如何不能完清，因为“势处其难，智勇才力无所用”。如果一定要拘于成规，以合格的官员报送，那就只有拣小县分，事情少，赋税轻，容易藏拙，也容易见功的人来敷衍塞责。这样的人，辜负了行取的美意良法，而且其人的才具，亦绝不能邀得皇帝赏识。这一来，岂不是有滥举的责任？
如果真知其人而不保荐，则是“蔽贤”，罪过与“滥举”相等。因此，汤斌说他与总督王新命，细心考查，决定保荐刘滋才与郭琇；他说郭琇禀性恬淡，颇有风骨，对百姓的抚慰启迪，勤劳不倦，吴江的百姓对他的称颂，众口如一。任内亦没有未破的盗案，但钱粮只有康熙二十二、二十三两年全完。历年的钱粮不能全完；而郭琇虽未能追完旧欠，至少已有任内的两年全完，与历任官员比较，可见得不是他的才具不行——汤斌希望能表达出这样一层意思，如果都像郭琇这样的县令，那么，根本就不会有积欠的钱粮了。
这道奏疏一上，刘滋才和郭琇都奉旨补为监察御史；去任之日，百姓自然攀留不舍，彼此有一场眼泪好流。
到了京师报到，郭琇因为身居言路，职责所关，所以经常考察吏治民生。遇见的人多了，才发觉朝中的派系，相斗甚烈，或者是政见不合，或者是讲学问的路数不同，形成门户之见，而说到头来，其实不脱争权夺利四个字。
朝中的派系，最初是索额图和明珠两大派；以后又有徐乾学、高士奇、王鸿绪、李光地等派，用战国连横、合纵的手法，今天联甲倒乙、明天又联乙倒丙，搞得暗潮汹涌，纠纷迭起。熊赐履的罢黜，照徐乾学的说法，就是由于索额图的陷害。然而熊赐履的“嚼签字”，确是假道学的行为，所以连与索额图为敌的明珠，亦不以为然。
当然，所有的争权夺利的冲突中，以明珠和索额图两派的争斗为主。明珠的受知于皇帝，是由于力赞撤藩，但他的手段，也确比粗豪疏略的索额图高明得多；素以轻财好义，礼贤下士知名，听说郭琇是汤斌特荐而行取的御史，便托人来致意。但是，这个人恰是郭琇所看不起，而且深恶痛绝的余国柱，自然就更不会理他了。
不久，又有一个人来拜访郭琇，这个人也是皇帝所宠信的，以理学出名的迈赫人物，他是郭琇的同年李光地，字晋卿，福建安溪人。康熙九年点了庶吉士，学得一口满洲话，也会满洲文，三年教习期满，“散馆、留馆”，授职为翰林院编修，请假回籍省亲。
第二年也就是康熙十三年，三藩乱起，耿精忠在福州起事。响应吴三桂。李光地跟他的同年，家住福州，同时国籍省亲的陈梦雷合作投机，做了一次“买卖”。这个计划是如此：一方面陈梦雷在福州投降了耿精忠；一方面由他与李光地联名，用蜡丸呈上密奏，建议大兵进取的方略，密奏中这样说：
窃闻大兵南来，皆于贼兵多处，尽为鏖战，而不知出奇以捣其虚，此计之失也！
臣度：仙霞连浙江；彬关连江西；漳、潮连广东，此三方者，本地守土之兵，自足以控制之。其汀州一路，宜因贼防之疏，选精兵万人，或五六千人，作为入广之兵；道经赣州，逆转而入汀州，为程七、八日耳。二贼闻急趋救，非月余不至，则大军入闽久矣。贼方悉兵外拒，内地府、州、县，尽致空虚，大军果从汀州小路，横贯其腹，则三路之师，不战自溃。仍忍小路崎岖，更须使乡兵在大军之前，步兵又在马兵之前，庶几万全。
这篇奏疏，看来说得头头是道，其实是纸上谈兵，而且间关万里，到达御前，亦已归于无用。然而这些都不关重要；重要的是，要让皇帝知道他们的“忠贞”。李光地和陈梦雷的如意算盘是，如果耿精忠成功，则有陈在，可以为李援引，同作新贵；如果耿精忠失败，则有蜡丸书在，李光地可以为陈梦雷出面说话，说他是假意投降，埋伏在耿精忠那里作内应的。这样，依然得膺上赏。
这左右逢源的一计，到头来李光地“如意”，而陈梦雷大倒其楣。毛病是在李光地出卖了患难朋友。
蜡丸书归李光地制作，一小块纸片上，写满了蝇头小楷，用蜡丸封固，由李光地的叔叔，护送一个名叫夏泽的亲信家人，出江西北上；走了一年才到京师。蜡丸密奏上达御前，皇帝降谕：“编修李光地不肯从逆，避人山中。具疏遣人前来，密陈地方机宜，具见矢志忠贞，深为可嘉！下兵部录其疏，令领兵大臣知之。”
为什么只有李光地一个人的名字？因为李光地根本没有把陈梦雷的名字写上去；照他的想法，如果耿精忠成功，陈梦雷就根本不会知道，密疏只是李光地独上，因为这是无法查考的。倘或耿精忠失败，则不但独显忠贞，更为难得；而且那时陈梦雷被捕，攀扯上自己，有口难辩，或许会变得弄巧成拙。这样写了自己打算，决定出卖朋友。
靖南王耿精忠响应吴三桂起事，是在康熙十三年三月，巡抚刘秉政，事先已经暗通款曲；顾虑的是总督范承漠——他是宋朝范文正公的后裔，清朝开国名臣范文程的儿子，耿精忠怕他不从，托词请他到王府议事。范承漠坦然应约，一到就被耿精忠的卫士，以白刃相向，胁迫投降，范承漠挺身大骂，誓死不从。他在福建颇有政声，耿精忠怕杀了他会失民心，只好拘禁起来，派了三十二名卫士，轮班看守，同时派刘秉政劝他多次，范承漠始终不降，于是惹恼了耿精忠，一面拘捕范氏家属，一面占据福州，起兵造反，发兵三路，分起邵武、福宁、建宁、汀州等地。
等整个福建落入耿精忠手中，他又分三路出兵北伐，东路取浙东沿海，西路取江西广信、饶州；中路出仙霞岭的浙江金华、衢州等地。
朝廷得报，亦分四路出师平乱。奉命大将军康亲王杰书与宁海将军贝子喇塔，由浙江人福建，兵到衢州，大破耿精忠手下大将曾养性所部，进围温州。又大破耿精忠的另一大将马九玉所部，乘机收复江山、常山。
中路如此，东路则为浙江总督李之芳力阻；西路又为清军所取，耿精忠的部将白显忠乞降。曾养性一看大势已去，亦在温州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