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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良咬了咬牙轻轻地说了一声“保重”回过头就走了。
黄彩觉得这“保重”的语音有些异样，声音虽小，可分量很重，好像那不单是对我黄彩说的，也同时是对他自己。
“妓女教养所”很快又调来了新的领导，新来的指导员也是个中年女人叫朱大秀，是从农村土地改革积极分子中提拔上来的。朱大秀看起来很憨厚，皮肤黝黑，矮墩墩的身板相当结实，她好像不苟言笑，两只眼睛鼓鼓地看人，随时给人一种苦大仇深刚毅不屈的感觉。黄彩把李子良对她最后说的“保重”两字常常记在心里，在反复思量那些话之后，不知怎么倒让她突然变得沉静起来。她每天认真查房，检查伙食卫生，种瓜种菜缝纫生产都自己动手。她开始认真去看吴秀明留给她的书，对所里的事她再也不去争高下，什么事都听朱大秀的。然而，这朱大秀一来黄彩就觉得她来者不善，除了管教更加严厉之外，好像从不把黄彩放在眼里。朱大秀虽然大字不识却特别喜欢听人家念文件。她启用了一个性格柔弱文质彬彬的管理员专门帮她读这些东西，每次开会就喜欢叫她反复读，读了文件又没完没了地叫她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唯物主义辩证法”以及“反杜林论”。那些书看来有些深奥，不仅这管理员读得结结巴巴，好像这些开会的人也听不大懂。在读的时候朱大秀的眼睛不停地左右巡视，显然她也没听懂。然而，她绝不允许任何人走神，更不允许任何人提问题。每天开会的时候她反复说：“我要决心整顿过去那种没有原则、无组织无纪律、目无党的领导的不良风气。这是上级给我的指示，我必须像无数革命先烈那样坚决执行。”
这比喻虽不贴切，可朱大秀倒觉得非常得意。她实在看不惯黄彩，却绝不像刘芳那样开会的时候才说，而是不论在什么场合当面就说。“黄彩，你早上怎么不按时起床？你看你那个床，简直像鸡窝一样！”
“黄彩，你怎么和那些妓女说话随随便便，哪里像个革命干部？”
“黄彩，你怎么不发言？我就知道你心里想些什么！”
每当这个时候，黄彩只是看着朱大秀发笑，确实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朱大秀可没对她笑，马上黑着脸说：“你怎么不说话？刘芳就给我说过，你过去是个地主，还是个和帝国主义反动分子勾结的、会耍枪的地主。你笑什么？你还笑得出来！我一看就知道，你骨子里就没有什么好东西！”
黄彩似乎看到了一个比原来还厉害的刘芳。她觉得原来那刘芳还文绉绉地给你来一大通道理，而现在这个朱大秀却直截了当，冷不防就给你来一杠子，还从来没有多余的话和表情。她就像一架推土机，只管推开所有她认为是挡道的东西。
黄彩尽管心里憋气，却也不愿显露出来。每当这个时候她就会去想李子良叮嘱的那些话：“事情嘛，都应该想得长远一些。……要接受新事物，千万不能那么任性。”
“妓女收容所”的空气很快就紧张了起来，一个个管理人员又开始板着脸，特别是对黄彩，她们自然已经看出了上面对她的态度，平时也不敢随便和她交谈。
可能正是因为朱大秀说黄彩是玩枪的地主，是和反动军警地痞流氓混在一起的地主，在妓女们给她说话的时候，显然是投其所好地放肆起来。她们专门给黄彩讲一些妓女里的侠义故事，比如说，摸了有钱嫖客的包，去给自己的穷相好；比如说，她们过去在妓女院曾经练过那“下面”的“功夫”，最厉害的能同时压碎两根黄瓜……
黄彩听了恶心，心里想：那是啥？全是他妈的下三烂！她也曾想按照吴秀明原来说的那样去帮助她们，然而让她想不到的是，刚谈了话就有人在背后打小报告，说是黄彩除了给她们讲下流话之外只会搞小恩小惠，听不出什么有觉悟的话来。
朱大秀马上把黄彩叫来说：“我早就知道你会原形毕露！刘芳早就跟我说过，你喜欢骂人，还会打架。我才不怕你那一套！你要不信，我们就来试试！”
这可把黄彩气得没法，自尊心也伤得厉害，她本来还想解释一下，看到朱大秀那满脸固执油盐不进的模样，什么话也不想再说了。这个时候，她虽然觉得朱大秀和刘芳是一个腔调的人，可刘芳多少还以身作则，不断地讲自己信仰的那番大道理。而朱大秀根本就只知道说是为自己的翻身解放报恩，执行起恩人的任务来，没任何道理可讲，不管是青红皂白总是奋不顾身。面对朱大秀的蛮横无理，黄彩回过头想想，倒觉得刘芳还有些可爱。
黄彩开始感到了自己的孤立，想上进的心思也慢慢懈怠下来，心里空空荡荡，对过去所有美好的怀念和上进的心思也慢慢离她远去。这孤独的屈辱让她越陷越深，她只能经常酗酒，以解脱心里的苦闷，早年袍哥堆里的那一套任性的东西又很快地显露出来。
一个专区的记者慕名到孤岛上来采访，那记者怀着对昔日“侠女”的敬重，一本正经地提了几个问题。没想到黄彩根本没心思回答。记者又深沉地问起过去怎么帮助游击队的事。黄彩依然不搭理，还顺手拿了一瓶酒来咕噜咕噜就喝了半瓶。记者等了半天黄彩才慢悠悠地说： “那都是过去的事喽，说那些还有什么意思，那些事我也忘了，再也不想提起了。
”记者又想再问些什么，黄彩摆了摆手，竟闭着眼睛说：“这里真他妈不是人呆的地方。”接着她突然睁开了眼睛，满口酒气地大叫起来：“她妈的这里除了横婆娘，整天就是妓女！除了不讲道理就会扯头发打架日妈日娘说怪话。一会这个向你乱汇报，一会那个打你的报告，尽他妈的小人谗言，把老子也套了进去！”这一通莫名其妙的牢骚弄得那记者大吃一惊，一时竟然被吓得摸不着头脑。他只好收拾纸笔
，目瞪口呆地匆匆离去。
黄彩在“妓女教养所”也实在呆不下去了，她给区里一连打了几次报告。报告里说：“我实在干不了这个工作，随便安排我到什么地方也比这里强。”
在她和教养所的指导员朱大秀狠狠吵了一次架之后，又写了一次报告：“再不调我走，我就要疯了！”这报告从区里递交到县里，县里管人事的查心梅早就接到过几封检举黄彩的材料，她给何大羽说了几次，可何大羽总是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全面看待黄彩，她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帮助过地下组织，那是我们都亲眼看见过的。解放前她帮助过游击队，那也是有证明材料的。不论怎么说，她的本质是好的，过去的行为也是应该肯定的。”查心梅说：“她是地主，社会关系那么复杂，现在又不接受改造，我就担心
上面说我们包庇她，搞不好就像李子良和吴秀明那样，把我们也套了进去。”
何大羽说：“是啊，这个人是有些特别。记得第一次去你们家相亲的时候，她帮抗日宣传队那威风凛凛的模样，实在让我佩服。我们那时候怎么样？还没有她的觉悟高哩。我想啊，在敌后要做一点事也实在复杂，还是应该看她的主流啊。”
心梅不好再说什么，就让黄彩离开了那孤零零的江心小岛。所有人也不知道她能干什么工作，想来想去也只好先安排她去回龙县妇联去当门房。黄彩如释重负，坐船沿江而下又来到这回龙县城。上了码头，发现这里已冷清了许多，先前到处吆喝的香烟瓜子、盐茶煮鸡蛋之类的小商小贩也没有了，只有几个农民在趸船口上摆放了几筐蔬菜。黄彩除了问梅在县城里好像也没有什么知心朋友了，离开的时候没有人送行，
现在也没有人迎接，一个人孤零零地低着头在磨光了的石梯慢慢往上走。才两年多的时间，她的身体已不再像当年那般矫健了，爬这一百多步石梯也开始喘气了。走上大街，好像这里也少了过去那样人来人往的生气。她本想在菜市口的茶馆里坐一坐，碰碰几个过去的熟人，可茶馆已上了门板。她想问旁边的人，可人家也只是指了指那门板上的封条，还用奇怪的眼神看了看她。黄彩也觉得诧异，可也只是笑笑，也不想再开口问话。
一路上，不少店铺都关着门，街上还挂了不少“坚决拥护三反五反运动！”“不揪出大老虎誓不罢休！”的标语。当路过昔日老街的时候，很远就听见商会那边传出了一阵阵口号的声音。当她越走越近突然听到了“打倒不法资本家黄剥皮！”“……要低头认罪！”的吼声之后才大吃一惊。她捏了捏自己的额头定了定神，赶紧快步向商会的大门口走去。街边也没什么人，而商会的院坝里面却围了好大一堆闹哄哄的人群。透过进厅的走廊，看见那人群中间冒出了一个老头，那老头的模样似乎有些认识。黄彩急急跨进院坝，只看到那老头耷拉着脑袋光着上身站在桌子上面，正午的阳光照着那露出的肋骨，汗水也沿着那突起的肋骨不住地往下面滴。当她看见那光光的秃顶和稀疏的几根胡须之后，很快就认出了那是解放后被选出的商会会长黄敬霆。
就在黄彩能参加的那次政协会议上，就听说黄敬霆当选了县里工商联副主席。然而她实在不明白，当年还说他是开明士绅，现在却又如此可怜巴巴的站在这里。院坝里人声鼎沸，呼口号的、跟着起哄的、看笑事凑热闹的什么人都有，黄彩心里感到一阵发紧，回过头来走到了门廊外面。正当她侧脸向旁边屋檐看的时候，却更让她大吃了一惊。在屋檐下，四个捆扎的竹笼一溜排开，那笼子刚一人高，每个笼子里面竟然都站了一个活人。黄彩仿佛觉得那里边有人眼熟，不禁定睛一看，那排头的不是政协委员冯鸿举吗？她走近了再看，那冯鸿举站在里面两手下垂，衣着整齐胡子也刮得光光的。她想上前和他说话，冯鸿举却目不斜视一动不动，手里捧着本文件，口中还念念有词，一点也不想和外面的人搭理。
黄彩挤出来的时候，正碰到商会的门房老周。她实在忍不住问是怎么回事，老周笑着说：“你看不出来吗，那笼子的门没有锁，还是他们几个人自己搬来要求站进去的。冯鸿举自己说要接受改造，要求赎罪，从新做人，那站笼子的名堂还是他发明的哩。他每天像上班一样，早上八点到下午六点，准时得很，连中午也不休息，你叫他出来他还不出来哩。”
黄彩觉得这人世间真是有些稀奇古怪了，那带过兵、打过仗、见过大世面的冯鸿举当年也算县里的枭雄，怎么会想出了这样作践自己的怪招？黄彩不由得也闭嘴笑了笑，自言自语地说：“亏他想得出来。看他那模样，真不愧是见过大世面的。”
老周也笑着悄悄对黄彩说：“你这就不懂喽，现在是三反五反，他把店铺全都交给了公家还要赎罪，那是看清了现在的路数，我看他是聪明。”
黄彩从商会出来，路过县里的建筑公司，竟然又看见几个笼子排在公司的过道里。不过，这笼子要高大得多，据说里面站的是两个工程师和两个正副经理。有一个笼子的前面围了一大群人，还不时发出一阵阵嘻嘻哈哈的哄笑。黄彩过去听了一会，那关在里面的人竟正在讲故事，讲的是国民党的银行修